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真正的未解之谜——哈马尔-达班山难事件。
事件发生在1993年的8月,地点是俄罗斯贝加尔湖南边的哈马尔-达班(Khamar-Daban)山脉。
这片山脉最高峰海拔2396米,8月平均气温11.2(±0.5)℃,罕见降雪。
也就是说,这是一起发生在夏天、低海拔并且没有冰雪环境的山难。
这是一段当年搜救队拍摄的画面,他们找到了6名遇难者,有3人身上只穿着单薄的内衣,有两人光着脚,像是要躲避什么东西一样。
这起山难有一个幸存者,但她在获救以后再也没有露面,故事整整沉默了26年。
直到2019年,这位幸存者突然出现在了电视节目上,她讲出了当年的可怕细节……
时间回到1993年,8月1日,一群来自哈沙克斯坦的年轻人抵达贝加尔湖南岸。
这是一个围绕着火车站建立的小集镇,叫做穆里诺(Murino),小镇紧挨着贝加尔湖,往南就是哈马尔-达班山脉。
这片山脉风景优美,每年5-10月之间并没有冰雪覆盖,即将出发的这群年轻人也不过是一群校园徒步团的学生们,最小的15岁,最大的也才24岁。
三男三女,加上带队的女老师,一共7人。
老师叫做科洛维纳(Lyudmila Korovina),这年41岁,是个徒步专家,获得过苏联颁发的体育大师称号(Мастер спорта СССР)。
她有点儿像我们新东方名师的感觉,家长们都很信任这位老师,暑假期间,把小孩交给她,让她教授孩子们野外课程。
一年前,科老师刚刚带着大家完成了天山山脉的徒步穿行,难度等级四。
这次他们又来到哈马尔-达班山脉,科老师选择了一条难度等级三的路线,线路全长约有230公里,绕行半个哈马尔-达班,难度并不高,更像是一场夏季观光,并且,科老师6个月前就开始准备这条线路,她对山里的情况非常熟悉。
就这样,8月2日,小队出发,与此同时,科老师16岁的女儿,也带着另一支小队出发了,这支小队选择的是一条难度等级四的线路,要横穿哈马尔-达班的腹地,科老师和女儿约定,两队在山里的帕托湖(Patovoye Ozero)会和,然后共同完成后面的旅程,前往目的地斯柳江卡(Slyudyanka)。
进山前,科老师按习惯,查看了天气预报——未来7天,一切正常。
刚刚进山没多久,大家就发现,天气预报错了……
淅淅沥沥的雨水落了下来。
队员们不得不拿出雨披,在雨中继续前进。
问题不大,当时他们每人的背包里都还有一套精心准备的干毛衣,被装在防雨袋当中,如果持续大雨导致气温骤降,干毛衣可以拿出来保暖。
就这样,小队在雨中走了两天,8月4日,他们穿过了朗古台山口(Langutayskiye Vorota),开始攀登汗乌拉山(Khanula),这是哈马尔-达班的第二高峰——海拔2371米,小队要沿着山脊翻过去。
中午以前,小队攀登到了海拔2000米以上,到了这个高度,森林就消失了,山脊上是一大片高山草原。
本来,这里的景色非常优美,但现在,山上的雨越来越大,还出现了雷暴天气,重重的雨点砸在队员们身上,他们稍微停留以后就不得不立刻出发,他计划在雷暴中快速通过山脊,但泥泞和大风还是延缓了他们的计划。
下午4点,小队移动到了海拔2310的位置,这几乎就是汗乌拉山(2371)的顶点了,只要再坚持一下,翻过去,下山就能重新进入森林。
森林里的树木不仅可以避雨,最重要的是可以挡风,现在气温虽然还有10℃,但山顶的大风和潮湿的衣服都正在持续夺走身体的热量,队员们的体感温度要比10℃低很多。
从2310的位置又走了6公里以后,天色黑了下来,这个时候,科老师决定让大家就地扎营,他们要在山上过夜。
于是,队员们扎了两顶帐篷,男女各一顶,分别蜷缩进去,还好是夏天,气温并不算太低,熬过今晚,明天就可以下山了。
