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樂賢
敦煌汉简
湖南馬王堆帛書
湖北郭店楚簡
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
饒宗頤早年專心於《楚辭》研究，對楚地出土文物和文獻一直十分關注。他的簡帛學研究，就是從考釋楚簡和楚帛書開始的。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就撰有《戰國楚簡箋證》、《長沙出土戰國繒書新釋》等著作，是我國研究戰國簡帛的先驅者之一。與此同時，他也開始關注西北漢晉簡牘，發表過 《居延零簡》、《居延漢簡目瞤耳鳴解》等論文。此後，他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相繼發現的大量戰國秦漢簡牘帛書十分重視，除及時發表相關研究論文外，還在20世紀80 年代初與曾憲通教授合作，集中研究楚地出土文獻，先後出版 《雲夢秦簡日書研究》、《楚帛書》等簡帛學著作，爲睡虎地秦簡《日書》和楚帛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後來，饒先生又在馬王堆漢墓帛書、漢晉簡牘以及新出楚竹書研究等方面發表了許多新的論作，還手創漢簡編年體系，主編《敦煌漢簡編年考證》、《新莽簡輯證》、《居延漢簡編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倡導建立簡帛電腦資料庫，從各個方面爲簡帛學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
比較而言，饒先生的簡帛學著作沒有甲骨學、敦煌學著作那樣多，但他在簡帛學上的貢獻和影響卻很大。饒先生的簡帛研究，與他的甲骨文研究、敦煌文書研究一樣特色鮮明，創獲甚多。
饒先生研究簡帛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快而新。饒先生知識淵博，對新發現的資料又一向十分敏感，經常是一種新材料甫一公布，饒先生很快就有論著進行研究。饒先生的簡帛學著作也大都具備這一特點，因此，饒先生很自然地成爲了簡帛研究學科的導夫先路者。其實，饒先生的簡帛學著作不只是材料“新”，更重要的是學術見解“新”，學術境界“新”，如王國維所說，由“新發現”引出了“新學問”。例如，睡虎地秦簡《日書》公布後，饒宗頤就與曾憲通教授以最快的速度推出《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這是學術界第一部研究睡虎地秦簡《日書》的專著。在當時學術界對《日書》之類數術文獻普遍感到陌生，還不知道應當如何下手進行研究的時候，饒先生發凡起例，及時推出力作，爲《日書》研究樹立了典範。該書解決了《日書》研究中的許多疑難問題，提供了從數術史角度研究《日書》的範例，堪稱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乃至整個戰國秦漢簡帛數術文獻研究的奠基之作。又如，馬王堆帛書《刑德》公佈不久，饒先生迅即撰文討論其中的“攝提”、“顓頊”等神名，既解決了帛書《刑德》研究中的疑難問題，也爲以後的《刑德》研究指明了方向。饒先生總能在第一時間撰文討論新出簡帛資料並提出獨到見解，得益于他平時積累的廣博知識和敏銳的學術眼光。饒先生博覽群書，通曉古今學術流變，即使是多數學者很少接觸的古代擇日、養生、音律之學，他也十分精通。因此，每當遇到新出簡帛材料時，他總是能夠很快確定其學術性質和學術價值，還能觸類旁通，在第一時間提出真知灼見。
饒先生研究簡帛的另一個特點是深而廣。饒先生博聞強記、知識淵博，其著作向以考證見長。饒先生對許多簡帛材料所做的考訂同樣精彩紛呈，創獲甚多。例如，在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中有一篇以“稷辰”爲題的簡文，體例與《日書》甲種中以“秦除”爲篇題的建除占文相似。在《日書》公佈之初，沒有人明白“稷辰”這一篇題的含義。饒宗頤先生在《雲夢秦簡日書研究》中率先指出，“稷辰”就是見於古書的“叢辰”。後來，又有幾位學者對這一說法進行補充論證，指出“稷辰”是“稷辰”的訛寫，“稷辰”又是“叢辰”的通假，從而使饒先生的創見得到證實。由此可見，饒先生在《日書》研究方面功力深厚，是真正的專家。但與多數長期專攻某一領域的專家不同，饒先生治學領域寬泛，他的著作幾乎涉及到了簡帛學的各個方面。在簡帛典籍研究方面，他既重視《周易》、《老子》等經學、子學要籍，也喜歡研究《日書》、《引書》等數術、方技文獻。在文書研究方面，他既重視邊塞發現的官方文書，也專門討論過遣策、信劄之類私人文書。在饒先生的心目中，這些簡帛材料各有其用，都可以爲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提供新的線索。