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非要秉持一种本土主义的文明起源论，我们将很可能忽略这个，在公元前三千纪的一次中亚移民史：一个很少被人知道的，主要活跃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地区，学界称之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体。正是这个文明体，分裂出了吠陀信仰和琐罗亚斯德信仰。
吠陀信仰，与中国的老子思想，近乎完美地相似；
琐罗亚斯德信仰，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火神信仰，则神秘地，越来越多的，呼应着三星堆祭祀坑正在呈现的一切。
我们目前为止，还很难证明，与琐罗亚斯德信仰发生的时间近乎一致的三星堆文化，到底是谁在影响谁。但我们绝不能决绝地、以本土主义和静态历史观，来认证三星堆文化，其实是华夏文明的本土文化。
有新闻媒体，强行抢在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前面，为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流域以东地区和黄河文明，进行关联。它们的论据则是：三星堆青铜器与安徽省阜阳的青铜器，其原料来源于同一矿坑。这是极不负责任的、狭隘民族主义引导下的历史本土主义。
且不说青铜器的发展，竟然惊人的没有原始过渡期，整个华夏文明的青铜器，甫一出现就如此精美绝伦，复杂性和多样性，仿佛从天而降的东西。这肯定不是文明发展的自然现象。
就算三星堆的青铜器，其铜材来自东边的矿山，但所有严肃的学者都明白，决定青铜器的，并不是铜，而是将天然易炼的红铜转变成青铜的锡矿。
欧亚大陆上绝大多数锡矿，都分布于欧洲那一边。这正是青铜时代是自西向东发展的原因。
三星堆文化，极具火神信仰的特征。
它到底与吠陀信仰、琐罗亚斯德信仰，有何关联？或许，这些问题，才是接近真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