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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老船长采访实录(2016~2017)(三)

(接上期)


 之三:卢业鉴口述


采访时间:

2017年3月4日

采访地址:

琼海市长坡镇青葛金山港村卢业鉴家


口述人简介:

卢业鉴,男,生于1943年,他父亲卢士福曾是地下党,解放后在家务农。

1960年,念完塾堂后回家;1965年加入生产队渔业组去西沙作业,此后,从1965年至1985年二十年间,在西沙驻岛做海。他当过轮机长,从西沙回来后,与儿子搞运输。现自己开三轮车拉客。

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在西沙做海的第十年,即1975年,经历了他做海生涯中最大的海难,九死一生,幸存下来。

 


我今年七十四岁,出生于1943年,家住在青葛村委会金山港村。我的父亲叫卢士福,爷爷叫卢家权。
我生有两个儿子,现在生活都不错。
金山港村的来历,按古人说是村后有一个巷,风水好,像一个海港的样子,因此以前人喜欢将祖坟埋在那里。文山屯村有一吴姓的祖墓就埋在那儿。
我父亲以前参加革命,我爷爷不让他参加,闹到最后两人脱离了父子关系。祸不单行,分家后不久,文山屯有一个吴姓汉奸,带来日本兵用刺刀把我爷爷刺死了。
我家为何到此地我也不知。这个村只有我们一家是卢姓。前边都是姓陈的,入村口是姓郭的,那边是姓李的。
我们这个村参加革命的人很多。邻居还有苏明辅、苏家深、苏家福等,苏明辅伯爹要健在的话也很老了。
我记得日本人走后,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国军来到我们村里,他们都是说普通话的,穿着黄衣,打着绑腿。我还很小,看到他们很害怕,就紧紧地拉着母亲的裤子,谁知道我母亲的裤子只是用根绳子绑着,结果把她裤子拉掉下来,她气得我打了一巴掌。
我以前非常顽皮,经常被我父亲打,说我是“死规打不变”(海南俗语,意为人固执,不灵活,不会变通)。我前母生了一个大姐和两个哥哥,大哥被日本兵打死,二哥在公社大炼钢铁时摔死。后来父亲又娶了我母亲,生了我们两兄弟。
我在塾堂念书到1960年就回家了,1965年就去生产队参加渔业组到西沙作业。那时是驶帆船的,主要靠风,没风就没法驶去,不像驶机船。
1972年,我就驶机帆船。以前的机帆船也简单,只是将帆船上的船桅拆下来,换上轮机就可以了,也不是难事。
我第一个航次去西沙,原本是想去巴注的,结果驶到了大筐驻峙几个月。在途中,船工哲学爬上桅杆上去了望,看到远处浪花一阵一阵涌来,他以为是越南人的快艇,说:“这下惨了,有很多快艇,快快开走啦!”
在大筐驻峙两三个月,直到次年三月南风来了,我们才返回。
巴注有我们的部队驻守,整个大筐还没有人驻岛,每天早上九点,战斗机就一定飞来这里,飞得非常低,有时候差点挨着海面,刮得海水都飞溅起来。其实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是哪国的飞机,不过从下往上看,就看到飞机上的五角星是白色的。
以前做海辛苦多了。现在国家富强了,补给也大。不像以前,去这人家要抓,去那别人也要抓。