但到了凌晨四点,狂风撕裂了帐篷,雨水灌了进来,直到早上六点,风停了,每个人的睡袋都是湿的,有队员开始呕吐。
简单地吃过早饭以后,重新打包装备,8月5日,上午10点,队伍开始下山,这个时候有雪花落了下来,男生们开始抱怨,说他们又湿又冷,还找不到任何地标。
三个男生分别是,23岁的亚历山大(Krysin Alexander Gennadievich),莫斯科国立科技大学的学生,从12岁起就参加徒步团,是小队里最强壮的一个队员,另外,他从小就是科老师看着长大的孩子,不久前还刚刚向科老师的女儿求过婚,科老师也直言不讳的把这个准女婿叫做——儿子。
19岁的丹尼斯(Shvachkin Denis Viktorovich),最开始他并不在小队名单当中,是因为有一个孩子的父母不让参加,丹尼斯才顶替那个人加入了进来,他加入时,父母正在度假,他并没有得到父母的许可,只是自己留了张纸条说,我去爬山了,很快就回来。
15岁的帖木儿(Bapanov Timur Balgabaevich)他在一个登山世家长大,是徒步团的积极分子。
三个女生分别是,24岁的塔娅娜(Filipenko Tatyana Yurievna),刚刚毕业,在一所师范大学担任领导秘书,非常喜欢爬山。
16岁的维多利亚(Zalesova Victoria)她本来是被科老师拒绝的小队成员,因为在去年天山徒步的时候,她因为太疲惫而崩溃、发脾气,科老师很不喜欢这样的队员,但这次,维多利亚非常喜欢哈马尔-达班,她是求自己妈妈给科老师打电话,又保证不会再发脾气,才被允许加入小队。
最后一个是17岁的瓦伦媞娜(Utochenko Valentina),哈萨克斯坦彼得罗巴甫洛夫师范大学的学生,正在学习旅游体育专业,未来也可能成为和科老师一样的徒步团教师。
这支小队当中,没有人是菜鸟,虽然被大雨淋了3天,但现在只要按计划下山就没有太大问题,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男生们的抱怨声中,死神突然就来了。
最强壮的亚历山大突然跌到,被扶起来以后依旧是走得跌跌撞撞,科老师觉得不对劲,于是决定一个人留下来照顾这个准女婿,让其他队员先往前走。
但走了没多远,大伙儿又都纷纷跑了回来,因为,他们听见科老师在求救,原来,亚历山大这会儿已经开始口吐白沫,身体抽搐,科老师需要大伙儿的帮助,接着,塔娅娜支起一个遮阳棚,其他人在旁边帮忙。
瓦伦缇娜和科老师一起照顾亚历山大,但眼看着亚历山大就开始流鼻血,同时,他惊恐地睁大眼睛,眼睛也开始往外渗血,瞳孔正在放大,脸色也瞬间变得惨白,瓦伦缇娜感到亚历山大的体温正在消失,而这个时候科老师也说,他没有脉搏了。
谁也没想到死亡来得这么突然,短短几分钟而已,所有人惊魂未定,但突然又发现,一向娇气的维多利亚也已经倒在了草地上。
科老师她让瓦伦缇娜去把她扶到遮阳棚这边来。
但是,当瓦伦缇娜去扶维多利亚的时候,疯狂的维多利亚则开始凶狠地撕咬瓦伦缇娜的手臂,瓦伦缇娜想找人帮忙,但回头看的时候却发现,科老师那边,塔娅娜正在用脑袋撞击岩石,男孩儿丹尼斯躲到了石头后面,正在往睡袋里钻。
似乎大家都被什么东西吓到了一样,瓦伦缇娜扔下维多利亚,赶紧跑过去查看,原来,科老师也和亚历山大一样,正在口吐白沫,七窍流血。
瓦伦缇娜又推了推旁边的帖木儿,他也已经不动了。
这个时候,被吓傻的瓦伦缇娜突然被丹尼斯踹了一脚,丹尼斯说,赶紧下去,风很大,瓦伦缇娜几乎是抓着自己的背包连滚带爬的被大风吹下了山,丹尼斯一开始似乎还跟在后面,但最终,瓦伦缇娜并没有看到丹尼斯下来。
进入森林以后,瓦伦缇娜害怕极了,刚刚似乎是一瞬间,所有的同伴都倒下了,而自己什么时候发作呢?
