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简淡的自然之景
——董其昌的《书画册》
□郭佳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他精鉴赏，好收藏，书画均成大器。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山水宗黄公望、巨然，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虽处处讲求摹古，却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脱去窠臼，自成风格，师其意而不逐其迹。董其昌以禅宗的南北两派比喻绘画史中自唐代以来的不同山水画风格，提出绘画的“南北宗”之说，以此区分文人画（南宗）和行家画（北宗），并竭力推崇“文人画”的“士气”，而贬低以技法取胜的北宗。虽然董其昌的“南北宗”之说及其整套绘画理论多有争议，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后世画风有着深刻的影响。
董其昌主张书画相通，在笔墨上追求“生”“拙”“真”“淡”的趣味，不事精雕细琢，而是追求率真平淡。现藏于广西博物馆的董其昌《书画册》为纸本墨笔，共十开，图一至图四为其中四开。这四幅作品的构图几无差别，均为平远之景。作品均于近处绘山坡一隅，老树寥寥，枝干苍劲，树叶有着深浅的层次变化，浓淡分明。对岸置远山一抹，以淡墨染出，树木隐约其间，近景与远景之间一片空蒙。四画均空无一人，偶作茅屋一间、小桥一座。画面布局简括，几抹墨痕将树石随性绘出，淡去一切色相的同时，彰显出简淡与润泽。四幅册页拙中带秀，墨色层次分明，景虽小而意颇丰，境界清旷雅逸，承继倪瓒、黄公望之风。
在图二中，画家题款：“玄宰仿云林笔。”“云林”即倪瓒，为“元四家”之一。明中期以来，倪云林在文人眼中有着极高的地位，画史上有所谓“云林画，江东人以有无论清俗”的说法。倪瓒是董其昌最为推崇的大家。董其昌仿倪瓒，但对倪瓒的理解又跳脱了一般人的视野。他从倪瓒那孤寒幽绝的笔墨中看出了生命精神。董其昌在作品中抒写的是一种心性及生命的真实，是对内在精神的彰显，其目的不在呈现外在山水的质态，而是描绘一个与生命相关的世界，一个观照内心的世界。
元代以来，山水画由仙境山水转向文人山水。山水画一方面脱离了具体的物象，相比于古典写实绘画更形式化；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自然的亲近感，并没有彻底摈弃形似，而是介于“似与不似之间”。这“似与不似”正是文人倾心的境界。正如清代石涛所说：“天地浑溶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在董其昌的作品中，观者往往能看到一片天光浮动、干净通透、韵致冷逸、古淡自然的景象。
董其昌的山水画少有山川绵延的长卷。他在作品中所描绘的往往是一抹山色、一汪水、几笔凹凸、几棵树，画面多为小格局。庄子的齐物思想是董其昌文人画的重要源泉。因此，他并未执着于描绘名山大川，在绘画结构上也摒弃了全整的山水呈现，而是强调对生命的主观感受。
董其昌的书画理论著作相当丰富，除《画旨》外，还有《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画眼》等流传于世，不少散见于书画作品中的题跋也道出了深刻的书画理论。董其昌十分推崇“意生身”的说法，认为自己的画就是“意象冢”，即“意”之“家”。他以“天真烂漫是吾师”为箴言，直入性地，在天真烂漫中构造自己心中的云山。他曾说：“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他以儒雅之笔写高逸之意，笔墨无纵横气，妙在虚实间。
来源：《中国书画报》国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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