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是明代著名的民族英雄和一代抗倭名将,他一生致力于剿灭倭寇,历经明代三朝,戎马生涯四十余年,久经沙场,战功显赫。他的《剑经》是我国武术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精妙实用的武术技击专著,被视为棍术之经典。我们今天研究俞大猷,对后世武术棍术的发展和传承有着积极地影响。
一、关于“剑”的定义
中国古代对剑的定义和现在人对剑的定义略有差异。
现在人一般对剑约定俗成的看法是“直长,两侧开刃”。也就是说现在人对剑的判断依据主要是看它是否两侧开刃;对刀的判断最主要的依据看它是否是单侧开刃。但在古代,据史料对剑的记载:“直长,或者接近于直长”。这个意思是说以兵器的形状直不直而不是以兵器是否是单侧还是两侧开刃来对剑定义的;对刀的判断依据也是以形状为主,“是否有明显弧度”,而不以单侧开刃做依据。
中国古代的地面武术器械划分的不是很严格。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刀),多用于马上格杀步兵的武器,刀柄有固定环,作战时骑兵把刀横于马侧,拖刀前进,靠马的冲力,像割韭菜一样割过去。所以刀身宽阔,厚重不容易断,带有弧度,因为弧度能使碰到刀上的人头或者其他物体产生力的分解,以减小刀身正面碰撞的力,避免脱手,因此刀在战争中的杀人多是用刃“剌lá”而不是用刃“砍”。
剑是百兵之祖,棍为百兵之本和技之魁首。为什么棍被称长剑呢?剑在唐代分为单手技和双手技,双手技衍生出了长剑,即棍和枪;单手技衍生出现代意义的佩剑和刀。俞大猷的《剑经》主要是以论述棍法技艺来阐述武术技击原理的兵书,是故为《剑经》。史料有证,说陈涉吴广起义是“斩木为兵,揭竿而起”。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棍棒是民间较早的格斗器械。
二、剑经棍法的攻击要术
《剑经》武术技击战术的指导方针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同精妙实用的攻击战术、防守战术、攻防合一战术形成全方位的武术技击战术体系。
剑经首重强烈的战术进攻意识,如“步步进前,天下无敌”。在此基础上创立出:同动瞬击,近打快攻,急进连击等一系列精妙实用的战术。用以指导武术技击的实践,《剑经》“凡将棍直指,慢慢侵入,待他动,欲打我,我就杀戳他,他欲杀我,我就进打他手”这就是同动瞬击的示范,而“刚在他力前”则是要求在超前意识的支配下,由心灵速度促使武术技能的超前发挥,从而达到:彼不动,己不动,不占人先。彼微动,己先动,不落人后的竞技状态,使战术与技法,一步到位,一拍即合,一招制人。
《剑经》“两人大门对打对迫,忽然变大劈凶猛打下,更是甚妙甚妙”。在激烈的技击攻防中,一方抓住有力战机,突然快速准确地向对方发起强攻,这无疑是取胜的最佳战术选择,无攻不胜,无狠不成。这是近打快攻的典范。
单一的战术技法,运用的再好,取胜的机会还是较少,只有善于运用“组合式”战术技法,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而无往不胜。因而技法多变、急进连击、步步紧逼形成了《剑经》武术技击战术体系的一大特色。《剑经》中的“剪打急起磕,起磕复急剪打,相连而进,彼从何处杀将来,徽手神哉,破金枪第一法也,稳而能胜”。这种强烈的战术进攻意识与敢打必胜的信心为伍,是形成《剑经》武术技击思想体系之灵魂。
《剑经》对武术技击的“如何是顺人之势,借人之力”做了精辟回答:“明破此,则得其至妙之决,盖须知他出力在何处,我不与此处与他斗力,姑且忍之,待其旧力略过,新力未发,然后乘之,所以顺人之势,借人之力,上乘落,下乘起,俱有之,难尽书,钩刀枪棍,千步万步,俱是乘人旧力略过,新力未发而急进压杀焉”。《剑经》为了强化这种战术思想,进一步强调指出“俱是顺人之势,借人之力,既要快便,又要似进实退而后进则大胜矣”。为使充分理解并正确运用这一战术法则,《剑经》又做出具体示范,“若他打来乱时,必须忍略退回,坐足下中平,待少倾他来,即用磕手法进自胜,总是以静待动,以逸待劳的道理”。《剑经》在实施以静待动,以逸待劳,后发先之战术时,首先强调的是以“忍”为先,因为忍则静、静则稳、稳则松、松则通、通则灵、灵则神(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元神而不滞,随心所欲地从事武术技击并达到一拍即合,应手取效于瞬间。
为了避免只知进攻而忽略防守,造成冒进失误的现象,《剑经》指出:“凡起手要打要杀,但要在他门内一尺之间,未可将手势发尽,待他赶来伤我,他手势已尽,此时或大或小,或剪或揭,各将他棍死了,然后偏身中拦断尾,无不胜也”。法曰:“后人发、先人至,知此决不可一发便要伤人,徒使自势发尽,为他人反伤,戒之戒之”。为确保防守战术的有效实施,并为反击创造良好条件,《剑经》对于防守战术技法的有效应用做出了规范化要求:“凡左右门打来,俱用手前一尺改他棍尾。凡左右门杀来,俱用棍尾扫他手前一尺。盖他打来势重,必须用吾手前一尺,方能接揭得住他,他杀来手轻,又要过枝,必须用吾棍尾扫他手前一尺”。又曰:“他来打我手,我从小门一接揭,或大门一起接,要在我右手前七八寸,与他棍尾相磕一响为度”。
可以说《剑经》创立的武术技击攻防合一战术是武术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正是由于它的创立,使武术技击运动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革命。它不仅使武术技击理论与技术、技法与应用科学达到精妙绝伦的程度,也为武术技击向更高层次发展完善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和美好前程。
