文字训诂之学是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的
基础之学
王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摘 要：文章提出了文字训诂之学是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的基础之学的命题，并结合作者数十年的学术生涯进行了阐述。论文分别从早期学术训练、学术成果、学术方法、顾廷龙导师、文字训诂之学的溢出效应、文字训诂之学的长期主义等视角进行了案列分析，指出在图书馆古籍整理进一步受到重视并不断推进之际，提出文字训诂之学的基础作用，对于古籍整理的人才培养、高质量推进和可持续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文字训诂学 学术研究方法 古籍整理 顾廷龙
0 问题的提出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想到了文学训诂之学是学术研究与古籍整理的基础之学的命题，结合笔者在数十年学术生涯中的一些感悟，与图书馆业界的同行就此进行一些回忆、探讨与请教。
1 文字训诂之学的最初训练
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1978级的大学生，怀着少儿时代对文史的浓厚兴趣和基于“文革”中多年自学的基础，正规的大学学习生活开启了人生学术生涯中的更为系统、更为广阔、更为深入的学习和训练。20世纪70年代末高校的学术氛围十分活跃，各类学术和文学社团纷纷建立。1979年8月8日，上海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一些青年古文字学人决定成立古文字学术社团，1979年8月30日，十多位青年学人在上海虹口公园草坪上经集体讨论，定名古文字学术社团名为“上海青年古文字学社”，学社成立时为12人，来自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机构，我也慕名充数其中，成为自己学术生涯研究方向的重要起点。
上海青年古文字学社成立三周年纪念（1982年7月）后排左2为王世伟
学社成立后，先后举办学术交流会和学术年会、创办油印本《古文字》学刊、拜访古文字学术前辈、参观上海博物馆的甲骨实物等。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著名学者李学勤（1933-2019）、管燮初（1914-2001）、裘锡圭、于省吾（1896-1984）、王世民、王春瑜、胡厚宣（1911-1995）、邹衡（1927-2005）等纷纷来函表示祝贺。于省吾先生在来函中谓：“来函和《古文字》一册均已收到。青年为研究古文字而结社，并出版刊物，这是前所有未的。古文字这门学科，我本来认为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而焦虑，现在你们这样的热情壮学，使我十分愉快。”1980年8月3日，上海青年古文字学社举行了第一届年会，全体学社成员悉数出席，我在会上交流了正在撰写的《〈说文解字〉部首“同部异分”析》的研究心得，这也是笔者学术生涯中正式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在上海青年古文字学社成立第二年的1980年初，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李玲璞（笔名李圃，1934-2012）老师的指导下，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立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小组”，主要是1977级和1978级的在读多位大学生，也吸收了本校历史系个别在读大学生参加，我也有幸添列其中，这样就开始了比课堂学习更为专业更为深入的文字训诂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李玲璞老师的悉心指导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高度，小组成员的经常交流切磋进一步提升了学术研究的兴趣并活跃了学术研究的思路。
在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小组中，有我同班同学何崝。当时我们在李玲璞老师的指导下认真研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特别是其中的540个部首字。在此基础上，主要由何崝与我开始编选《说文部首汇释》，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协助参加了资料的收集与检校，历史系戴家祥先生（1906-1998）给予了热情的赞助，中文系资料室和上海青年古文字学社的同仁等在资料提供和校对等方面也提供了诸多帮助。从1980年初至1982年初，经过二年时间的努力，《说文部首汇释》完成。
《说文部首汇释》（1982年1月）
2 学术研究方法的初步尝试和训练
在参加上海青年古文字学社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小组的过程中，笔者开始了撰写学术论文的最早尝试。这些学术论文撰写的初步试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笔者此后数十年中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和特点。
