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也称苍颉,在先秦传说中,就是他创造了汉字。
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中,战国之前的记载里从没提到过仓颉这样一个人物。最早把仓颉引出来的人是战国时的荀子。在《旬子·解蔽》中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后来《吕氏春秋》引申了荀子的说法,记载道:“奚仲作车,仓颉作书。”渐渐地“仓颉造字”的观点便被广大人民接受了。到了汉代,仓颉造字已经开始渐渐神化了,特别是汉代的纬书《春秋元命苞》,进一步将其渲染,记载道,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在民间,“仓颉造字”的传说广为流传。
相传仓颉是黄帝的一名官员,他生有“双瞳四日”。在我国的史书记载中,生成这样的只有虞舜、仓颉、项羽三个人,虞舜是禅让孝顺的圣人,仓颉是文圣人,而项羽是武圣人。当时,仓颉虽说大小也是个官儿,但那时的官可不是像后来的官那样有种种特权。他们和平常人一样,只是有更加明确的分工而已,而仓颉则主要是管理牲畜和粮食,它们都有哪些种类,每一种都有多少,哪一种多了,哪一种少了,都要记下来,向黄帝上报。
这时的人们普遍采用的是在绳子上打结记录事情,大事就打个大结,小事打个小结,相关联的事情就打连环结。仓颉很聪明,用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不同种类的牲口、食物,而在绳子上打的结数,就代表每个种类的数量
仓颉的能干黄帝都看在了眼里,于是就放心地把其他的事情也交给他干,他管的事情就越来越复杂了,什么每年的祭祀,狩猎后的分配,部落人数的增减,等等,靠在绳子上打结根本不可能记住所有的事情,因为绳子越来越多,时间一久,每根绳子代表什么事情很容易就被记混或是忘记。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出事的,这下仓颉可犯难了。后来,他又想了个办法,就用刀子之类坚硬的器物在木头或竹片上刻上不同的符号,以此来代表不用的事情,可是这个方法用了不久,也显露了弊端。这些符号都是很随意的,同一件事也许今天用的是这个符号,过几天就换成别的符号了,因此符号越来越繁杂,难以辨认。
怎么才能清楚地记录每件事,而又不出差错呢?这是每天萦绕在仓颉脑子里的问题。一天,他跟着狩猎的人群来到一个三岔口。几个老人在这里争论不休,都说要走自己选的路。一个老人说,东边那条路有羚羊要往东走;一个老人说,西边那条路有老虎,要赶紧去猎杀它们;还有一个老人说北边有鹿群,可以打到很多猎物,要往北走。仓颉问,他们是怎么知道有那些动物的。他们就告诉他,因为地上有野兽的脚印。
仓颉猛然间想到,对啊,就像每一种野兽的脚印都是不同的,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地方,如果能抓住这种不同,用图像记录下来,代表各种事物,不就可以把它们区分开了吗?
受到这个启发,仓颉走到哪里都非常仔细地观察,认真地思考,依据星宿的分布,山川的形状,鸟兽留下的痕迹,器具的形态等划出了些图画符号。他希望这些符号能一目了然,让人一看就知道代表什么东西,因此这些符号主要是模仿各种事物形态,比如:日字是一个圆圈中间有一个点;月字就是一个月牙儿的形状;人字是描画的是人的侧影……仓颉就用这种方法把星、云、山、河、湖、海,还有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都描画成符号,并把这些符号拿给别人辨认,只要他稍一解说,别人马上就能明白。
用这种符号记事,果然清楚明白,不管事情多么复杂,仓颉都能管理得一清二楚。后来,黄帝知道了这件事,大加赞赏,觉得值得推广。他马上召集九州首领,让仓颉把造好的字传给他们,并继续创造新字。于是,这些按照事物的形态描画的符号,就被固定下来,并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活中。随着时间的积累,符号越来越多,就渐渐地形成了文字。
东汉的《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意思是说,仓颉造字后,白天竟然下起了粟雨,晚上还听能鬼哭的声音。因为有了文字就可以传达心意,记录大事小情了,老天都高兴得庆贺起来;但是有了文字,人们的脑袋也渐渐开窍了,不再简单纯朴了,各个尔虞我诈,搞得世风日下,甚至战乱频发,天下永无宁日,夜里,鬼感慨于世道不平,都难过得哭了。这显然是夸大了文字的作用,但文字的产生结束了“结绳记事”的时代,对于记录和传承中华文明的确起到了毋庸置疑的作用。
当然民间关于“仓颉造字”的说法只是个传说。过去,历史学家们曾对是否真有仓颉这个人进行考证过,想要探究如果确有其人,他大概是哪个时代的人,但是,因为没有确凿的史料可考,所以很难下结论。依照《荀子·解蔽》中“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的说法,推断仓颉应该是个搜集整理民间文字,并对文字的使用和创作规律从事了很多研究的文字专家,对于文字的规范肯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文字成形的晚期,应该会存在这样一个人,但是说文字是他一人所创,肯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汉字是个庞大复杂的体系,绝非一人一手之功就可以创造的,而是在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文字来记事的时候,先民在社会生活中观察自然的事物,不断积累、不断总结,根据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而创制出来的。
近代考古中,就已经发现了七八千年前刻在龟甲上的符号了,有人认为那便是早期的文字;五六千年前,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刻在陶器上有数十种符号;还发现3600多年前商朝刻在龟甲与牛胛骨上刻的文字,更多达数千个,而且造字方法多样,说明那时文字已经很完备了,这之前它肯定有一个更长的发展过程。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写道“……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由此可见,现代人也是承认有仓颉的,只不过仓颉代表了一个庞大的造字队伍。文字不可能光靠一人就创造出来,但原始社会有许许多多的仓颉,是这些仓颉把文字慢慢丰富起来的。
其实,汉字是谁创造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造字这件事本身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有了汉字,中华文明和历史便开始有了文字记载。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件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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