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出自《辨奸论》，事务有其自身的发展趋势，道理有其固有的客观存在；只有“静者”才能见微知著，从细微的征兆预知事务发展的方向，从细小的现象看到本质，从而推断出结论和结果。“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出自西汉刘向编订的《战国策·齐策四》，“见微知著”源自战国韩非子《韩非子·说林上》“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不难理解。“见微知著”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和通过细微征兆预判全局趋势。世间事物万变不离其宗，而且，万变及其宗都是可以认识的；前提是必须静下心来，用心专一且一以贯之，潜心悟道，不被好恶乱心，不为利害乱怀，只有这样方能探赜索隐和钩深致远。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存在几种差异理解。一是看待“事有必至”与“理有固然”的关系不同，理解便会不同；看成是并列关系时，理解为“事务有其自身的发展趋势，道理有其固有的客观存在”，是这里采纳的理解；看成是因应关系，理解便为“事务自有的内在规律决定其有自身的发展趋势”，即俗话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二是对“事有必至”的“事”的看法不同，理解也会不同；“事”的一种理解泛指已经发生或客观存在的事务，此时，“事有必至”理解为“世上发生的事有其自身发展趋势”，是经验总结，这里采纳这种理解；另一种理解指概率上“可能”发生的事，正如墨菲定律揭示的那样，可能发生的总会发生，虽然现在可能还没发生，看似“可能”“偶然”实则“应该”“必然”，此时，“事有必至”便理解为“世上可能发生的事都有其自身发展趋势”，是一个推论。
10）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出自《管仲论》，功业的完成，并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于它产生之时，也一定会有它的根源和预兆。
咋一看似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之意，实则不然。理解这句话需要结合下一句“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苏洵所强调的并非“非成于成之日”和“不作于作之日”，即并非强调事务演变的长期性，而是强调“所由起”和“所由兆”，齐国治平的“所由起”是鲍叔举荐管仲为相，齐国衰亡的“所由兆”是管仲没有荐贤自代，是对佛教“三世因果”论的参透，极富思辨色彩，以此将齐国衰亡的责任推给管仲，纵使管仲再生也有口难辩。因果通三世，事出必有因，“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读《管仲论》，虽气愤管仲死不该不荐贤自代，但更恨的是齐国衰亡在用人不当上，“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臣而无君者矣。”封建专制国家“以一人兴，以一人亡”，悲也。奸佞当道，贤臣无门，君自昏聩，不能“去小人”“用贤良”，悲也。要“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先荐贤自代后才可以死，国无选贤用贤育贤制度，悲也。
11）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
出自《申法》，度量衡和法律必须由官方掌控，以求天下大同。计量物体长短（度）、大小（量）和轻重（权衡）的度量衡必须全国统一，否则，拿着东家的尺去比较西家的东西，不仅不准确和没法比较，而且会生出不公和欺诈。制定法律也一样，为了天下大同和维护秩序、效率、公平和正义，必须全国统一，各地定一些地方法规去限制他人，致使地方保护主义横行，只能让人无所适从。
既然要“资之官”，这个“官”就必须代表民情和民心，但民有界别之分，如何统一各界别的民情民心殊是不易，此时，“仁义”如一把尺子，“以仁义行法律”最为重要。苏洵在《议法》中论述了“以仁义行法律”与“以法律行仁义”的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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