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道指导取予，可乎？

人际关系在取予之间，取予分寸的拿捏是其关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取予有度，关系融洽；取予失宜，关系难持；极端时，强取则独存，轻予则寄生；若能拿捏好取予分寸，言不逾矩，事不僭越，互助互利，相互尊重，便能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推而广之，因人与外界的交流全在一取一予，拿捏好取予分寸便等于掌握了自己与外界交流的机遇，为成功奠定了良好基础。

取予如此重要，须有准则予以指导。儒家的指导准则是“恕道”：忠恕不离；一要做到忠恕兼用，宽严相济，对他人如此，对自我也是如此；为取信于人，宜“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二要坚守通用、统一的人己标准，忠以尽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以推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三要看淡穷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具体行动时，“忠恕而已矣”，要求取予有忠有恕，但不设指标，不求绝对，大可量力而为，只要有忠有恕便可。先圣先贤觉察到取予活动无数而人心不一、需求庞杂、手段无穷和欲壑难填，提炼出“忠”“恕”两个统驭取予的规范，内省出“忠恕而已矣”的行动原则，确实是大智慧。

“忠恕而已矣”本身就是对恕道的最好诠释，“忠恕”是规范之强制，“而已”是裁量之自由。这种设计与人方便和恕人私心以鼓励人人起而行之，并将忠恕揉进取予活动之中，做到“惠人利己”而看齐“博施济众”，如此便可形成并维持“相安无争”而看齐“和睦共处”之社会秩序；知其该为而不可为，便退而求其次，以柔进取，这是儒家之“柔术”，一种务实之术，对于指导个人的自我修养和待人处世足用且屡试不爽，因而成为国人应对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先验方法。

但应看到，虽然恕道足以胜任无利害冲突的一般关系中的取予的指导，但不能胜任那些利害转换关系中需要精准计算的取予的指导。主要原因是恕道没有解决“人心难测”问题。儒家忠恕全在“尽心”，多大程度就算“尽”？再者，在“深藏若虚”的人性环境下，谁知道尽心没有？此外，人的爱好和力量随时随地变化，如何评估尽心是否同步变化？为回答这些问题，儒家提出“义”为裁决天下事物的最高准则，“义者，天下之制也”，忠恕或取予也当惟义是举，义然后取予；儒家的“义”是行道（方法论范畴），而“道”是客观规律（本体论命题），鉴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道”的实证研究，人心难测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正因为没有解决人心难测问题，“忠恕而已矣”往往成为人掩饰“取予由人”甚至巧取豪夺的牌坊。

此外，恕道还存在“推己之心及人”和“取予不分”两个硬伤。“推己之心及人”忽视了人心与人心之间的差异，把己所欲或不欲等同于他人所欲或不欲，是值得商榷的。取予不分忽视“取”和“予”的轻重缓急及取予带给人的感受等问题，不能指导人在“取”和“予”之间作出选择。“取”得到利益，“予”失去利益；对一般人而言，“取”带来快乐，“予”带来痛苦；而且，根据卡尼曼的研究结论，“予”带给人的痛苦远大于“取”得同等利益带给人的快乐；可见“取”和“予”带给人的感受是有差别，这驱使人优先选择“取”而排斥“予”，亦即“多取少予”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取予成为一个问题时，往往希望有逆常情地“多予少取”，这就需要回答“取”和“予”的轻重缓急程度，以便指导人适度取予而不致人过度痛苦，显然，恕道不能实现此点。

瑕不掩瑜，虽然恕道存在上述三大硬伤，但只要将恕道和义结合起来，便可形成一个完善的指导取予的框架，即“忠恕不离”+“忠恕合义”+“忠恕而已矣”。需要补齐的短板是“道”，尤其是“人理”或“心理”，急需掌握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客观规律与行事方法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数据；目前，实验心理学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远不足用，有必要开展“取予心理”的专项实验研究。如此完善后，便可精准预测取予之得失以助人拿捏好取予分寸。

附：引用经典名言及其出处

1）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2）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

3）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5）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6）儒，柔也。《说文解字》。

7）人心难测。《史记·淮阴侯列传》。

8）深藏若虚。《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9）义然后取。《论语·宪问》。

10）推己之心而置于其心，则它人不能离间而事以济矣。王安石《委任》。

11）义者，天下之制也。《礼记·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