《剑经》攻防合一刚柔兼备的武术技击战术与技法的思想基础是“打时须记得进杀”,这种以杀制杀,明夺强攻,进退皆打,速战速决的武术技击思想,堪为“千古绝识”。为了实现这一技击战术思想,《剑经》进一步提出:“学到上下高低、硬软、直破打、上下接,俱是一手法,方是有得”。《剑经》创立的攻防合一,刚柔兼施武术技击战术与技法的特点是进退皆打,进击与戳击同步到位,一招制人。为此,《剑经》明确指出:“全不看见他是枪是刀,只认定对他手前杀他身而已”。这种战术的心法诀要是“凡大小门直破,不分粘他棍不粘他棍,务对他直起直落”。实现这一战术目标的最佳技法,就是“当棍”它是一种全方位、高效能的攻防合一棍法,使其成为武林绝技。《剑经》创立的武术技击战术法则与技法诀要,他们深伏阴阳虚实之理,刚柔变化之奇,动静进止之机,疾迟攻守之妙,决胜瞬间之神。
三、俞家棍
俞大猷在抗倭战争中,结合自己早年学习的《荆楚长剑》,又融汇了自己对棍术的理解和领悟,他亲自编武功秘笈《剑经》,实乃广发棍法的精要,并在“俞家军”中广为传习,极大地促进了士兵战斗力的提高,为抗倭斗争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他的《正气堂集》里,从实战中讲授棍法及一些长兵器的技法、口诀,如:
1、认为棍术是练好各种兵器之基础。俞大猷认为,棍是各种武器的基础。明代武术家程沖斗也认为:棍为艺中魁首。俞大猷用儒家的经典对棍术巧妙地作比喻,他说用棍如《四书》钩、刀、剑、钯如各习一经。《四书》既明,《五经》之理亦明矣,习武之人若能精通棍术,则其他各种兵器的用法也就易于掌握了。
2、认为棍术要以实用为主。俞大猷认为,棍虽重要,但练棍者如果一味追求跳跃闪滚,多是花样,却是中看不中用,所以棍法以实用为要。他讲求单人打不得,对不知音人打不得者,正是无虚花法。所谓单人打不得,就是说棍法不是为个人表演用的;所谓无虚花法,就是说不准习练者只图美观,失去了棍术的实战技法和应用。
3、认为棍术要注重发挥自身特点。古代认为,齐眉为棍。棍与长枪和大刀相比,还是步战的主要武器,是短兵刃。因此,俞大猷认为,使用棍法时,必须懂得短兵器长用的道理。棍虽然在长度和重量上不如长枪大刀,是短兵器。但是,短兵器也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短兵器利在速进,使用棍棒时,要尽可能地抢到近距离才能发挥作用,正所谓“短兵长用者,是长驱直入之意也”。
4、认为棍术要灵活多变。俞大猷认为,使用棍法时,两人对阵,不是演套路、耍招数,棍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着对方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他强调:使棍时,“须知他出力在何处,我不此处与他斗力,姑且忍之,待他旧力略过,新力未发,然后乘之,所以顺人之势、借人之力也”,“不外乎后人发先人至”。用棍要随时以“奇正相生”的变化,以静制动,后发而先至,在敌“旧力略过新力未发”时,施以突击,“打他第二下”,“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彼忙我静待,知拍任君斗”。这些论点,都是当时武学上的至理名言。俞大猷对习武者卖弄气力、矜炫姿势的做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如今后世武术和棍术的发展,虽然还有演练套路和招数,但是大多都受到了俞大猷战术思想的影响,都立足于实战,尤其对俞大猷的“后发先至”和“顺人之势,借人之力”的武学思想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和继承,很多的内家拳派也都深受俞大猷的影响《剑经》的武学价值可见一斑。
俞大猷在抗倭战争中,还融合荆楚长剑、杨家枪等各路武艺的特点,自创了一门棍法“俞家棍”。俞家棍的理论基础是从宋明理学中衍化而来。俞大猷从个人习练棍法、身法的特点,推广到五人、十人,乃至大军作战的布阵原则,使棍法推广到了兵书的高度。
俞大猷行军作战,计划周密,从不贪功恋战,他将俞家棍法和《剑经》广泛地传授给兵将们,在抗倭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创造了抗倭斗争的辉煌。戚继光对俞大猷《剑经》的武学和实战价值也是赞赏有加,他说:“千古奇秘尽在于此,近用此法教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
我们今天研究《剑经》对现代武术的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武术的技击技术(对抗项目)将起到学习和借鉴作用,反思现代中国武术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武术长时间一条腿走路,所谓的“竞技武术”实际上是以套路表演独霸武坛,造成当代武风的虚华浮躁,造成武术发展方向的失迷和歧异,相当长的时间里,花拳秀腿是春风得意、风光占尽。中华武术拳种流派浩繁广博,技性极强。武术走向世界必须加大实战的科研的力度,武术要两条腿走路,加快对抗项目的发展,树立大武术的概念,武术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的综合体。深入分析《剑经》的思想体系,了解其深厚的文化渊源,有助于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中国武术的本质及其规律,进而把握中国武术的特征及其真谛,从而促进武术的发展与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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