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赵清阁的酸楚人生

吴营洲

知道赵清阁这个名字，是因为她和老舍的那段情缘。

知道赵清阁这个人的大致行状，是因为我读了她的散文集《行云散记》，及一些相关人士的回忆文章。

她的《行云散记》，是我在一个旧书摊无意间淘来的。这是本薄薄的、仅有158页小册子。当时我对摊主说：“这本书，在这附近，除了我，可能没人会买。”摊主听罢，沉默了片刻，便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我。一乐。

我翻阅着这本小册子，感觉字字都写得真切自然，读罢，既为她的才情所叹佩，又为她的人生际遇所唏嘘。

关于赵清阁，一般都是这样介绍她的：赵清阁（1914年5月9日—1999年11月27日），河南信阳人，著名女作家、编辑家、画家，她与齐白石、傅抱石、刘海粟、郭沫若、茅盾等都有过很深的友谊。与老舍交往甚多。蒋光慈夫人宋若瑜是第一个诱导她走向文艺道路的启蒙人。她是齐白石、刘海粟的得意弟子。她一生写过二十多部戏剧和电影剧本，六七部中、长篇小说，出版过三个短篇小说集，此外，还是散文和文艺理论等，凡二百余万字。抗战胜利后，她一直生活在上海，终身未婚。

赵清阁的少年时代，就很酸楚。在她五岁那年，她的母亲就去世了。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追忆道：“听说母亲除了长于女红刺绣以外，能诗会画，不愧是书香门第的女儿。但是她年轻，身体就不好，经常生病，为这她很忧郁；因为她热爱生活，爱她的母亲和我。可恨苍天无情，她才只有二十六岁的年龄，就被夺去了生命，从此离开了人间，离开了我。”她曾多次梦见她的母亲，只是：“梦醒了，一切依旧；我依旧没有母亲，依旧孤独……”（赵清阁：《母亲》）

母亲去世后，赵清阁被寄养在舅舅家。八岁时，进入省立女师附小念书。进入小学不久，她父亲续娶了一房太太。她的继母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她的继母。而她的父亲，总是站在她继母一边，开始疏远她。只有她的祖母与她相依为命。赵清阁是由她的祖母抚养大的。她与祖母感情极深。她的《行云散记》第一篇就是《祖母》。这是篇她“流着眼泪写完”的文章。读罢了这篇文章，是我不由地想起了另一个孤儿，也是由祖母抚养大的，有一天，该孤儿悄悄地对她的祖母说：“奶奶，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

赵清阁十五岁那年，在她初中快毕业时，她父亲竟然悄悄地为她订了一门亲事，说是一个什么“旗杆”——即有功名的——人家。她坚决反对这种封建婚姻，她想继续读书。她求祖母帮她。但她的父亲借口家里经济不宽裕，严词拒绝了她和她的祖母。于是她决定出走，离开这个家。赵清阁回忆说：“就在一个雪天的晚上，我偎在祖母的怀里哭了半夜。……黎明之前，祖母忍着悲痛送我悄悄走出大门，冲出黑暗；迎着风雪，顶着寒冷！”三年之后，当她得知祖母病重急忙赶回家时，她的祖母已经逝世三天了，只剩下棺材还没有封盖，是特为等她回来瞻仰的。（赵清阁：《祖母》）

1933年，在师友的鼓励、协助下，赵清阁离开河南，奔赴上海。在上海，经过考试，她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绘画是主课，兼修写作。她曾在毕业刊上发表过《高尔基画像》的素描。该刊对此画评价甚高，说是：“鲁殿灵光，弥足珍贵。”但身为美专学生的她，却更勤于写作，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成了《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她还在上海天一电影公司任该公司出版的《明星日报》编辑，继续半工半读。

“美专”毕业以后，赵清阁回到开封，受聘在母校艺术高中教书。那时正值暑假，她写了些针随时弊的杂文，其中有两篇闯了祸。一篇是揭露一个军阀强行抢婚的事，一篇是抨击西餐馆用女招待变相卖笑。但没有想到，后一篇文章伤了当时的地方当权者，因为那个馆子是他们开的，于是政治迫害临头了。一天深夜，几个军警借口查毒品抄了赵清阁的家，一封有名的“赤色分子”——田汉的信和《资本论》一类的书，成了罪证，连同日记都被抢走。第二天一大早，下着蒙蒙雨，又闯进四个军警，宣称赵清阁是共产党的嫌疑犯，把她塞进了车子，逮捕了。