我去西沙做海的第十年遇上了台风,那是去西沙驻礁最难忘的一年。1974年西沙之战,就是打老粗。我们一船九个人在那边拾铅,恰好遇到台风,想走也无法走。我们就把船停在三筐里面,夜里十二点船就被风打沉了。
我记得那是1975年1月,农历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当时,有一只商船不知道要去哪,据说是朝鲜的商船,有朝鲜文的衣服扔在海上。装了一船铅,触礁后就把船上的铅全扔到海里,扔在海上的铅像一个大坟墓一样。以前铅贵,有渔船发现铅块后,一传十,十传百。渔民们都在传:“你们还泊在四筐做什么?快去三筐拾铅。”
那时海上求救信号差,出入港口都要办出入关手续。从海南去要办出关,到西沙要办入关,入关后如要离开,又要办出关。当时我们收到拾铅的消息后,立马就去办出关手续,赶往三筐拾铅。
三筐中间有个门,整个筐像一口锅一样,潮落就浅,潮涨就深。船小可以进去筐内,上教的太子号船大,进不去,他们就泊船在筐外边。
听到台风预报的时候,他们还在筐外边,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收到台风预报。这个我不清楚。我们知道报台风了,想帮他们也帮不了。
起风了,他们还在拾铅。当时船工伯爹佳在船上喊:“不用玩了,快快出来,船都要沉了。”我们赶快拉高舢板上岸,拉小艇上来更是吃力。束茹让大家赶快把铅也拉上船,当时要是听他的,那我们全部都死了。
当时那些浪像房屋那么大,盖过来。我们一夜睁眼到天亮,不敢睡也没有人敢出外边。
那时我还年轻,才三十多岁,在海里一直应付到天亮,然后游到一艘台湾人的船上。台湾船是原来触礁在那里,人去船空了,船舱里有鱼,但没有电,没有氧气罐,那些鱼死在船舱里臭气熏天。我们在船上也没办法去抓鱼,只能等别人的船过来搭救,在上面整整挨饿了五天五夜,没有进一粒米。
谁都没有衣裤穿,只有我还穿着一条蓝色短裤。大家就让我去船里找找,拾些衣服给大家穿。我问船工阿光:“光啊,怎么办?我去寻点水来给大家喝吧。”没水喝,渴起来也真是没办法。我发现在驾驶台下面有一个钢化玻璃水缸。我想,他们水应当是放了清毒剂的。我对阿光说:“我先喝,半个钟头后要是我死了,你就回去告诉我家人,说我是喝水死的。”最后大家都活下来了,有水喝,五六天我们还是顶过去了,要是缺水那就要死人了。
西沙工委派船来救人,我看见有轮船过来,以为是外国商船,怕被救到外国去,我们不通语言,不知所云,因而也不敢打信号。最后,我们幸得094号广州航运船搭救。
其实人就是贪心。贪也,累也。我们的船太重,水多、油多,两者都要。在船上开会的时候说,两只船一起拾,我的认识是只能拾两种就回去,驶去四筐,先把铅放到沙滩上,再用舢板运回就不会现出这样的事。
上教的太子号上有四十二人,加上青葛有艘船爬上太子号躲风的有六人,共四十八人全军覆没,还有一艘文昌的船也被风打沉了,那年据说死了七八十人。
当时青葛的另外一艘船很惨,它停泊的位置船尾跟太子号连在一起,浪从船尾涌上来,船工兴究那群人全逃上太子号避风。后来,玉芳说十有九死,只存一生。他们也认为我们这艘船上的人全死了,我们也认为他们那只船的人全死了。9031号船在海上漂流了六天,一直漂到三亚榆林才被救起来。幸好遇上了广州远洋402船,给他们油和面粉,他们才得以到达榆林港,再从三亚驶回家。
9031号船和我这艘船隶属于赤土渔业队,主要进行深海渔业作业,青葛分深海、浅海渔业队,直到1975年才合并为青葛渔业队。
他们的船毁了,但人没事。我们船上回来了七人。邻村有个水手才二十四岁就死了,被台风打到海里,茫茫大海一片水,去哪里找得到?
青葛另外那艘船上的六个人,上太子号后也全部死了。
说起来也怪,烟堆白献究的那艘船又没事,他们的船停在沙滩上,风把船打翻过来,幸得船工昌焕勇敢,游到水里把缆绳绑牢在礁石上。这昌焕有胆量,立了功,既救得人又救得船。救他们的是运土沙去搞建设的船,最后那些船得了锦旗。
1975年打台风,那时,我孩子还小。出海前我抱着最小的那个孩子走来走去,马上要过年了,想等老婆回来,跟她说一声,嘱咐一下,但没等她回来我就出海了。
我想,如果我那次死了,老婆肯定也改嫁了。当时,我大一点的孩子五岁,小的才两岁。
我们乘西渔120船回来的,船员多数是赤土人。当船回到清澜时,琼海有车运粮去清澜,西渔120船到清澜后,船员又帮忙联系车辆,我们乘车回到长坡镇,再步行回家。回到家,看到儿子脏得像猫一样,回屋时,每个人都哭得不成样了。
 

 
我们一般是十一、十二月出海,次年三四月回来。但驶船要看天、看风向,一定要有十一、十二月的西北风才能驶得去,而且一定要天气好才行;到次年三四月,有南风过来就驶回来。
1973年,在西沙我看到有一艘美国海轮驶错道,触礁驶过,像刀一样在礁石割出一条沟来。那只海轮的机车有摇臂,还有三只排气筒。船分三层舱,每层舱用木板架起二十四个吊秤。让我很不明白的是,它那个锚怎么丢在那么远?我过去试碰上抱锚轴,一个人抱不过来。那锚叶,两个人手臂伸开连在一起也比不过来。它的船舷上有模糊的“u2”字样,很明显他们用电焊把船号给弄掉了。
1974年西沙海战,我也在西沙但没参战。青葛9031号船当时正好在那里,被征用了一个月,当作后勤支援船只。
西沙的礁峙我大多都去过,大筐、三筐、半路峙(渔民对西沙“中建岛”的俗称),南沙我没去过。哎,做海苦了!
西沙,我也上过永兴岛。法国人在上面建了个炮楼,也有些破了,我没进去过。国民党在那竖了一个碑,碑上刻着“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的字样,落款的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从东岛驶南路线,那边有尾峙、圆峙、银峙、金银岛。
从1965年到1985年,我在西沙作海二十年。当时,船上有一个老人,已七八十岁,本是想让他辞职,结果他说:“不如你辞去吧,你家路远。”当时我也不想再做了,在一艘船上干活也要气味相投。就这样,我就向船主辞去回家了。
当时,我大儿子才十七岁,我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一起做工。到1989年,我问儿子:“你自己能不能胜任了?”他说:“应该可以。”那就各人做各人的,我买了这辆三轮车自己做。我也在镇上买了铺面,我叔侄也有房子在县城,经常叫我去住,但我还是觉得村里好。
去年,我老伴去了两次医院,过后不久就去世了。我们1966年结婚,是自由恋爱,结婚五十年整。
我是家中的长子,住祖屋,旁边那间是我弟弟的。以前,他在法院工作,得了肝癌,也不在了,他的儿子现都在嘉积,还有一个女孩嫁人了。我两个儿子都在家,一个儿子跟孙子去收椰子,媳妇在家养鸽子;另一个儿子卖木材,主要做木材运输。生活还是不错的。
原先我在船上做学徒,有师傅教,常常把机器拆了,又能装回去,机器能生机才能用(“生机”为琼海话,意为机器能运转),这也是要经过允许的,不是随便想做就可以做的。现在就是有人请也做不了了,只能享清福啦!
 

2015年12月,周伟民、唐玲玲在《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以下简称“《南海天书》”)新书发布会上接受采访。

资料采写、整理者:周伟民、唐玲玲,学者,现居海口。以上资料由采写者提供。

原载于《天涯》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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