瓦伦缇娜穿好备用的衣服,用遮阳棚盖住自己,躲在睡袋里,就这样惊恐地渡过了8月5日这天。
第二天一早,瓦伦缇娜上山查看,所有人都保持着昨天的位置,没有人还活着,口吐白沫,当时瓦伦缇娜认为大家都死于肺水肿。
但她不敢多想,从队员那里收集了指南针和地图以后,就再次独自下山,寻求救援。
然后,她独自在山里走了四天四夜,虽然已经沿着地图下到了斯涅河(Snezhnaya),但她依旧没有找到居民点,这个时候,她也已经开始发高烧,肺部还出现了水肿的迹象,不停的干咳,呼吸困难,意识也正在逐渐模糊,她后来在电视节目里说,自己当时不想这么脏兮兮的死掉,于是,就强忍着高烧,爬进了冰冷的河水里面,打算把自己从头到脚都洗干净以后再迎接死亡,但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看到河道拐弯处来了一艘明亮的双体皮划艇,瓦伦缇娜尖叫着挥舞双手,原来这是一队来自乌克兰基辅的游客,他们救了瓦伦缇娜。
与此同时,8月5日,科老师女儿的队伍顺利抵达帕托湖,这是两队约定的会和地点,女儿在这里整整等了两天,也不见科老师他们从森林里出来,于是,女儿带队离开,8月18日,女儿顺利抵达目的地——斯柳江卡,她立刻向救援人员报案,但因为天气原因,救援直升机直到21日才起飞,救援队24日才到达事发地点。
这个时候离8月5日山难,其实已经过去了20天。
不久以后,法医得出结论,除科老师死于心脏骤停以外,其余5人全部死于失温症,也就是俗称的被冻死了。
另外,法医还发现,遇难者都有营养不良的现象,肝脏和肌肉缺乏糖元,多器官缺乏营养,这大概相当于我们俗称的被饿死、累死了。
这样看来,法医的结论是,除科老师死于心脏病以外,其他队员们都死于饥寒交迫,为什么会这样?
当时,大概有这样几种理论来解释。
事发后,当地搜救局的副局长,尤里(Yuri Evgenievich Golius )接受了采访,他说,自己很早以前就认识科老师。
科老师非常严格,有一次自己在贝加尔湖北边和科老师相遇,当时科老师带着两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儿从山上走下来,那两个男孩儿看起来非常疲惫,其中一个连开路用的柴刀都举不起来。
自己把男孩儿们接到营帐里面来,刚一拿出茶叶和面包,男孩儿们就扑了上去,他们就像好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一样。
当时,尤里记得科老师还跟自己说,今后打算开一所生存学校,带很少的食物和衣服进山,然后磨砺意志,培养孩子们的品格。
尤里说,自己当时心里很生气,那两个孩子还是青少年啊,科老师不应该用自己专业运动员的要求来折磨小孩子。
结果,在这次搜救现场,尤里又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仔细地搜查了营地,只找到一罐空肉罐头。
尤里说,试想一下,山顶上下着雨夹雪,冷得要死,科老师却命令大家把一罐炖肉分成七份,尤里在搜救的过程中还在祈祷,也许自己能在营地里找到糖果或者巧克力的包装纸,但什么都没有。
队员们在严寒中就吃了那么一点点东西,难怪他们会营养不良。
尤里的说辞似乎完美地解释了官方给出的死因——失温症和营养不良。
但仔细想想,现场搜救队只发现了一个空罐头,这也并不意味着队员们早餐只吃了一盒罐头,搜救队到达,已经是20天以后,所以,完全有可能其他食物的垃圾早就被野兽叼走,或者被大风吹到了别的地方。
当时,媒体们打算像幸存者求证小队的饮食情况,但瓦伦缇娜却像人间蒸发一样,没有人知道她获救后去了哪里……
搜救队发现6名遇难者的时候,有3人撕破了自己的外衣,只穿着单薄的内衣,有两人光着脚,看起来像要逃避什么东西一样。
这个现象在大众和媒体们看来非常诡异,于是,纷纷提出质疑,这个时候,登山专门家出来说话了,他们说,这种现象看似异常,但却恰好符合失温症的表现,叫做反常脱衣现象,这是因为体温在低于32℃以后,下丘脑中调节体温的中枢会产生错乱,释放了身体很热的信号。
队员们会在这种错误信号的指引下开始脱衣服,还会不受控地发狂,所以才出现了眼前的现象。
这种反常脱衣的现象,在其他山难事件中也有发现。
专家的话看似有理有据,但这次不一样啊,当时就有一个救援队的成员(Valery Tatarnikov)质疑过专家的说法。
他说,已知的反常脱衣现象都发生在冬天,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常见,至今还没有发现,5人死于失温症,5人都出现反常脱衣现象的案例。
更何况,小队遇难是发生在夏天,像他们这样的专业队伍,不可能被冻死,即使淋了几天雨,衣服全部湿透了,山顶的强风又在持续夺走体温,这种情况下,团队只需要20分钟生火,那样无论如何他们都获救了。
但他们为什么不生火?另外,他们为什么选择在山上过夜?即使太累了,不得不在山上过夜,那离他们30分钟路程的地方,就有一个避风港营地,他们的地图上有标注,但他们为什么不去哪里?