尤爲重要的是，饒先生並不滿足於文字釋讀和文獻考訂等專門研究，而是十分注意與此相關的宏觀問題，並有意將簡帛學與其它學科打通，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學術見解和研究計劃。饒先生以前研究楚簡、楚帛書和馬王堆帛書時，已經注意到了其中的楚文化因素，並一再利用它們去探索楚文化的奧秘，獲得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因此，饒先生在中國楚文化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近幾年來，饒先生特別重視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等新材料，因爲他覺得利用這些新材料可以開創中國經學研究的新局面。他說：“‘五四’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來看待，不免可惜！現在許多出土的簡帛記錄，把經典原型在秦漢以前的本來面目，活現在我們眼前，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楚簡，詩、禮部分亦已正式公佈了。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去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現在正如蘇軾詩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們應該如何珍惜，再做一番整理工夫，重新制訂我們新時代的Bible。”整理新材料、建立新經學，這是饒先生爲新世紀簡帛研究等學科指出的康莊大道。由於既注重微觀考證，也注意宏觀通識，使饒先生研究簡帛時更重視方法，更重視系統。因此，一些看似散亂的材料，饒先生都要想方設法將它們系聯起來，使之成爲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可靠依據。饒先生主編《敦煌漢簡編年考證》、《新莽簡輯證》、《居延漢簡編年》，並計劃編纂出版《出土史料系年長編》，就是這種認識的嘗試。這種微觀研究與宏觀通識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無疑爲簡帛學的發展和深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的途徑。
雲夢睡虎地秦簡
居延漢簡
饒先生研究簡帛的又一個特點是鍥而不舍、精益求精。饒先生研究楚帛書的過程，最能說明這一特點。饒先生從20世紀50 年代就開始關注並研究楚帛書，後來曾赴美國目驗原物，根據新獲照片兩次做出帛書摹本，多次修訂釋文，到 20世紀80年代撰成《楚帛書新證》（收入《楚帛書》中）。他在自序中說：“十餘年來，楚地出土文物，倍蓰于前，余亦三度漫遊荊楚，作實地考察，所見益廣。爰就多年積累，研討所得，取舊作《疏證》，刪除繁蕪，益以新知，並參時賢近著，泐成此篇。自念矻矻究年，鍥而不舍，復不惜多次訂補；帛書文字，希望自此可以通讀，非敢謂爲定本，後來居上，覽者或有取焉。”直到近年，饒先生還在根據新出簡帛材料檢討以往的楚帛書研究。對於一些因材料不足而導致的錯誤認識，饒宗頤先生並不諱言，而是勇於自新。他在《楚帛書新證》中曾多次修正舊說，近年還專門撰文修正以前對楚帛書“九州不坪（平）”中“坪（平）”字（也見於曾侯乙編鐘）的考釋，並說“舊說之有待修正，後出轉精，是學術的進步”。正是由於這種鍥而不捨的努力和精益求精的態度，使得饒先生在簡帛研究中取得了越來越多的成績。
楚帛書《四時令》（饒宗頤教授摹本）最近幾十年是簡帛材料大量發現的年代，可以預計，今後還會有許多前人“夢想不到的東西”出現。我們祝願饒宗頤先生健康長壽，繼續爲學術界貢獻更多的簡帛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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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博覽群書》2010年第3期。
作者簡介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戰國秦漢出土文獻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书》类文献综合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出土《日书》类文献研究”，已发表学术专著三部、论文八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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