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章句序》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大学章句》的序.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 《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 “章句”, 《论语》《孟子》的注释称为 “集注”.
朱熹认为《大学》出于曾子, 《中庸》出于子思; 曾子, 子思与孔孟合称四子, 因此, 四书其实是《四子书》的简称.
在朱熹看来, 孔子的思想经由曾子, 子思传给孟子, 形成了儒家的学统. 而宋儒阐明《四书》是对这一学统的继承.
冯友兰说, 哲学有两种讲法, 一种是照着讲, 一种是接着讲. “照着讲” 讲的是哲学史, “接着讲” 讲的是哲学. 宋儒是 有意识的要接着讲.
《大学章句序》作为《四书章句集注》的第一篇, 开宗明义的说了, 宋儒接着什么讲, 接着讲什么, 为什么要接着讲.
大学之书, 古之大学教人之法.
《大学》这本书, 是古时候的 “大学” 用来教人的办法.
其所谓 “古之大学” 是一种教育制度, 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制度. 更确切的说, 这种教育制度是政治本身的目的.
政治的起源是为了让人恢复人的本性, 而这也是教育的目的.
盖自天生降民, 则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稟或不能齐, 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仁义礼智” 是人的天性, 但是因为人的稟赋不同, 所以天性的实现程度或实现的方式不同, 也人了人的品质上的差异.
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 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君师, 使之治而教之, 以复其性.
一旦有一个聪明睿智的人, 可以将他的天性完全实现出来, 则上天就会会让他成所有人的 “君师”, 让他统治和教化人们, 使所有的人都能实现自己的天性.
所谓 “君师”, 亦君亦师, 是政治与道德在教化是的合一:
此伏羲, 神农, 黄帝, 尧, 舜, 所以继天立极, 而司徒之职, 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这是上古三代时政治的 (帝师与官职) 产生原因.
这是政治的道德起源.
三代之隆, 其法浸备, 然后王宫, 国都以及闾巷, 莫不有学.
三代的时候, 学制已然完备, 因为政治与教育是一体的, 所以所有人 — “王宫, 国都以及闾巷” — 都在学制以内.
人生八岁, 则自王公以下, 至于庶人之子弟, 皆入小学, 而教之以撒扫, 应对, 进退之节, 礼乐, 射御, 书数之文;
从八岁开始, 无论贵贱, 都进入小学, 学习礼仪 (“撒扫, 应对, 进退之节”) 和技能 (“礼乐, 射御, 书数之文”).
及十有五年, 则天子之元子, 众子, 以至公, 卿, 大夫, 元子之适子, 与凡民之俊秀, 皆入大学, 而教之以穷理, 正心, 修己, 治人之道. 此又学校之教, 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从十五岁开始, 贵族的子嗣与平民中优秀的, 进入大学, 学习 “穷理, 正心, 修己, 治人之道”.
所以小学及大学的区别是小学学的是 “节” 和 “文”; 而大学学的是 “道”. 小学学的是形而下的器, 大学学的是形而上的道.
所以, 子曰: “君子不器.” 君子至少是要进入 “大学” 学习 “道” 的.
夫学校之设, 其广如此, 教之之术, 其次递节目之详又如此. 而所以为教, 则又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 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 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 其学焉者, 无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应有, 职分之所当为, 而各俛焉以尽其力.
在三代之时, “当世之人无不学”, 是因为所教的内容, 是实践的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 和日常的 (“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
这保证了其所学的 “真性”: 是可以被直观之真感知和验证的, 是真正可以作用于实践的.
这样的 “学”, 最终的目的是 “知其性分之所应有, 职分之所当为, 而各俛焉以尽其力”: 了解人之本性和如何实现人之本性, 并且努力将它实现出来.
此古昔感时所以治隆于上, 俗美于下, 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所以三代之治, 是政治, 道德在教化中合一的结果.
及周之衰, 贤圣之君不作, 学校之政不修, 教化陵夷, 风俗颓败.
到周朝, 政治开始衰败. 其之衰败是政治, 道德的分离: “贤圣之君不作”; 而其结果则是 “教化陵夷, 风俗颓败”.
时则有若孔子之圣, 而不得以君师之位以行其政, 于是独取先王之法, 诵而传之以诏后世.
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 在政治衰败的周朝, 因为政治与道德的分离, 已经不能 “以君师之位行其政”, 所以只能靠 “取先王之法, 诵而传之以诏后世”: 通过传诵 礼制中的意义 来继续教化的功能.