笔者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为《〈说文解字〉部首“同部异分”析》。自参加古文字研究小组后，在编辑《说文部首汇释》和研读古文字学著作的过程中，开始酝酿撰写学术心得。我原来计划围绕“方”字的形音义进行单字的考释，但当时的学术功力和见识都还不足，感到要写成单字考证的论文尚力不从心。但在对许慎《说文解字》540个部首的总体反复比较中，笔者以比较质疑的思维发现了其中存在的“同部异分”问题，并分别从“不明古形而异分”、“不明古音而异分”等维度进行了诸多案例分析。这种学术研究的总体比较方法当时得到了李玲璞老师的肯定和鼓励。论文形成思路后，首先在上海青年古文字学社的学术座谈中进行了交流，得到了同仁们的肯定。1980年11月，这篇论文习作收录进《古文字论文小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小组编印）的内部油印本。此后，笔者将此稿寄投图书馆专业期刊，《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2期予以正式发表。
《〈说文解字〉部首“同部异分”析》油印稿
（1980年11月）
《〈说文解字〉部首“同部异分”析》一文中所采用的总体比较的学术研究方法，成为笔者此后数十年中在学术研究中所采用的重要方法，如《20世纪上半叶中国年鉴编纂出版论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上海城市发展与图书馆发展的互动作用》（图书情报工作2005年第7期）、《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年第2期）、《图书馆智慧体是对图书馆有机体的全面超越》（图书馆建设2022年第3期）等论文都是采用了总体比较的研究方法并产生了学术发现和学术创新的研究效果。
笔者早期所撰的另一篇论文是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在大学三年级的1981年5月形成了初稿，论文题目是《试论〈说文〉音训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
《试论〈说文〉音训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手稿
（1981年5月）
笔者在对《说文》及相关研究著述阅读与思考的过程中，发现了《说文》作为以形训为特点的中国早期字典中有诸多分散的音训信息，对这些碎片化的训诂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后，发现了这些信息背后存在着一定的文献语言学的规律，在训诂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历史的价值。笔者在论文开首中指出：“由于历史上一直把《说文》作为文字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即使从训诂学上对其加以研究，前人也多注重形训而不重音训。本文试图从音训的角度，探讨一下《说文》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论文从《说文》以前之音训、《说文》音训体例之创立（包括形声、省声、转注与假借）、开语源学之先河（包括形声说、亦声说、方言解诂、声训、重文等）等方面对《说文》音训的大量碎片化案例进行了归纳分析，试图揭示这些信息背后的训诂学在音训方面的发展逻辑和规律。《试论〈说文〉音训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所采用的对碎片化信息进行分析归纳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成为笔者此后数十年中在学术研究中所采用的重要方法，如《政书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尺牍文献》（文献2002年第期）、《中国特色公共图书馆发展道路初探》（图书馆杂志2013年第5-6期）、《论公共图书馆服务品牌》（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年第6期）等论文都在诸多碎片化信息整合联系的过程中发现并揭示了其中背后所隐寓的学术规律和专业逻辑。
自1981年5月《试论〈说文〉音训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一文形成初稿后，笔者又作了个别修改，于1982年上半年作为毕业论文上交。1982年夏季毕业前夕，有一天李玲璞老师在路上叫住我，说史存直（1904-1994）先生要我去他家里，我问有什么事，李老师说不知道。我于是根据李老师给我的地址，怀着有些紧张的心情到了华东师大二村5号三楼史先生家中，进门后，史先生叫我坐下，拿出我写的《试论〈说文〉音训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毕业论文对我说：“你的论文我看了，写得很好，希望你能够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我今天叫你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对你写的论文当面给予鼓励。”短短几句话，让我些许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内心涌起了一阵感动。史先生虽然给我们上过选修课，但难有机缘当面请教。那天与史先生道别后，我心里想，一位语言学界的著名学者为一位素未谋面的大学生的论文专门让作者到家中给予肯定和激励，这是多么让人感动的教师情怀啊，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后来获知，史先生对于青年学生和教师一直是有这样的学术关爱的。1991年6月2日，史存直先生在给华东师大中文系青年教师李露蕾的信中写道：“我的音学方案经过五十七八年才写出一个轮廓……我打算把我的《汉语音韵学纲要》修订再出版，请你也来参加我的salon活动。”