还有,每个人背包里都有干毛衣,为什么干毛衣都没有被使用过的痕迹?
很显然,这意味着,当时他们并没有感到很冷,团队也并不认为在山上过夜就一定会被冻死。
而且,事实情况不也是这样的吗?
搜救队在现场发现了早餐的痕迹,团队是在第二天吃过早饭以后才纷纷遇难,这显然和失温症理论不相符。
会不会是因为第二天早餐的有问题呢?
幸存者瓦伦缇娜提到,队伍一路上都在按照科老师的要求,采集一种叫做金根(золотой корень)的植物。
这其实就是中文当中的红景天,这是一种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珍稀植物。
而且救援队也在遇难者的背包中发现了大量的红景天。
按照瓦伦缇娜的说法,自己一路上也是靠生吃金根才能以幸存,而且,队伍在山上耽搁了,其实也是因为大家在忙着采集金根。
那会不会在采集的时候,不小心混入了一些毒蘑菇呢?
第二天早餐,煮金根的时候,这些毒蘑菇又不小心被一起煮了,然后导致集体中毒。
蘑菇中毒以后,确实会出现吐口白沫、七窍流血的症状,同时还会出现幻觉和发狂的症状,这也符合幸存者描述的用头撞岩石,发狂咬人的现象。
所以,这是食物中毒吗?
很显然这个理论也经不起推敲,首先,科老师本身就是一个草药大师,她不太可能让小队误食毒蘑菇,另外,幸存者瓦伦缇娜也吃了同一锅早餐,她为什么没有中毒?
这个理论是搜救队的尤里提出的,首先,他认为,科老师他们背包里出现了大量的金根,不排除是为了下山以后贩卖。
而这个行为,很显然已经冒犯到了当地人的信仰。
因为,当地的居民是一群叫做布里亚特(Buryates)的蒙古人,他们信仰藏传佛教和萨满宗教,其实和我们内蒙、西藏的蒙古族类似,他们也认为,红景天是一种神圣的植物,人类不应该贪得无厌的去获取。
而且,哈马尔-达班在当地蒙古人的语言当中,本来就是可怕石头的意思。
最开始,哈马尔-达班,专指贝加尔湖岸边的一小段山脊,这段小山脊在远古的匈奴时代,就是一座献祭的祭坛。
祭坛切开了两片沿海的平原,直挺挺的插入到贝加尔湖当中。
所以,整个哈马尔-达班在当地从来就不是什么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而且团队遇难的那座汗乌拉峰(Khanula)其实就更是一座不吉利的妖山。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古代汗王被逼上绝路,在这座山峰上面,汗王自杀了,他采用了草原人最恐惧的自杀方式——一点点放干自己的血液。
草原人认为,人的灵魂在血液当中,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汗王拒绝转世,他要让自己的幽灵永远寄生在这座山峰之上。
当地人对这座山峰充满了敬畏,是无论如何都不敢随意采摘那上面的红景天的。
但科老师他们却采了,还因为采集太多而耽搁了下山的时间。
幸存者说,在山上大雨突然变成了雷暴,很显然,这在蒙古人的信仰当中,会被认为是一种来自萨满的诅咒。
小队会不会真的是遭遇了某种大自然的神秘力量呢?
果然,也有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
有一个搜救队成员(Nikolai Fedorov)认为,当时小队扎营的山脊,从地形看就有问题,这里恰好处在一个不宽不窄的峡谷当中,整晚的强风有可能在山谷间产生次声波。
这些次声波虽然听不见,但对人体有伤害,与此同时,当晚的雷暴也可能在山谷里电离出大量的臭氧,这些臭氧在清晨浓度很高,臭氧中毒也会出现神经错乱的情况,团队有可能是遭遇了次声波和臭氧中毒。
这个说法虽然新颖,但很难被客观还原,另外,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幸存者瓦伦缇娜不受影响。
这是很多爱好者都热衷的一个都市传说,因为,根据瓦伦缇娜的描述,口吐白沫,身体抽搐,眼睛、鼻子流血,这很像是一种前苏联神经毒剂的中毒现象,包括科老师心脏骤停的死因,这也符合这种神经毒剂的副作用。
这种神经毒剂叫做诺维乔克(Novichok),是苏联在1971年开发的,而恰好这种毒剂在1993年停产。
爱好者认为,有证据表明,毒剂停产前的最后几次实验,就是在哈马尔-达班山脉中进行的。
所以,科老师团队是因为不小心闯入了实验场所吗?
