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道教应运而生。早期道教有三部重要经典：《太平经》、《老子想尔注》和《参同契》。这三部经典各有侧重，《太平经》和《老子想尔注》主要关注治国、救世和致太平，而《参同契》则更侧重于治身。《参同契》则是一部“丹鼎派”经典，被后人誉为“万古丹经王”。
根据多数典籍的记载，《参同契》的作者是魏伯阳，他是浙江会稽人。据说他在中年时曾到达燕间，即今天的河北省。这本书是在燕地得到了《古文龙虎经》后写成的，写完后他曾与青州（今山东）的徐景休一起印证。徐景休曾经当过青州的从事，所以又叫徐从事——从事是一个汉代官员的名字，位次仅次于刺史。
徐景休据说精通丹道和天文，但名声不显，事迹不详。但徐景休无疑为《参同契》的完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有人认为《龙虎上经》最初是由徐景休所著。因此，魏伯阳的《参同契》很可能与徐景休的丹道相互交流结合而成。
之后魏伯阳南归，并在桓帝时期遇见了淳于叔通。淳于叔通是山东青州人，据说是徐景休的学生，曾随其学习丹道。
淳于叔通曾担任洛阳市长。在147年汉桓帝登基时，一条巨蟒出现在德阳殿上，淳于叔通认为蟒蛇有鳞甲，应该是兵祸之象。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梁冀的专权，必须避开他。于是辞官避祸，并隐居到了会稽上虞。
当时魏伯阳常常去拜访淳于叔通，并赞扬他的道德和学问，并在写就《参同契》之后，与淳于叔通一同参详。考虑到梁冀被刺杀前后这段时间，魏伯阳写下《参同契》时可能已经六十岁左右。这本书很可能是三个人共同完成的。
著名易学史家与中国哲学史家萧汉明先生，是对魏伯阳生平作了详尽的考证。兹将全文照引于下：
魏氏，名翱，字伯阳，号云牙子。他出生于汉桓帝元嘉元年，即公元151年，是会稽上虞县人，祖籍邻国(西周侯国，今河南郑州市南密县）。在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他的父亲魏朗因党祸被害致死。汉灵帝喜平五年（公元176年），因受党祸牵连家属，魏伯阳被迫隐循山林修道，时年二十六岁。在十八至二十六岁之间，他的生活大致为进修学业，整理父亲遗稿并编辑成《魏子》一书传世，与淳于叔通之交往亦可能在这一时期。
宋代人曾云：“云牙子游于长白之山，而遇真人告以铅汞之理，龙虎之机焉，遂作书十有八章，言大道也。”魏伯阳修道之初造访名山可能性很大。他的著作有《参同契》以及为“补塞遗脱”而作的《无相类》各一卷，此外《抱朴子内篇·遐览》载有《魏伯阳内经》一卷。
以终年七十岁计，魏伯阳去世之年约在魏曹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他的著作时间大致为在修道十余年之后，若定四十岁左右著《参同契》一卷，那么《五相类》当在又五年至十年之后。至于《魏伯阳内经》一卷的内容和成书时间都无法考证。
综上：《参同契》由魏伯阳完成，是“第一作者”。魏伯阳先是师从真人阴长生，继之“远客燕间”写成《参同契》初稿，并远造青州徐从事之门当面请宜，徐为之“立法”（作注），回会稽又与淳予叔通切磋，“今更撰录”，最终完成这本旷世之作。
《参同契》是一本难以理解的书籍，其文字繁复，奥义深邃，很难触及到书中的真正含义，就连朱熹也觉得“无下手处，不敢轻议”。作者魏伯阳在创作时，反反复复地思考着，即使明知有法度可陶冶，也不愿阐述透彻，只是列举出其核心主旨，让读者去理解，此书的真正含义仍未被探明。
《参同契》的文字非常古雅，往往以寓言引申，或故弄玄虚的方式写成异文。因此，这本书的真正含义非常难以捉摸，即使是智者也需要审慎思考，才能够参透其中。这也是元代道士陈致虚所说的“此书解者，百有余人，少能深造其奥”的原因。
因为《参同契》文字繁复，难以掌握其真意，导致该书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被重视。并且以前许多人将该书看作是讲阴阳术数的书籍，甚至在《旧唐书》中，也把《参同契》编入了五行家一类。这些误解使该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没有对道教发展产生影响。
《参同契》的原名只叫《参同契》，并没有加上“周易”二字，“周易”是后来人所加。晋代著名神仙传作家葛洪在其作品中提到：“伯阳写下了《参同契》和《五相类》，共有三卷。”其中并没有提到“周易”二字。此外，南梁道士陶弘景在《真诰》注中称该书为《易参同契》，多出了一个“易”字。但之后的志书却统一冠上了“周易”的名字。可以看出，“周易”二字是后人所加，该书在成书时仅名《参同契》。
这本书由上、中、下三篇和一首《周易参同契鼎器歌》组成，共计约六千多字。其文字采用四字一句、五字一句的韵文，以及一些不规则的散文和离骚体，构成了这本书独特的风格。
《周易参同契》博大精深，计划多写几篇系统探讨一下。未完待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