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卢盛江教授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汇校汇考》）全面系统地了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汉字文化圈《文镜秘府》的研究成果，所用版本最全，注释最详尽，资料最完备，考释最精确，是国际汉学研究的又一典范性成果，是六朝乃至唐代文史研究的新经典。
《文镜秘府论》是日本高僧遍照金刚编撰的一部中国文论著作，书中保留了大量已经失传的六朝至唐代的重要文献，在文论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受到海内外汉学界的特别关注。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小西甚一出版了《文镜秘府论考》（《论考》），八十年代，大陆王利器出版了《文镜秘府论校注》（《校注》），日本兴膳宏出版了《文镜秘府论译注》（《译注》），九十年代日本林田慎之助和田寺则彦出版了校点本《文镜秘府论》。这些著作的出版，给文史研究者带来了不少便得。但《校注》实际只用了二个本子，所用底本校本不佳，校勘材料多据近人整理本所加注，属二次转手的资料，不少不可靠。《译注》重在译注，未作传本调查和异文资料清理，原文校勘上也有讹误。《文镜秘府论》则精于校勘而未有注释。六十多年来，汉学界一直没有一部集校、注、释为一体的集大成性著作出现。
《文镜秘府论》的传本，上世纪40年代小西甚一统计有18种，80年代月本雅幸统计有22种。本书作者查询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又两次去日本，除维宝《文镜秘府论笺》3种古抄本外，仅《文镜秘府论》就查得26种古抄本。目前为止，本书所用本子最全。本书作者根据古抄本中的材料，推衍了草本、证本、点本、别本、或本、异本、亻本的大体情况，并对现存的各种版本的源流进行了考辩。作者根据天卷序中“八种韵”、“文三十种病累”与书内标题和实际内容不符以及若干古抄本中的异文，推测空海作《文镜秘府》可能先有初稿，尔后才有修订本。修稿即所谓的草本，修订稿即所谓的证本。结合当时文籍流传的情况和古抄本中的相关记录，这种推测是完全在道理的。
《汇校汇考》汇集了二十五种传本和二十种校勘、笺注、研究著作，校录了大量《校注》本没有收录的古抄本资料。有些材料可能出自草本，如西卷《论病》“顒约已降，兢融以往”，三宝院本分别注：“周顒沈约草本如此”，“元兢崔融草本如此”。再如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十五龃龉病者”一行右旁页边三宝院本关于“元兢八病”的草本注。有67处材料出自证本，其中天卷20处，地卷5处，东卷25处，西卷17处。此外，《汇校汇考》还抄录在大量复杂的异文。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七傍纽”“或云傍纽者”、“第八正纽”“或云正纽者”以下各本的复杂异文数十条。这些珍贵的古抄本材料，对我们研究《文镜秘府论》本来的面貌以及了解学术界的重大分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汇校汇考》以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一九二七年发行的宫内厅本为底本，该本影印自约日本平安末保延四年抄本，是一个较好的本子。在广泛参照各本的基础上，《汇校汇考》纠正了《校注》、《论考》和《译注》多处脱误。如《校注》的卷次为天地东南西北，《汇校汇考》根据天卷序、《文笔眼心抄》的排序以及醍醐寺甲本天卷封面里的贴纸、高山寺乙本和丙本等三个早期的本子的排序，断定《文镜秘府论》的卷次为天、地、东、南、西、北，并认为这种排序是受到日本人的方位观念和思维习惯的影响。这种考校，既有文本和版本依据，还有文化阐释，是很令人信服的。再如南卷《论体》“体物之貌”，“体”，《校注》误作“艳”，不通，盖所据版本不可靠。北卷《帝德录》“及云神武天挺圣敬日济”，《论考》159条脱“圣敬”二字。脱此二字，则此句不成对。天卷《调四声谱》之韵纽图，《译注》误把“光广珖郭戈果过”置于“光广珖郭戈果过”之前。
考释部分坚持从原典出发，在特定的语境中还原文本意义。作者根据天卷序中“一多后生”一句，认为“一多”为《易》少阴之数，即三十二，“一多后生”指空海十大弟子之首实慧。又结合空海与嵯峨天皇的文学交谊，断定《文镜秘府》作于弘仁八年（817）以后，为推定《文镜秘府论》的作年增添了一种新解。地卷《九意》中有“云从土马”一句，作者以为“土马”指公元五至八世纪流行于日本绝大部分地区的祈雨祈止雨的土马信仰物考古出土的，“云从土马”描写的就是日本古代夏旱时以土马祭神祈雨的情景，出典在日本。作者运用考古学、民俗学、文化学对“土马”的出典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显示了学者较宽阔的学术视野。作者坚持以文论为视角，对《文镜秘府论》中的文论范畴进行了重点阐释，如齐梁体、菁华体、返酬、阶援、寡阶、回文对、总不对对、初腰、四声性质、四声与五音关系、八体、六犯、三疾、平头、两头大中间细、要煞、鹤膝、傍纽等，使这些文论史上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范畴变得清晰起来。
二