显然,这里有一个解释不通的地方,哈马尔-达班并不是什么无人区,尤其是8月,这是旅游旺季,军方即使要试验,也不可能选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实验。
同时,这个说法一样无法解释为什么瓦伦缇娜不受影响。
但后来,爱好者们又发现了一个线索,那就是,这种毒剂可溶于水,它们在自然环境中,至少要4个月才能彻底降解。
这样一来,军方实验的时间和地点就不需要与团队重合,有可能是几个月前在山上进行了实验,然后暴雨把山上残留的毒剂冲刷到了团队扎营的地方,第二天太阳出来,毒剂挥发,就导致了小队集体中毒的现象。
毒剂是从草地里挥发出来的,亚历山大为什么第一个中毒?
因为他摔了一跤,很可能在摔跤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草地里的高浓度毒剂。
接着,俯下身去帮助亚历山大的队员们纷纷中毒。
而瓦伦缇娜为什么没有中毒,这很可能因为她被科老师支开,去帮助维多利亚,而维多利亚又凶狠的赶走了她,所以,在这个集体中毒过程中,似乎只有瓦伦缇娜在不断移动,这可能导致她远离地面,中毒不深。
同样中毒不深的本来还有丹尼斯,但是,丹尼斯却选择躲到石头后面,并且钻入睡袋,这导致他也迅速中毒,在最后,他踢瓦伦缇娜下山的时候,已经中毒太深,无法再跟上来了。
这个猜测还有两个侧面证明,那就是,爱好者们认为,
1,瓦伦缇娜为什么在获救以后就消失了,她是否已经和安全部门签订了某些保密协议;
2,8月18日报案,为什么21日直升机才起飞,24日搜救队抵达事发地点?这延迟的7天,会不会是谁有意在等待毒剂消失?
这种说法显然没有任何客观线索的支持,只能被当做一种都市传说。
但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没想到,等待了26年,当2019年幸存者瓦伦缇娜和科老师的女儿,这两个当事人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她们却讲了一段更奇怪的新故事。
2019年,当调查记者听完瓦伦缇娜的故事以后,记者看着瓦伦缇娜起身,从衣柜里拿出了一串老旧的念珠。
瓦伦缇娜说,这是自己被救回斯柳江卡以后,一名当地救援人员给自己的,直到自己拿到这串连珠,才感到真的获救了。
她相信这是某种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解。
瓦伦缇娜还说,科老师绝对不是一个刻薄的人,当时他们每天的饮食都经过精确的计算,团队里没有人憎恨科老师,另外,在山上扎营前,他们尝试过生起一堆篝火,但是失败了,才不得不在寒风中过夜。
那晚真的很冷,帐篷破了,睡袋都湿透了。
接着,女儿又采访中说,当时,在队伍出发前,当地人就提醒过他们,今年山里很不正常,有一头熊咆哮着捶打铁路,还企图挡住迎面撞过来的火车。
进山以后,女儿又总能看见有一头巨大的麋鹿一直在沿途注视着他们。
女儿甚至还因为这头麋鹿而绕路,耽搁了大半天的时间,从森林边缘绕了过去。
果然,后来女儿的队伍到达山谷的时候发现,山谷里是横七竖八的树木,这是刚刚发生过泥石流的场景啊,如果自己不绕路很可能遭遇这场泥石流。
后来女儿经常在梦中见到那头麋鹿,她始终相信当初是麋鹿搭救了自己。
没想到,当两位当事人在26年以后首次发声,却讲出了一个比神经毒剂更难以置信的自然传说。
所以,到此为止,哈马尔-达班事件依旧是一桩货真价实的未解之谜。
它和1959年发生在乌拉尔山脉的佳特洛夫(Dyatlov Pass incident)事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也被称作俄罗斯的第二起佳特洛夫事件。
但是,抛开那些西方人那些固有的理性分析和客观调查,也有爱好者认为,这何尝不是发生在大雪山区域内的第二起梅里雪山事件呢?
从云南的横断山到青藏高原再到蒙古和贝加尔湖,这里的原住民都信仰着藏传佛教,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神山信仰。
就像我们原来说过的一样,梅里雪山故事里的幸存者——小林泰三,他从最开始发誓要征服神山,到最后被神山信仰所折服。
也许,瓦伦缇娜和科老师女儿讲得故事并不奇怪,只是她们用西方人无比陌生的方式,讲出了自己心中被种下的那个神山信仰。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也许只有山里的麋鹿才知道真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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