在戒备森严的河南绥靖公署的军事法庭上，两边站着杀气腾腾的士兵。刘峙这个显赫的大官（时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居然亲自驾临，审问这个仅仅写了几篇文章的弱小女子！赵清阁的老师、同学、报馆编辑，都为她担忧，为她申请具保。当局没有证据，却又不放她。她在狱中苦苦地熬了几个月。最后，是她初中时的一位老师设法营救了她。出狱后，赵清阁好不容易甩掉盯梢的特务，重又回了上海。上海女子书店聘她担任总编辑。

长期的多地奔波和曾经冷酷的监狱生活，使赵清阁的身心备受摧残，并患上了初期肺病。然而，她并没有由于缺医少药的条件而在与病魔作斗争时沦为悲观者，她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毅力奋战，反而成为一个执拗的乐观主义者。许广平回忆说：赵清阁学生气很浓，缄默文静，和萧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因为从小习惯寂寞与孤寂，她喜欢把自己的所有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在她还是个少女时，她就开始写作。每当她觉得画稿无法表达出她所目睹的一切惨剧时，她就将其变为文字。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的烽火激起赵清阁更大的写作热情，使她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纵使疾病始终困扰着她，她仍然不懈地创作着。她到汉口为中国图书公司主编宣传抗日的文艺月刊——《弹花》。所谓“弹花”，就是说抗战的子弹必将盛开胜利之花。这正好圆了她亲近革命大后方的心愿。后来，武汉吃紧，为继续办好《弹花》，她不得不乘船在武汉和重庆间来回奔波。田汉曾为她赋诗一首：“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岂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甘。敢向嘉陵寻画料，弹花如雨大河南。”

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极大仇恨，促使赵清阁的创作欲望一发而不可收了。尽管这时她的身体仍然不好，常常是不及完工，就半途病倒，但“病中，仍不忍搁置，力疾促成”。她说：“想起了多少美丽的城池被敌人轰炸为一片焦土，多少战士的血染红了长江和黄河！无辜的同胞被敌人惨杀得尸横遍野！这无底无边海般深的仇恨！……能让强盗永远这样猖狂肆虐下去吗？不，一定不，我们要再接再励与敌人拼到哪怕只剩一支枪，一颗子弹，一个斗士……我得等着和鬼子拼一下，就是钢笔尖也能戳瞎它一双眼睛！是的，两只拳头也可以敲痛鬼于底心脏。”（赵清阁：《汉川行》）

然而此后不久，赵清阁便研究并改编起《红楼梦》了。为什么会作如此抉择？“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曹雪芹语）赵清阁自己曾道：“1943年的秋天，我从北碚迁居重庆。当时身体、心情都很坏，是逃避现实又像是在迷雾中寻找精神出路；总之，我是在百无聊赖中开始了《红楼梦》的研究与改编。”正是这样的心境，才使她“借古人之歌苦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吴伟业语）。倘若哪位读者“细按”一下，为什么会是“1943年的秋天”呢？这个时间点，当是老舍的妻子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万里迢迢，辗转三个月，到四川来找老舍的当口。曾经听人说：一个生活不大得意的读书人，为了给自己一个“出口”，一般都会去读禅、读红。看起来此言不谬。

抗日战争后期，赵清阁曾任成都中西书局“中西文艺丛书”主编，重庆《新民报》特约撰述。当时的斗争，极其残酷，大后方的重庆，一片白色恐怖。她的思想里有过苦恼，有过波动。当时，她除了写古典历史剧本以外，还写了不少杂文，揭露现实，如在重庆《新民报》与《和平日报》先后连载的长篇散文《骚人日记》等等。《骚人日记》由于都是揭露和抨击反动统治的现实题材，因此发表时用了笔名“骚人”。她也用其他笔名发表过一些“犯忌”的诗文。

在重庆，赵清阁的处境相当困难，她以为无党无派就可以避免政治上的烦扰，她以为住在乡间北碚就能少些是非；其实这都是天真的，脱离实际的想法。但她心里是有一个天平的。例如，有一次赵清阁接到郭沫若的信，邀她到赖家桥谈谈。信中说：“我们这里都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赵清阁十分激动，当即回信说：“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当然，她和国民党的一些文化要员也私交甚好，诸如张道藩等。赵清阁就是通过张道藩，拜齐白石为师的。

“1945年9月间，山城爆炸了一颗快乐的原子弹！全城人民都热裂地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那几天，朋友们见面，总要问一句：'有什么计划？’回答都是：'离开这里！’”然而，想出川，谈何容易！于赵清阁而言，最大的困难，或是没有路费。为了筹集路费，她只好在路边摆个小摊，变卖些旧的衣物。一个读书人，蹲在路边摆摊，真真有点难为情啊。她写道：“……（摆摊时）我拿一本书坐在小板凳上看。这一半是为的用书遮住脸，怕熟人认出我。……遇到聪明的好心人，便表示同情，按照定价买下我的东西。而这会使我非常难堪，仿佛是顾客施舍我，我成了乞丐！”（赵清阁：《出川记》）

