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邶风·静女》是《诗经》中脍炙人口的名篇，由于文笔清新优美，描写细腻生动，向来为选家所青睐。这首诗的首章充满诗意：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从字面上来看，《静女》首章描绘的是一次浪漫约会，不过当学者们将它转化为现代文翻译时，却遇到了难题。民国初期，顾颉刚等学者围绕《静女》的翻译，就进行了一番讨论，参与者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可算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学术事件。
谁是《静女》的知音？
吴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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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间求原义
这场讨论由顾颉刚发起， 1926年2月20日《现代评论》发表其《瞎子断匾的一例——〈静女〉》，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首先反驳了毛传郑笺将本诗诗旨定为赞颂静女法德以讽刺时政的看法，他批评传统解释都是政治影响下的附会，乃是“以为我的想象如此，事实便非如此不可”。实际上，《静女》只是一首普通的约会诗，并无深意。顾颉刚在文中附上了自己的译文：
幽静的女子美好呀，她在城角里等候着我。
我爱她，但见不到她，使得我搔着头好没主意。
顾颉刚认为，“俟我于城隅”的主语是静女，“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主语是等待静女的男子。在此文的总结部分，顾颉刚宣称“科学方法”和“理性”是现代人打破附会的武器。
随后，张履珍发表《谁俟于城隅》一文加入讨论，他提出，新文化运动以来，大家普遍不再相信从前“文王之德”“后妃之德”的解读，而认识到《诗经》是当时的民间文学，对诗文也有了新的解释，但是，就《静女》这首诗而言，大家的新解释却大相径庭，例如郭沫若《卷耳集》中的翻译就与顾颉刚完全不同：
她是又幽闲又美丽的一位牧羊女子，她叫我今晚上在这城边等她。
天色已经昏朦了，她还没有来，叫我心上心下地真是搔摸不着！
按照郭沫若的翻译，《静女》首章是讲女子让男子等自己，可是天黑了女子还没来，所以男子“搔首踟蹰”，而按照顾颉刚的理解，则是女子在等男子，男子到了约定之地找不到女子，所以“搔首踟蹰” ，“一样的一句诗，生出二样绝对不同的翻译”。分歧一方面来源于对于“俟我于城隅”的不同理解，顾理解为“静女等我”，而郭理解为“静女让我等她”；另一方面则来自对“爱”的不同翻译，顾直接将其等同于现代文的“爱”字，但郭则释为“天色昏朦”，显然采用了“爱”的其他意义。
张履珍根据自己读原文的感觉提出，此诗似乎是男子的口吻，所以“俟我于城隅”的“我”就是男子自己，那么“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主体就应该是女子，所以这句诗讲的可能是一位男子想象静女在等候自己，在男子的想象中，女子爱慕自己而尚未得见，因此在城墙边徘徊不安。张履珍以此种看法求教方家，希望这种解读能有助于发明此诗原义，“将来可望归以一致，得有定论” 。
谢祖琼也随即发文，提出郭、顾、张等人勇于推翻前人附会，提出新解，但是“细看起来，觉得字句间都有不对的地方”，他认为前三家的解释在文义上都有不能贯通之处，为了解决这些龃龉之处，“俟我于城隅”一句不必坐实，可以理解为对双方约定的描述，这样就成了：
幽闲而美丽的女子，她约我，她在城角等候我。
我爱她，但她还没有来，真令我搔着首，好没主意。
女子约会男子，说自己会在城角等候，可是男子先到了却不见女子，因此“搔首踟蹰”，谢祖琼认为如此这首诗就能够解通了。在文章最末，谢祖琼自信地问道：“郭、顾、张三位先生和阅者诸君以为对不对？”
顾颉刚、郭沫若、张履珍、谢祖琼四人的分歧，集中于首章“俟我于城隅”的主体的理解，顾、郭解释完全相反，但是各自都能解通，于是张履珍和谢祖琼都以“求定论”、“求正解”的思路加入了讨论，希望能通过对原文的推敲，搞清楚这里到底是男等女，还是女等男。当然，他们对原文的理解有大量主观因素，因此翻译中也各自添加了想象内容。
刘大白先后撰文四篇加入《静女》的讨论，他指出“爱”字有一异文，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僾，仿佛也。《诗》曰：‘僾而不见。’ ”之语，说明爱字在早期文本中一作“僾”，为仿佛之义，那么，《静女》这首诗就可以解读为男子去城角寻找等待静女，远远地就开始寻找，但是恍恍惚惚地唯恐见不到，故而“搔首踟蹰” 。翻译为现代文就是：
一个静悄悄的姑娘，流丽而又端庄。约定等我在城角旁。
——为甚仿佛看不见？累我搔着头皮，远望着在路上彷徨。
此次讨论中注意到“爱”字异文的还有杜子劲，他提出清代注家多主此说，马瑞辰就将“爱”解释为“隐”或“蔽”，他举出大量材料证明，凡“爱”音字多为隐蔽意。因此，按照杜子劲的解释，这首诗所描述的，就是女子与男子约定城角等待，但是女子悄悄躲了起来，导致男子到地方找不到人，只好“搔首踟蹰”，这样，静女的形象就显得俏皮可爱，而男子的形象则显得朴实憨直，这种解释对后来影响很大。