3 顾廷龙导师的文字训诂之学
1982年我中文系本科毕业后，根据自己的文字训诂的兴趣，慕名报考了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的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师从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1904-1998）先生问校勘学。从顾先生的学术生涯来观察，他正是以文学训诂之学作为历史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研究的基础并伴随了他全部的学术和事业人生。
1930年4月，顾先生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学系就读研究生期间所完成的毕业论文选题为《说文废字废义考》，当时论文的评阅者为国文学系研究院委员会主席郭绍虞（1893-1984），另有论文审阅者容庚（1894-1983）、吴文藻（1901-1985）、黎锦熙（1890-1978）、钱玄同（1887-1939）、胡玉缙（1859-1940）诸先生。《说文废字废义考》共分为六篇：绪论、废字考、废义考、字废例、义废例、结论，较为系统地发现提出并分析阐述了《说文》中废字废义的文字形义历史发展现象。
《顾廷龙全集》所收说文废字废义考 古匋文孴录
论文完成两年后，顾先生对自己所撰研究生论文的学术旨趣进行了总结，他在1932年4月16日在《说文废字废义考序》中开首提到：“余弱冠始习许书从事段、桂、王、朱之书，得识文字之义例。四年而后读器铭卜辞，其文字则真商、周遗型矣。”顾先生还指出：据《说文》以溯金文、甲骨文，是为阶梯；夫欲为古文字之研究，当以整理《说文》为前提；不熟习许书，而欲解决金文甲骨文者，是孟子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
顾先生在《说文》废字废义考的学术研究过程中，萌发了对异体字的浓厚兴趣，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尝以异体字为特点的《集韵》之学。《集韵》作为重要的中古韵书，收字53525字，成为收字较多的古代字书，其收字原则是“务从该广”，只要有据，各种异体一并收入，一字多体成为《集韵》的一大特点，所收的诸多异体字保留了文字历史演变中的一些古老字体。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上海图书馆馆藏述古堂影宋抄本《集韵》，顾先生在1983年12月所撰跋文中指出：“《集韵》虽修于宋人，而故书雅记所载奇字异音甄采致备，其赅博超越前修，当为韵书之总汇。……五十年前，龙负笈燕京，从事《集韵》之学，先后承叶揆初（景葵）丈以过录段校邮示，张仲仁（一麐）丈亦以许勉夫（克勤）校本相假，均经迻写，未及研读。而卢沟桥事变，举家南旋，此事遂废。”据此可以了解顾先生文字训诂之学中对《集韵》与别体字在青年时期的学术追求与此后身不由己的学术遗憾。
顾先生的文字训诂之学还聚焦于《尚书》经典文献中的文字问题。1995年3月，顾先生在《尚书文字合编前言》中指出：“吾家顾颉刚先生曾说：'经学中之今古文问题以《尚书》为最复杂，加以字体传讹者弥多，遂至纷乱而不可理董’。”顾先生在前言中还从《尚书》文字的历史发展源流，阐述了先秦《尚书》的面貌、西汉的今古文、东汉的科斗古文、东晋的隶古定、唐代的今字和异体字、五代的科斗古文和宋代的隶古定等文字训诂问题。1996年1月，《尚书文字合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接续努力，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顾先生的文字训诂之学为出土文献的古籍整理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独特专业能力。邓伟志在《忆顾廷龙识汉代竹简》一文中提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顾先生辨识马王堆出土文献的情景。1974年国家文物局把辨识汉代竹简的任务交给上海。邓伟志说，他当时“拿着竹简照片拜访了三位老专家，以为三位合力可以快一点完成任务。一位是上海社科院古典文学专家，他说他不识汉竹简上的文字。再是上海中医学院一位八十多岁的中医史专家。他说他也不识竹简，但是辩识出来以后，他愿意研究、评论竹简所写的在医学史上的价值。第三位，其实是我最先拜访的，那就是版本学家、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他答应试试看。”大约一个星期，顾先生对邓伟志说：“绝大部分认出来了，认出来的我用钢笔写出来；有个别地方认不出的，我就在相应的格子上用铅笔写个大大的'口’字形方块。还有个别既不是一点没认出，也不是有十分把握，我就据我所半认出的字，用铅笔写上，以别于钢笔。”文字训诂之学对于出土文献古籍整理之重要性于此例可见一斑。