若曲礼, 少仪, 内则, 弟子职诸篇, 固小学之支流余裔, 而此篇者, 则因小学之成功, 以著大学之明法, 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 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
《礼记》 中的 《曲礼》, 《少仪》, 《内则》, 《弟子职》 等篇文章, 是以前小学的沿续. 而本篇 (即是 《大学》) 是用来阐明大学的方法的.
三千之徒, 盖莫不闻其说, 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 于是作传义. 有孟子没而其传泯焉, 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朱熹认为《大学》分为经一章, 传十章. “经一章, 盖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 传十章, 则曾之子意, 而门人记之也”.
而等到 “孟子没, 则其书存而知者鲜矣.”
大学成书的过程, 是政治衰败的结果:
所以通过文字进行教化, 其实政治衰败后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自是以来, 俗儒记诵词章之习, 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 异端虚无寂灭之教, 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 其他权谋术数, 一切以就功名之说, 与夫百家众技之流, 所以惑世诬民, 充塞仁义者, 又纷杂出乎其间.
从 “孟子没” 以来, 与政治分离的教化也开始衰败, 具体说来:
'俗儒记诵词章之习' 指的是汉儒的经学, '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 把功夫全下在 “节” 和 “文” 的小学上, 结果是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 指的是道家和佛家, '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 对于道的追求又过高而至于无法实用;其他权谋术数, 一切以就功名之说, 其实的追求现实名利的学说, 如法, 墨, 名, 阴阳等等学术, 又只是教人规避自己的本性 ('充塞仁义') 让世间更加离乱 ('惑世诬民') 而已.道德是有本体论意义的: 道德是人实现上天赋于他的天性.
最初道德与政治在教化中合一, 所有政治制度都是为了 '治而教之, 以复其性'.
而后政治与道德分离, 教化只能独自完成 '复其性' 的使命, 与是便有了《曲礼》, 《少仪》, 《内则》, 《弟子职》诸篇以及《大学》.
现在教化也于道德分离了, 无论是功倍于小学以至于无用的俗儒还是其高过于大学以至于无实的异端, 它们都远离了道德的本体论意义: 复其性.
至于以就功名之说, 就更是南辕北辙了.
于是世道败坏成: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 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 晦盲否塞, 反覆沉痼, 以及五季之衰, 而坏乱极矣.
人是被抛入世间的. 当我们睁开眼时, 并没有无知之幕, 而是被塞给了满满的存在的前提. 对文明也是如此.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是作了这样一个比喻: 我们可以把原始社会比作一群昏睡在山坡一块突出岩石上的人, 在那个地方的上面是峭壁, 下面是悬崖, 文明社会可以比作是这些昏睡人们的几个旅伴, 他们刚刚站起来开始往上面的峭壁爬去.
每一个时代的学者, “睁天眼” 的时候, 就是看见自己的文明的峭壁的时候.
如果说孔子的峭壁是 “礼坏乐崩”, 那么宋儒的峭壁就是因道德与教化分离而 “坏乱极矣” 的世道.
每一个时代的学者, 决定带自己的文明继续在文明的峭壁上往上面爬去, 就是他们的 “天命”.
子曰: “天生德于予, 恒魋其如予何.” “如果我的天命是传道与世, 恒魋又能何我何呢?”
而对于宋儒, 他们也有强烈的天命感.
首先是天运:
天运循环, 无往不复. 宋德隆盛, 治教休明.
其实是学统:
于是河南程氏两子出, 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
于是《大学》之书, 再次被发明出来:
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 即为之次其简编, 发其归趣, 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 圣经贤传之指, 粲然复明于世.
这就是朱熹作《大学章句》的缘由:
虽以熹之不敏, 亦幸私淑而与其有闻焉. 顾其为书犹颇放失, 是以忘其固陋, 采而辑之, 闲亦究附己意, 补其阙畧, 以俟君子, 极知僭踰, 无所逃罪, 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 学者修己治人这方, 则未必无小补云.
《大学章句序》是写朱熹作《大学章句》缘由的一篇序文.
在其中朱熹写了他认为的《大学》一书成书 - 泯没 - 重新发明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作是一部《大学》的小史.
在这部小史中, 《大学》一书的命运是和世道的衰败相关联的. 而世道衰败的原因正是道德与政治, 道德与教化的分离.
而试图重新让政治和教化与 “复其性” 的道德合一, 正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所自觉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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