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资治通鉴·汉纪三》
【原文】列侯毕已受封，诏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耳。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又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千秋所食邑，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户。
【臣光曰】刘邦平定天下，萧何、张良、陈平等均封侯，然后就召集这些人商议获第一级功的十八个人的位次。关于谁是首功的问题上，朝堂之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开始，大家都推荐曹参，认为他“受七十处创伤，攻城掠地，立功最多，应当排在第一位”。
这时，关内侯鄂千秋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萧何当局首功。理由是萧何在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士兵和粮草，“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并且还提出，像曹参这样的人是不缺的，而萧何确实独一无二的。因此，萧何第一，曹参次之。
于是刘邦认为鄂千秋说的很对，认为萧何是首功，并对鄂千秋也进行了封赏。
此次论功行赏的过程就是这样。但是细细品读，总感觉有点别样的味道。
首先，在此时商议谁是首功之臣之前，刘邦已经对很多人进行了封侯。而其中，“萧何封侯，所食邑独多”。那时，众将领就已经不服气，“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以猎狗与功狗之分别，驳斥众将，独排众议，“群臣皆不敢言”。不敢言是因为刘邦是老大发话，但不代表大家对萧何服气。
于是在这次论功行赏时，大家都推荐武将出身的曹参作为首功之臣。一是说明大部分人对文臣出身的萧何不服气，也说明萧何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二是虽然得到了刘邦的明示，但大家还是推荐曹参，说明大部分人开始讲矛盾转向了刘邦。
其次，鄂千秋跳出来，不顾众人意见提议萧何为首功之臣，这种明显得罪曹参、得罪大多数人的不讨好做法，显然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
而这个利益点就是刘邦。试想一下，刘邦组织手下这帮人讨论谁是首功之臣时，完全不按照他的思路来。刘邦孤家寡人，竟被他们人多势众嘈吵混杂声音压下去。不仅没有体现和落实领导的真实意图，而且让坐在龙椅上的刘邦难以下台，越发感到对下属的难以控制。这时，鄂千秋既领会到了刘邦的意图，也感受到了老大的难处，于是力排众议、独挺萧何，实际上也是在力挺刘邦、支持刘邦。这让老刘在一帮不知隆恩的下属寒流中感到了鄂千秋忠诚可靠的温暖。
所以，刘邦在鄂千秋说完之后，紧接着就说“善”，一锤定音，不容其他人再发表意见。而且不仅赏赐了萧何，对把鄂千秋封也为安平侯，理由就是“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这个奖赏理由的背后，刘邦意识到武将群体的难以控制，所以才会奖赏鄂千秋、打压其他人。实际上也是在谴责其他人“不明”规矩、“不明”事理、“不明”形势。
所谓“不明”规矩，是因为现在的刘邦已经是功成名就、大权在握的皇帝，而不再是艰苦创业时期称兄道弟的老大。对于皇帝而言，就是至高无上、就是一言九鼎。显然，原先的下属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做到无条件地臣服、听从。
所谓“不明”事理，是因为刘邦之前已经封萧何为侯，所享用的食邑户数最多。这么明显的政治导向，他的这帮下属不仅没有领悟到组织意图，反而还不服气，瞎捣乱，还把怨气转移到了刘邦身上。
所谓“不明”形势，是因为大规模的立国战争已经结束，国家接下去的重点就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了，这时就更需要像萧何这样的文臣来治理国家。而和平年代，武将的政治地位下降是必然的。更何况，同身为武将的韩信还被刘邦监管在眼皮子下呢。
所以，领导在对下属论功行赏时，我们必须要站在领导的位置上去思考、体会奖赏谁、怎么奖赏的问题。显然，明规矩、明事理、明形势是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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