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确的是，对史前洪水的最早文字记录是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铭文，再往后就是东周以来的文献，因此只能认为是传说或口传历史，与旨在确切记录真实历史事件时间序列的编年史需要区别对待。“大禹治水”传说所提供的时间、地点、治水方式等信息都有可能是扭曲的，需要从文献的角度进行辨析，并不能说简单说考古学或地质学证据可以“证实”它。
遂公盨铭文提到了大禹治水，而且和《禹贡·序》基本一致
我们可以根据文本推测“大禹治水”的原型可能发生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环境考古或者地质学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特定时空范围内古洪水事件是否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判定传说中是否蕴含了某些真实的历史信息，但是就那个时间段来说，在无文字证据的情况下很难精确地将考古证据指认到文献记录的某一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
尧舜时期洪水的考古证据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有学者认为这场洪水是由黄河下游改道所致，这一地区相邻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和文化面貌上分异程度的历时性演变，可以用来说明黄河河道的位置及其变化。周述椿推测距今4500年左右黄河由南流改为沿太行山东麓北流入海，其证据包括仰韶、龙山文化在黄淮平原的的分布以及虞夏商时期政治中心的转移，黄河下游的改道是由三角洲沉积的普遍规律决定的。另据学者研究，贝壳堤的发育与黄河携带的泥沙有关，渤海西南岸和苏北平原沿岸贝壳堤的形成年代可以反映黄河往返改道、交替注入黄渤海的过程。还有学者以贝壳堤提供的14C测年为基础，并从考古学角度补充了龙山时期和夏代遗址空间分布格局的证据，认为黄河在距今约4600-4000年间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到距今4000年前后改道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改道和决溢的原因除了河道淤积外，也有由九星地心会聚引发的各种自然灾变的影响。有学者总结了河北平原两侧（太行山东麓和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联系，认为在距今8000-7000年时十分密切，到距今6000年前一度中断，距今5000年后又逐渐复苏，文化的分异倾向与洪水造成的地理隔绝有关，洪水期从距今6500年起持续了2500年之久。
关于洪水发生和停止的气候背景，有学者根据气候突变与东亚季风降水之间的关系论证了洪水发生的机制：距今4200～4000年前的气候突变会导致季风雨带的北撤，致使降水量的增加或降水时间的延长；冷期降水变率的增大提高了异常洪水发生概率；同时，由气候变化导致的植被覆盖率降低可以引起土壤抗侵蚀力减弱，增加水沙含量，从而增加黄河决溢的可能性。至于“治水”成功，则应归功于气候好转（一般认为从暖期向冷期的气候转变往往是相对缓慢、逐渐的，而从冷期向暖期的转变则是快速的、突变的），而不是人力驯服洪水的结果。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人们管理和控制洪水主要是筑堤建坝，而不是疏导；黄河流域的洪水灾害即使是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水平也很难控制，因此很难相信在4000年前的大禹能够通过疏导的方法疏通九川、开辟九州。
更加实证性的研究是由从事第四纪环境和环境考古的学者作出的，他们基于对考古遗址（及其附近）地貌和沉积物的分析，对北方距今4000年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进行了初步总结，认为在不同地貌部位如山间盆地、山麓地带、山前倾斜平原和下游冲积平原等，洪水的地质记录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青海民和喇家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等研究相对充分。
喇家遗址中被掩埋的地震遇难者的遗骸。在喇家遗址地震形成的黄土裂隙中，也有积石峡溃堤带来的洪水沉积物，证明洪水曾经在地震之后淹没此处
积石峡段的黄河。图片正中的大山为残余的一部分坝体，现在黄河从峡谷底部流过。吴庆龙 拍摄
喇家遗址相关洪水的研究在《科学》上发表，该论文称，公元前1920年左右，一次大地震后，山体滑坡，很短时间内，在黄河上游、青海省积石峡地区堆集起一个约200米高的大坝，将黄河完全阻断。接下来的6个月到9个月时间里，大约120亿到170亿立方米的水被蓄积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堰塞湖。当湖水漫过坝顶后，坝体很快发生溃决，大约110亿到160亿立方米的湖水倾泻而下，形成流量巨大的溃决洪水。该洪水流量的峰值达到36万到48万立方米每秒（这一流量值相当于积石峡段黄河现今流量500多倍，相比之下，历史时期黄河上最大的一次洪水，即发生于1843年的洪水的最大流量也只有3.6万方每秒）。
大洪水模型的示意图。吴庆龙绘制
这一溃决洪水应该向黄河中下游咆哮着推进了2000公里以上，并很可能在下游平原上破坏了黄河天然堤坝，引发了黄河多年的泛滥，在下游形成规模空前的黄泛区——那里正是新石器时代文明集中的区域。
这次大洪水也与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所发生的重大社会政治变迁相一致，表明这 些重大自然事件和历史政治事件的同时发生，不仅仅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人类对极端自然灾害所做出的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响应。这或许可以与大禹所治之洪水乃至夏王朝的建立相联系。
（以上图片源自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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