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消息》透出的“消息”
吴营洲
《诗经消息》[①]是一本有关《诗经》的新书。当我得知它成了“2018华文好书初选入围书目(文学类)”,便不禁搜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便令人思接千里。
一
众所周知,最初的《诗经》,仅仅是“诗”,仅仅是部“诗歌总集”。而到了汉代的汉武帝时代,统治者为了自身的统治需要,才将它切切实实尊奉为了“经”,以此来规范世人的言行。甚至还被尊奉为“五经之首”。
此后的两千年里,《诗经》一直雄踞在“经”的圣坛。
然而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风东渐,民智渐开,“疑古”渐成时尚,在此大的背景下,被尊为“经”的《诗经》便渐渐被剥去了皇家生生给披上去的神圣外衣,重又恢复了“诗”的本来形容。
客观地讲,这是一种回归。物安其位,天理自然。其实这也是一种“拨乱反正”——“让民歌回归民歌!”
然而这本《诗经消息》,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欲让其重新登上“经”的圣坛。窃以为,这是一种“反动”。
当初统治者为什么要把“诗”尊奉为“经”呢?那是看重了“诗”的“教化”功能,即所谓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②],就是要把它“用作统治人民的工具”[③]。而今,为什么又要把它重新推上“经”的宝座,窃以为,恐怕也是迎合了执政者的某种需求。
这和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等,或许异曲同工。
何者为“经”?该书作者称:“所谓'经’,即经过检验的,可以为一个共同体确立秩序、法则的典籍,经过两千余年的践行,《诗经》确实有了这样的能量。”
这里的“经过检验”,从其字面上看,当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
然而——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罔顾事实,用个大词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请问,当年包括《诗经》在内的所谓“五经”被尊为“经”的时候,是“经过时间检验”了吗?充其量不过是经过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检验过罢了!
其实,所谓“检验”,还不是当政者的一句话!说它是“经”它就是“经”,芸芸众生都得以它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所谓“经”者——经百度得知——就是“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书。
二
众所周知,而今世人对《诗经》的解读,尽管在诸多篇什上乏有共识,但种种认识也是两千多年来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也是“历史”汰选的结果。
有论者称,《诗经消息》的作者“从根本的文化态度上是信古的”[④]。我却觉得该书的作者是在“复古”。
“信古”与“复古”只是词语有别,并无根本差异。因为“信古”,才想“复古”。当然,“复古”二字,或也可置换为“复辟”。
然而他的“信古”,“信”得有道理吗?恐也难说。
该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许多人认为,这(《蒹葭》)是一首爱情诗,讲的是一个人思慕心中的恋人,而恋人却可望不可即。
但是,古代的诗歌理论《毛诗序》却不这么看。它认为这是一首讽刺的诗。讽刺谁呢?春秋时期,秦国成为诸侯后的第一任国君,秦襄公。
说到这儿,我们得扯一扯秦国的发迹史。
在周朝,秦国原本只是一个附庸小国,后来,边境的西戎开始造反,而秦国和西戎又距离很近,首当其冲,只能硬着头皮上阵杀敌。
不过,这秦国是越战越强,在与西戎的对抗中,秦国的军事实力不断提高,土地持续扩张,统治势力增强了不少。
于是,秦国在周王室的地位大大提升,从附庸国,变成了一个大诸侯国。
本来,秦国是周王室的封国,遵循的是周朝的礼法。可是,在和西戎的接触中,秦国受到了影响,变得凶强好斗,成为大国之后,更是对礼仪文化越来越忽视。
所以,《蒹葭》这首诗,实质是大家唱出来讽刺秦国,不应该变得越来越“野蛮”的。
诗歌中的“伊人”,指的是周朝礼法,而“在水一方”呢,是要表达礼法已经距离我们很遥远了。[⑤]
在我看来,倘若如该书作者所言,诗歌中的“伊人”果真指的是“周朝礼法”,那么回过头来再细品一下这首《蒹葭》,究竟是“讽刺”秦襄公,还是在“歌颂”秦襄公的?
秦襄公对“伊人”——即所谓的“周朝礼法”——又是“溯洄从之”,又是“溯游从之”,苦苦寻求,这不明明是对“伊人”的强烈渴念吗?这不明明他是一心向善吗?怎么能说是“讽刺”呢!
有论者称:“毛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这样的解释,即使不算是谬说,至少是过分的曲折隐晦……”[⑥]
这话说得很对!尽管委婉!可是,为什么一个已被众多前人或学人唾弃了的观点,非要捡起来重又宣扬呢?为什么呢?
我不相信该书作者的智商有问题,我相信他心里是知道“对错”的,我相信他的“信古”自有他的价值取向。
此时此刻我又不由地想起了那个于丹。
三
众所周知,“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相信这句话凡是读书人大都耳熟能详。
但是还有一句话,就是“任何文字都是作者的心灵史”!