她有个旧口琴，标价两元。这时有顾客问：一元卖不卖？她说：“随便。”那人以为她同意了，便准备付钱。这时候忽然有人从那顾客手里拿过口琴说了一句：“让我看看。”接着又说：“两元，我买了！”赵清阁被这熟稔的四川口音怔了怔，举目一看，原来地摊前面站着的是郭沫若和老舍。赵清阁因此写道：“这一意外的邂逅，羞得我顿时脸上发烧，刷地红到了耳根！”后来，赵清阁又通过卖画，筹足了出川路费，从而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流落生活。“这漫长的七年，是我宝贵的青春韶光，浑浑沌沌被烽火雾海卷蚀了去；多少恨，无限愁都在我心里扎了根，贻患终生！”我想，当她写下这些句子时，当是有椎心之痛的。

战后的上海，千疮百孔，国民党的统治变本加厉。赵清阁于1945年11月回到这座阔别已久的大城市，担任了上海《神州日报》副刊主编。她写小说、散文，还参加一些文艺界的集会。这时，黑暗的统治使她的处境更加困难。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下，她被上了黑名单，朋友劝她隐避，于是她的生活动荡起来，东逃西躲，经常搬家。有时国民党打电话威胁，请她去吃饭应酬，她毅然回答说：“对不起，我是写作的人，不能侍候你们的宴会。”

1949年10月之后，赵清阁就和其他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作家一样，受到了长期窃据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权的张春桥等极左路线的压制和打击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政治第一”的现实环境中，赵清阁在政治上从来不为左派“欣赏”和接受。她的作品受到了冷遇刁难，得不到重视，使她沉寂了多年。

1950年2月，在上海市召开第一届文代会时，让赵清阁第一次“领教”了新社会的“威力”。会前，有司指定要赵清阁作为“白专典型”在大会上公开进行“自我批判”。当时赵清阁还算年轻，“棱角”还在，对这样的“要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在指定她做公开自我批判的前一天，有司派了她的朋友、戏剧家熊佛西和另一位朋友前往她家，进行说服工作。熊佛西的话都说到了“我要'求’你了！你不肯，我不好交帐”的地步。双方僵持到近凌晨，最终她虽然答应了，但有前提：“绝不涉及政治，只谈创作，可以检查文艺思想。”第二天，赵清阁满腔委屈地上了台，她是一直眼泪不止地做着“检查”——台下听的不少人，还以为她是因为检查“深刻”而哭。（洪钤：《梧桐细雨清风去——怀念女作家赵清阁》）

1952年，张爱玲在赴香港前，特意邀赵清阁在一咖啡馆见了一面，告诉她自己要离开上海了，自然会叮嘱赵清阁多多保重。可是，张爱玲可以离开，赵清阁却无处可去。自此以后，赵清阁在诸多压力——生活、工作、经济、感情——之下，一直闭门谢客，并由过去的“喝酒”而变成了“酗酒”。身体也从此越来越坏了。回忆起那段日子，赵清阁对友人说：“那个时候，我以为自己会疯，但还算好，没有出事。”（同上）

赵清阁经过第一届文代会的那次“沉重打击”，以及又有了随后几年新社会环境的锻炼，多少也明白了点，自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刚硬”了。因此，在1957年春天开始的那场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劫难中，她虽然还是被重点关注的对象：有司点名要她参加座谈会，并要求她在会上发言。还好，她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很谨慎、很有分寸。她的发言过了关，没有中“阳谋”的招，沦为“右派”。（同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文革”开始，千万知识分子深受其害，她当然也不能幸免。1966年，五十二岁的她，被批斗，被抄家，被扣上“反动文人”“国防戏剧的追随者”等帽子，迫害得她患了脑血栓，以至瘫痪四年。是她的保姆吴嫂一直在悉心地照顾着她。当时，用赵清阁自己的话说：“真是九死一生！”

据说，赵清阁很早就知道老舍死了，“是造反派的人拿这个消息来消遣她的。……从此，晨昏一炷香……三十年如一日……”是啊，晨昏一炷香，遥祭三十年，该是怎么的一份遥远的祭奠与真挚的挂念！（傅光明：《赵清阁小说〈落叶无限愁〉背后的身影》）老舍的死，对她打击很大，但她一直把老舍为她书写的扇面和条幅悬挂在客厅、卧室，还“常把别人写老舍的文章剪贴下来，以寄托她对老舍的怀念；在（她）诸多怀人文章中，总是有关于老舍的内容。”（张彦林：《锦心绣女赵清阁》）

