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体系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研究，儒家明确将“格物”和“正心”并列于《大学》之八目中，强调“致知在格物”，只是缺少格物的方法而已。是以，引进西学，除引进其即得的客观规律外，主要是引进西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西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妨将实证研究方法内嵌到儒家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之中，形成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博学之，审问之，实证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屠呦呦研发青蒿素并获诺贝尔科学奖这一事例证明，可将西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植入中学的研究方法之中，并使中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更精致。青蒿素研发大致分为三阶段：从中华古籍和民间处方寻得青蒿阶段、利用西学方法提取青蒿素C15H22O5并解析青蒿素化学结构阶段、青蒿素治疗疟疾临床观察、应用及青蒿素类药物研发阶段。这三个阶段始终受到儒家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引领，而且，以古代中国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从众多处方中挑选出共同的草药——青蒿，作为研究对象，为抗疟找准了方向，也是最终研发出青蒿素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青蒿素的研发给出两个需要借西学研究方法弥补的方面。其一，中药处方配伍以多种药物，却无人去研究治病痛的化学物；纵使青蒿在众多处方中使用，也无人去研究青蒿究竟有何特殊。这不仅是中医在治病根和西医在治病痛的区别，更是中华文化游于物外和西方文化游于物内的区别吧？上下五千年游于物外的观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知识宝藏，值得借用西学游于物内的实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其二，中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净制、切制、蒸、煮炮制和添加辅料制等加工方法，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加工方法更是启发了青蒿素的提取；但这些加工方法多以“家系独传”方式保护和传承，在工艺、技术、设备尤其药物用量上各家存在差异，导致中药的药性及其稳定性出现差异，甚至让人担忧中药的安全性。中药加工应象西药加工那样，推行标准化、通用化和定量化。
这些西学研究方法才是最值得借用的法宝。印象最深的是《传热学》中的量纲分析法，也因此对《传热学》情有独钟。描述导热、对流、辐射和传热等能力的物理量及相关的材料性质、温度、流体速度等都是有量纲（单位）的，整理实验数据时应先借用量纲分析法，将相关物理量组合成无量纲的准则，然后建立可以推而广之的无量纲准则之间的实验关联式，如对流换热的实验数据可用努谢尔特数、雷诺数和普朗特数进行关联：
量纲分析法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分析方法，尤其适合数据整理和分析，将一些有别却相关的因素关联起来；庄子曾言“小类有别，大类无异”，这实际上就是量纲分析法的思想：从小的因素看，每个物理量之间有区别，但从一个现象看，这些物理量之间并无区别，因而可组合成无量纲准则。遗憾的是，庄子思想只用在了“天人合一，物我相通”之大同的建设上，而没有用在指导自然科学研究上。
有必要整理、讲授和推行西学的研究方法，用其重开儒家的“格物”条目，促进格物与正心双目齐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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