除以上所述外，顾先生还曾编纂《古匋文孴录》，1936年作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文字史料丛编之一出版。顾先生在1936年元旦所写的自序中说：“余夙好古文字，以匋文未有专录，刻意搜访。”顾先生的文字训诂之学为顾先生一生从事古籍整理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并形成了多方面的古籍整理成果。顾先生不仅形成了《古匋文孴录》、《尚书文字合编》等古籍整理的重要学术成果，还在《影宋抄本集韵跋》等诸多文字训诂整理成果的序跋文字之中，运用文字训诂之学阐明分析了古籍文献发展的文字规律和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为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4 文学训诂之学的溢出效应
在大学本科文字训诂之学训练的基础上，笔者又在三年读研期间继续了这方面的训练。笔者研究生论文原来定题为《敦煌文献中的别体字研究》，但局限于当时国内外敦煌文献别体字第一手资料获取存在极大困难，于是论文题目改为《孙诒让校勘学研究》。作为晚清亁嘉学派后殿人物的孙诒让（1848-1908）也是文字训诂大家，这样便进一步加强了笔者的文字训诂学基础。大学和读研的七年时间中的文字训诂之学的训练，为笔者之后的数十年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溢出效应。
1985年笔者研究生毕业后，适逢四川巴蜀书社约请顾先生写《尔雅导读》，顾先生便将这一书稿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我，促使我在之后的数年中在上海长乐路富民路口的合众图书馆旧址看了许多雅学文献，也对雅学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思考。《尔雅导读》后由巴蜀书社1990年1月出版，内容涉及《尔雅》总论、价值及其影响、注本、研究书目、版本、研究方法等内容。20世纪90年代初，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和周天游先生牵头整理《十三经》，由于《尔雅导读》的出版和在此前后笔者发表的一些《尔雅》研究的论文，使我也有幸添列于十三位学者的整理行列，具体负责《尔雅》的校点。在整理过程中，笔者以宋刊单注、宋刊音义、宋刊单疏本汇为一本，以求复《尔雅》宋版原貌，2010年10月，《尔雅注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又按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要求，以《尔雅注疏》的分卷为依据，择要出版了单注本《尔雅》，2015年2月第1次印刷后，至2022年11月，已是第8次印刷。可能是《尔雅导读》、《尔雅注疏》的缘故，当2012年底国家图书馆启动《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时，笔者也承约了《尔雅史话》的稿约，并于2016年12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在《尔雅史话》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力图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较为全面地介绍《尔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二是深入浅出地介绍《尔雅》的内容和版本流传；三是向读者提供阅读和研究《尔雅》的方法与路径。书中根据所述内容配了彩图，以期能达到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效果。
《尔雅史话》（2016年12月）
《古文字诂林》项目起始于1991年春，这是上海古籍整理的重点项目，由王元化先生（1920-2008）创意并指导，由顾廷龙先生推荐李玲璞老师担任主编。我因前期的文字训诂的相关基础学习以及师从顾廷龙先生和李玲璞老师缘故，也作为《古文字诂林》的常务编委参加了这一有功当代、惠及后人的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在《古文字诂林》前后编纂的近15年中，我曾参加了各类编纂工作会议、专家论证会议、资料收集与整序、古文字排版与遵守知识产权等项工作，不仅积累了文字训诂的学术研究心得，也为如何管理重大科研项目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1991年10月和1993年10月，《古文字诂林》编纂工作论证会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我曾有幸与傅杰教授（曾执教复旦大学，现受聘浙江大学马一浮学院）具体负责有关会务工作，得以有机会近距离向戴家祥、张岱年（1909-2004）、胡厚宣、张政烺（1912-2005）、周一良（1913-2001）、管燮初、任继愈（1916-2009）、钱伯诚（1922-2021）、汤一介（1927-2014）、傅璇琮（1933-2016）、李学勤、裘锡圭、许嘉璐等学术前辈请教，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珍贵的记忆。2004年12月，《古文字诂林》全12册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古文字诂林》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约我编纂《趣味汉字字典》，我感到这一选题很有意义，因为它与一般的字典基于部首、笔划、拼音、号码等的排列方法不同，而是采用了字形类聚的方法；这样不仅有助于使用者了解汉字字形的发展变化，而且能够在掌握文字形义方面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同时增加了汉字学习和检索的趣味性。
