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者,能治事者也。无论是五帝时代的治狱,还是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学,又或是当代的治政,士者皆以能事其事见长;故而士字亦从把理斧钺的象形字(西周金文)演变为从一从十的会意字(春秋文字),表示处理事情善始善终,更加明确地把士定格为能治事的人。
能治事者首先要有士字蕴有的能力。俯瞰士字,士者推十合一;仰看士字,士者推一合十;而上下俯仰,士者则从推十合一再到推一合十。推十合一者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的事物中找出一般规律,钩深致远,博学约取;推一合十者从一般到特殊,把一般规律应用到具体事物的分析中去,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从推十合一再到推一合十者贯通学用,研究世界,改造世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可谓知道行道而一以贯之。推十合一、推一合十和从推十合一再到推一合十,是士的中心意志和外化意向,是士的思考范式和思维方法,是士的行动指南,是士应具有的意志力、专注力、思考力、思维力和行动力。
士者蕴其力,故能治事。轴心时代,孔子、孟子、荀子建立儒家学说、列子、庄子建立道家学说,李悝、商鞅、韩非建立法家学说,还有墨子、孙子、惠子、鬼谷子、邹子等建立的墨家、兵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可谓百家争鸣,士立三观。黄金时代,唐宋士子开创一代文风,其代表人物为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和宋朝的欧阳修、苏轼等唐宋散文八大家,而宋朝士子 孙复、胡瑗开创理学(道学)先河,宋朝朱熹、陆九渊和明朝王阳明更是将理学推向高峰,推动了中国文化发展。
不幸的是,也就在这个黄金时代,尤其宋朝以来,士子热衷于进仕治政,几以此为唯一目标,极大地压缩了士子治事范围。士子求仕,遇到的用人者未必能识才亲士,看见的在职者未必不是尸位素餐甚至媚上欺下,而又不见机制以使天下之士各司其职和“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激化用人和求仕之间的矛盾、求仕者的能力和职位要求之间的矛盾,在僧多粥少和一缺十求的客观现实中,或进仕不得,或仕进不得,以致士多有怀才不遇甚至生不逢时之感,进而自放,或吏隐于市,或归隐山林,退而成为隐士。魏晋南北朝多隐士,主因就是士子进仕不得和仕进不得。
提到魏晋隐士,就不能不提到桃源五柳先生和竹林七贤,前者开创田园诗先河,后者使魏晋风度达到极致。桃源五柳先生对中国士子的气质影响至深,其著文以自娱(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归去来兮·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等气质和形象在今日中国人身上都能看到;而采菊东篱下究竟是“悠然”见南山还是“忽然”见南山这一问题就一直萦绕于我怀,时而觉得是久时参悟之悠然,时而又觉得是瞬间感悟之忽然。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士很多,如北宋的林逋、元代的陆居仁、元四家(倪瓒、黄公望、王蒙、吴镇)、明朝的陈继儒,他们都是文艺大家,其传世之作影响致远,许多都为中国人耳闻能详,如旷世奇才陈继儒的《小幽窗记》和梅妻鹤子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其一》);还有一位家乡常德引以自豪的隐士不得不提,就是五帝时期的德祖善卷,隐居常德德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宇宙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常德因此便可称作首善之地。
由此可见,隐而后工,足可成为名士;退隐保障了隐士精进的空间和时间,不失为一种积极选择,何必拘泥于荆刺之仕途呢。广而言之,只要增强能力并选准事,无论何行何业何场何景,士皆能治事也,有如“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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