走过百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理论的建构，二是资料的整理。这二条路线相互交织，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家如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王运熙、罗宗强等都曾为建立完备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逐渐向范畴研究、文体研究发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局面，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建设和中西文化对话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学批评理论建设的同时，文论的资料建设也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郭绍虞长期主持中国诗话的整理工作，组织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出版了中国诗话系列。他的《沧浪诗话校释》，更是诗话文本整理的典范作品。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1982），熔校、注、考释为一炉，将古今文献整理的方法提到了新的高度。八十年代中期，我有幸成为文学批评史专业第一个博士生，遵照施蛰存先生的指导，以《诗品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在《诗品》研究方面有许多知名的专家，出版了许多著作，我面临很大的压力。王运熙老师对我说：“要用杨明照先生研究《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方法来研究《诗品》。”那时我就感觉到，跟前辈学者比起来，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小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本来是西风东渐的产物，经过几十年的封闭，我们的学术研究跟世界失去了联系，变得自说自话起来。我们应该在世界治学背景下重建研究体系和价值坐标。我尽了最大努力，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文本整理与世界汉字文化圈上。我的《诗品集注》（1994）、《诗品研究》（1998）和《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2003）就体现了这种学术追求。
要做好文本研究，应该从目录学入手，以官私目录的著录为线索，搜罗海内外现存的各种版本，辨别现存各版本的源流，确立合理的底本和校勘标准，再进行精细的校勘。这种工作看似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有时候还得象公安局查案子一样，把各种版本的去向都说得一清二楚，才能令人信服。
一般来说，校勘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纠正底本中明显的脱误，二是校录各本中有研究价值的异文。把文本弄准确了，我们才有可能将文本还原到当初的语境中进行正确解读。如果文本都弄不准确，读来读去终归是误读，争论来争论去，却没有什么价值。对文本的解读可以分为两种，文本范围内的解读和文本范围外的解读。文本本身构成一个完满自足的系统，前言与后语、标题与内容、范畴与理论体系、序言与章目都应该可以在整个文本系统内找到合理的解释。如果在文本系统内解释不通，如个别范畴与理论体系不相符合，标题与内容不一致，序言与章目相脱离等，这就要在文本之外进行解读，借诸于文本的形成史，流传史和接受史，而这些信息大多藏在文本的著录、序跋、异文、评诠中。文本内的研究与文本外的研究可分开，对文本的立体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部经典文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接受史与阐释史。文本从来就不能离开接受和阐释而独立存在。将文本原旨研究与文本接受史、阐释史研究结合起来的体例，我们称之为集注、汇考。作者在考释“永明体”时，就引郭绍虞、徐青、王钟陵、何伟棠、刘跃进、吴小平等各家之说；在释“风力穷于和韵”时，引李详、纪昀、黄侃、范文澜、郭绍虞、罗根泽、刘永济、王力、饶宗颐、冯春田、朱宏达等各家之说。集注和汇考并不是将资料按时间顺序作简单的陈列，而应该在论点中见学理，在学理中见学派，在学派中见思想，在思想中看到一个时代的学术。可以说，集注是一种既在深度，又有广度的有凭有据的文化阐释。
文本整理与理论构建是相辅相成的。文本所使用的重要范畴，与同时代的同类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横向联系。我们在一个文本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往往可以推动其他的文本研究，有重点突破实现全面突破的可能。这个途径，总比走马观花似的所谓系统研究要好得多，要可靠得多。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界都似乎过分热衷于理论的探讨，资料整理的工作几乎停滞不前。有些人过分追求新材料，却忽视对经典文献的再解读，这很容易滋长浮忽空泛的学风。与其大谈中西文论对话，不如静下心来，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汉字文化圈中的重大成果逐个进行总结，形成如《汇校汇考》一般的典范性成果，形成一股文学批评研究的新风气。我相信，这会更加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书品》2006年第六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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