倘若将这句话用在该书作者身上,恐也不无不当。
请看该书作者是如何“解读”《樛木》篇的。
关于《樛木》的“题旨”,委实如该书作者所言,“历来综括不同”,但,每个不同的阅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人生际遇或彼时的心境而做出自己的解读。这是常情常识,任何人都概莫能外。
或因此,该书作者便对《樛木》有了如下一段阐述:
各家括絜诗旨,虽各有不同,却不管是后妃下逮众妾,还是君子屈己下人、诸侯归心文王、群臣祝颂其君,都有一个差序结构在里面,俱从樛木的下曲与葛藟的上附而来。
……
人之一生,总会遇到某些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并且会悄无声息地突然来临,对此必须充分留意。……
机会与时运,并非常常而有,也非强求可致,往往一闪即逝,如鸡蛋孵化时,小鸡在里边啐,母鸡在外边啄,必要啐啄同时,才会豁然脱壳。就仿佛天生樛木,也须葛藟生在树旁,且自身有向上愿望,又要待春夏草木方滋,方有援之而上的可能,稍有错失,时机将“亦莫我顾”。……
读书能读出文字背后的文字,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我不敢妄称自己是个读书人,但透过这段文字,或能隐隐感悟到了该书作者当下活得“志满意得”,十分滋润,乃至有了“睥睨万物”的底气。
他是把自己比作了“自身有向上愿望”的葛藟,恰恰又遇到了有意提携他的“樛木”,于是便站到了高枝上,“实现”了“自己的福禄之求”
我这是深文周纳吗?我这是在作“甚解”吗?自感不是。因为这意思该书作者自己都已说了:“现在真存着点读书心思的人,看到福禄两个字,心里会有隐隐的不舒服吧?'君子固穷’,读书人不该是心思高洁,不理会进身之事吗?不过,古人大概没这么局促地非要拒斥世俗,君子的身位本来就是在社会之中的,……那些将要成为立法者的君子,法圣王而上出,如葛藟托樛木而上,不正显示出胸襟的磊落光明?离群而索居,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何以为君子?”
感觉该书作者不仅自己活得滋润,还捎带着把那些未能抓住际遇者损了一下。
四
该书作者在一次访谈中,说了如下一些话:
“……孔子有一次和弟子们看到野鸡飞过之后停在树上,孔子感叹'山梁雌雉,时哉时哉’,鸟要不停地飞啊,停下来啊,然后才能维持自己长期的平衡。一个人在时代里或许也是这样的吧,不停地动来动去(静也是一种动),根据不同的情境调整自己的判断和行为,才能对准时代,怎么可能只保持一个姿态不变化呢?”
“或许是我的偏见,我觉得现在很多作品有对黑暗过度暴露的嫌疑,其实是一个竞争策略,并不是良性的写作方式。……”
“……'诗言志,歌永言’,士心为志,就是读书人会有志向,因为他要去为这个国家尽力,把这个国家弄得好一点,这就是志向;但诗歌还有另一个功能,'歌永言’,就是用来调整心性,使自己变得从容宽裕,把心情调理好了,不要作出冲动的判断。二者也可以不矛盾,有志的读书人也需要调节自己的心性,调节心性的人也要知道各种不同人的志,两者都可以归于温柔敦厚。”[⑦]
这当是他的夫子自道。这既是他的处世法则,也是对世人的一种忠告。
我读后,不由地再次想起那个于丹,以及于丹熬制的“心灵鸡汤”:
“如果你过得不如意,你不要怪这个社会,你要反躬自省,问问自己的内心。大家看看,如果人人都这样,社会多么和谐啊。”
“……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它有时跟外在的物质生活不见得有紧密的联系。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物质极其贫匮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真正快乐的力量,也就来自心灵的富足,来自一种教养,来自对理想的憧憬,也来自同良朋益友间的切磋交流。”
“……面对雾霾,大家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和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现今的当政者,需要这样的人,也希望所有的人都持这等心态。
《红楼梦》中有句话,有些人是“应运而生”的,有些人是“应劫而生”的。
任何人虽都是“时代的产物”,但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抉择。尽管有时无奈,或被动。
[①]黄德海:《诗经消息》,作家出版社2018年8月版。
[②]语出《毛诗序》。
[③]周满江:《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版,第106页。
[④]李敬泽语,参见周茉:《黄德海〈诗经消息〉:在“经”的意义上擦亮“诗”》,中国作家网2018年9月13日。
[⑤] 转引自仁仁阅:《〈诗经〉里描写的美女,为什么我们却感觉不到美?》,百家号2018年9月19日。
[⑥] 程俊英:《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版,第345页。
[⑦]黄德海、走走:《来自〈诗经〉的阅读邀约》,《文学报》201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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