长年历经劫难，使赵清阁的胆子越来越小。1976年茅盾八十岁生日时，赵清阁为他精心绘制了一幅山水小轴《秋江孤帆图》，即将寄出时，又觉题句欠妥，怕招惹祸端，于是只留了上下款。而我觉得，她不仅“胆子越来越小”，反倒还有了“媚世、媚势”之嫌，诸如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颠补不破的真理回答我：旧时代，将美好的生活化作墟烟，变成了梦；新时代，将理想的梦变成了现实！这现实，即人们通常称之为'梦寐以求’的现实。”（赵清阁：《“梦”》）

1979年4月，赵清阁来到北京，前去看望茅盾，带了几张她“文革”时的习作，其中有两帧仕女图《琵琶行》和《文姬吟》。茅盾见画上没有题字，便问为什么？赵清阁说：“'文革’时题画危险，有不少画家因为题诗而遭曲解，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刘旦宅画了幅《琵琶行》，题了句'无声胜有声’，就批判他是用缄默表示内心的反革命情绪。”茅盾听了，哈哈大笑，随后骂道：“无知，无知！他们根本没有读过《琵琶行》，胡说八道！”（赵清阁：《“孺子牛”精神——纪念茅盾同志逝世一周年》）

粉碎“四人帮”后，赵清阁身上的绳索被解开了，她焕发了青春，挥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粉墨青青》，生动地表现出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遭遇；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读书》《战地》等报刊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散文。赵清阁在1980年第9期香港《海洋文艺》上，又发表了一部以晴雯为主戏的红楼话剧《鬼蜮花殃》（后易名为《晴雯赞》），受到海外重视。这个剧本在六十年代初，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已写成了初稿，还未来得及发表，就赶上了“文革”，手稿、资料、卡片等，统统被抄。这次发表的剧本完全是重写。

赵清阁终身未婚。有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原本以为才女高标，洁身自好，是一件至善至美之事；可是看到赵清阁的结局，大受刺激。独身可以，但不要因为一个男人。好的女子一定要有好的感情呵护着，不能给予她们这种保障的男人，不配去接近她们。”于是有人慨叹道：“这样的话，无论怎样的女子读到，都要感动的吧。”（商羊：《怀念一个人和他的女朋友们》）据称：“赵清阁临终前把老舍写给她的七八十封'情书’统统付之一炬，真是可惜啊！”有人当即道：“那说明她是真的爱老舍。”（陈子善：《这些人，这些书》）

有人曾这样描述过赵清阁的“晚年”：“有幅画面每次看到心里就会泛酸：一个冬天的早晨，风萧萧日翳翳，年迈的赵清阁坐在轮椅上由年迈的吴嫂推着，举步维艰。两人穿着厚厚的衣服，围巾把脸包裹得只露出眼睛，和不时被寒风吹得皱紧的眉头、散乱的花白头发。我不知道摄影师为何忍心拍下这样一张相片，主仆相依为命的深情，像信札上褪了色的纯蓝墨水字迹了，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唐吉慧：《赵清阁信札》）

平心而论，赵清阁自然是一才女，但她的“才女”一说，自是相对而言的，在“公认的”民国四大才女（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中，没有她。她的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没有太高的位置。“即使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的读者，赵清阁可能都不是一个太熟悉的名字。”（彦火：《才女赵清阁》）至于她的画，因她“毕竟是写作的，名头小，书画市场现实的很”，价位并不高。赵清阁本人也曾记述过，一次，她去北京看望齐白石，白石老人“捋着胡须”关注地又问她绘画没有？赵清阁赧然摇头，答道：“顾了文事，废了画事，辜负长者！”白石老人看着她迟疑地说：“唔，二者不能兼顾？！可惜！”（赵清阁：《日记拾遗》）

有人曾这样评述赵清阁：“……她也是带着这种烦忧和遗恨走完了自己美丽而寂寞的一生。”（张彦林：《锦心秀女赵清阁》）然而在我看来，赵清阁一生，委实酸楚。用赵清阁自己的话说就是，“苦难坎坷的一生”。（1989年9月19日赵清阁致韩秀信，转引自傅光明《赵清阁小说〈落叶无限愁〉背后的身影》）据称，她的故居已经被她的老保姆卖掉了，而她的老保姆已不知所终。如今，没有人知道赵清阁骨灰葬于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