在了解了这一知识背景后，我们便能理解，郭沫若之所以将“爱”释为“天色昏朦”，也是从这一异文引申而来，陶渊明诗“暧暧远人村”之“暧”即昏昧之义。所以，在共同注意到异文的情况下，刘大白、杜子劲、郭沫若三人依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解读。刘大白解释为“仿佛看不见”，杜子劲释为“静女躲起来”，郭沫若释为“天色昏朦”，依然差之千里。
2
求真还是猜谜？
上文列出了五位学者对《静女》首章的解读或翻译，有趣的是，这么短短十七个字，不同的学者竟作出了大相径庭的理解。这番讨论结束之后，顾颉刚于1931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三册序中说：“我们要打破旧说甚易而要建立新的解释则大难。这因为该破坏的有坚强的错误的证据存在，而该建设的则一个小问题往往牵涉到无数大问题上， ……例如《邶风·静女》篇是多么简单的一篇诗，可是摧毁毛郑之说丝毫不费力，也不发生异议，而要建立现代的解释时，则荑呵，彤管呵，爱呵，触处是问题，七八个人讨论了五六年方得有一个近真的结论。”
在顾颉刚看来，参与《静女》讨论的学者们都不相信旧说，而希望通过科学方法建立现代解释，科学方法采用的材料多种多样，科学的考据需要借助古文字学、古文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知识，而《静女》讨论正是一个方法的实践，学者们广泛地吸收了各种学科的材料与成果，终于得出了“近真的结论”。
顾颉刚所谓“近真结论”，就首章而言，自然是指刘大白的“僾作仿佛”之见，刘大白本人也对自己的《静女》考证颇感得意，将四篇文章全部收入了自己的《白屋说诗》之中，不过仅从上文分析来看，刘大白的看法是否“近真”，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在共同注意到异文的前提下，刘、杜、郭三人依然产生了迥异理解。况且，我们仍然难以彻底排除“爱”作“亲爱”之义的可能性，仅就《诗经》而言，出现“爱”字凡三处，另两处分别为《将仲子》“岂敢爱之，畏我父母”和《隰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这两处的“爱”都可以往“亲爱”一路解释，因此，“爱”之异文虽然重要，却难成定论。
而这次讨论中出现的另一种思路值得注意，其代表是刘复和杜子劲。
刘复认为，学者们在《静女》首章疏解上意见不一，郭沫若译为男等女，顾颉刚译为女等男，张履珍释为男子想象女子等自己，谢祖琼认为此章只是约定而非实写，刘大白认为是男子远望女子而仿佛不见，杜子劲认为是女子躲起来而男子找不着。对于这些分歧，刘复指出问题的分歧在于文义本来不清楚，他认为《静女》首章最大的问题，就是城隅应该不是个大地方，不至于出现找不到的情况，况且如果没找到，便不会出现下文馈赠之事。
既然直接看《静女》文本有许多龃龉之处，于是大家在疏通文义时，都加上了自己的想象和推测，造成众说纷纭的情况。刘复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原文中本来就没有给出足够的信息，现代人的解释工作，说到底只是一种猜谜而已：“在古代的文章里，尤其是诗歌里，往往为了声调或字数的关系，把次要的字眼省去了几个。这所谓次要，只是古人心中以为次要罢了；在我们看去，确实重要得不得了。因此，我们现在要解这首诗，目的只在于要发见他所省去的几个字。你若说他的意思是‘预先约定了，临时找不着’ ，只是你的一种假定，干脆说，只是你在那里猜谜子。这种的猜谜子，只要是谁猜的可通，就算谁猜得好，考据功夫是无所施其技的——因为要考据必须要有实物，现在并无实物，只是对着字里行间的空档子做工夫而已。”
刘复直指古代文章的创作方式本就不会清晰地提供所有信息，尤其是诗歌，由于音调和字数的限制，把许多次要信息都省略了，那么，“通过科学方法能在作品和确定解释之间架起唯一桥梁”这一求原义的基本理论预设不能成立，诗歌的创作方式本身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后人解读时需要用自己的猜测来填补这些空间，这本质上是“猜谜”而不是考据，因为它面对的只是“字里行间的空档子”，因此，只要谁猜得通，就猜得好，每个人提出的都是自己的“假定”，而不是所谓的“原义”。
其后杜子劲也谈到，之所以大家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是因为原诗“全篇结构散漫，并无论理的组织”。不管是歌谣创造者本身，还是乐工的改编，都没有把条理和逻辑放在第一位：“ （《静女》）前后三章也是很散漫的，我们不必强求它的条理。你说他是追忆诗也好，你说他是纪实诗也好，我们只不要忘记它是经过随便改编的歌谣。 ”既然歌谣的创作本无前后连贯的逻辑和条理，那么研究者非要按照迂腐的执念去寻找条理和逻辑，执着于唯一的正解，是根本行不通的，《静女》讨论之所以陷入莫衷一是的结果，原因就在此。
回顾《静女》的讨论，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争议的焦点：古典诗歌是否是可以翻译的？或者说，我们是否能通过字里行间的研读，去搞清楚每个字的意思，从而获得一首诗的“原义” ？而这个“原义”对于我们欣赏诗歌又有多大的意义？对于文学研究者、阅读者而言，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不断去思考，去探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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