《趣味汉字字典》（1997年5月）
5 文字训诂之学的长期主义
文字训诂之学作为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的基础之学，是历史文献学术研究的根基，体现出古籍整理的专业能力，在学术研究与古籍整理中需要秉持长期主义予以坚持，以发挥其久久为力的学术能量和方法效益，笔者也是这样做的。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特色的智库体系建设兴起高潮，图情界的智库研究也随之形成热点。由于中国学术界文字训诂之学不讲久矣，因此在智库研究的高潮中，也出现了一些硬伤。有的智库著名学者望文生义，认为“智”字的字形是由上日下知部件组成，认为是每天的进步形成智慧。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央媒体《光明日报》在所开辟的第109期“智库”栏目的2017年元月“新年致读者”文字中也犯了同样的低级错误，认为：“'智’者，从日从知。简单的造字法蕴藏着深邃的智库之道。”这样错误的学术信息广泛传播将对智库研究产生误导，因此，笔者根据文字训诂之学的基础，运用《说文解字》和历代文献中的训诂资源，在《文汇报》的“智库”栏目中发表了《智库之“智”的多重内涵》的文章。
《智库之“智”的多重内涵》载《文汇报》2017-03-01（12）
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问学问道，对于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命题。2020年，笔者在演讲的基础上发表了《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问学问道》的论文（《图书馆论坛》2020年第3期）。论文正是运用了文字训诂之学展开的。
论文开首的文字分别论述了“学”“道”文字的源流，指出古文字“教”与“学”原为一字，后分化为二字。学，古文作“斆”，在古文字中原属“教”部。《说文解字》教部除部首字“教”外，只有一个属字，就是“学”字。《说文解字》：“斆，觉悟也。从教从宀。宀，尚矇也。臼声。學，篆文斆省。”古文“斆”自秦代以后字体去攴作“學”，后再简化为“学”。如果不具备文字训诂之学的基础训练，在今天的《说文解字》中就难以找到“学”字。而“道”字在古文字中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卷二辵部：“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古道从首、寸。”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云：“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道之引申为道理、亦为引道。首者，行所达也。……从辵首，道人所行也，故从辵。……从寸者，如九轨、七轨、五轨。”可见，道的本义是道路，用人所行之道路来表示。由道路引申为方位、方法、技艺以及事理规律等含义。在论文第三部分的“睿智开新”中，论文分别通过“集、协、加、人”等字的字形字意来进行具体诠释，用以阐释在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学道创新中的睿智开新，文字训诂之学为论文观点的确立与阐发提供了重要助力。
2018年，笔者发表了酝酿多年的《何为经典——经典阅读系列研究之一》（载《图书馆杂志》2018年第8期）约3万字的长篇论文，论文从训诂观、时空观、分类观和文献观的不同视角对“何为经典“进行了多视域的追问和深入的探讨，其中“训诂观”的讨论达1万字，占了整篇论文的三分之一。正是文字训诂之学的前期积淀，使笔者在论文谋篇布局时首先想到了训诂观，并从经、典、经典的中外文字语言的训诂中对何为经典进行了与众不同的多向分析阐述，文字训诂的切入点与研究方法使何为经典研究的逻辑起点建立在文字训诂学的厚实基础之上，提升了论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将何为经典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同时，由于论文有相当篇幅涉略训诂学的内容，所以中国训诂学会的微信公众号也予以了转发，使原本在图书馆界讨论的何为经典的命题，起到了出圈跨界的学术信息溢出效应。
文字训诂之学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在古籍整理中的重要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如果说，目录学是学中第一紧要事，那么，文字训诂之学就是学术研究与古籍整理的基础要事。如同数学之于学术研究在基础方面的重要性，文字训诂之学作为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的基础之学，在学术研究中予以长期坚持，将让人们领略文字训诂之学的独特学术魅力并奠定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基本功力。在图书馆古籍整理进一步受到重视并不断推进之际，提出文字训诂之学的基础作用，对于古籍整理的人才培养、高质量推进和可持续发展，无疑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END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