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胡文彬先生的“念”与“思”

吴营洲

一

对于胡文彬先生的去世，我有几个“没有想到”！

第一个“没有想到”，是他的“突然”去世。

他才八十二岁啊！而今，活一百多岁的大有人在，而且感觉他的精神状态一直都很好，从他的网名“行有余力”便可感知啊！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我是（2021年）5月1日当天就听到这一噩耗的，可是，仅仅在此两个月前，他还和我互通微信啊！

第二个“没有想到”，是当时辗转听说，他的遗嘱是：“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不要骨灰，一切从简。”

在我看来，“不开追悼会”等等或可理解，怎么会“不要骨灰”呢？我觉得以胡先生的经济状况，买块墓地安葬自己或是问题不大。再者是，“不要骨灰”这让家人如何接受得了？

第三个“没有想到”，是在他的告别仪式上，屏幕上打出的标语竟是“沉痛悼念亲人胡文彬”！怎么是“沉痛悼念亲人”？而不是“沉痛悼念胡文彬同志”？——这令我下意识地想起某些红色电影里的某些镜头，倘若在关键时刻叫谁一声“同志”，那人便“死而无憾”了！可是，怎么就没人称呼胡先生一声“同志”呢？那些红学会、曹学会的人呢？怎么就没有以组织的名义出面悼念一下“胡文彬同志”？这不是“虚荣”，这是某种“认可”，某种“论定”！

一次与一位红友谈起这件事，他说：“我那天也觉得有点怪异。不过又觉得也不算大错，可能是家属意见？大家都把他当亲人，这样也是一种尊敬，或许这么理解吧。”

我说：“我想，以胡先生的性情，他希望看到的追悼会，不该是这样的！”这位红友回复道：“你说的也有道理。”

二

在与胡先生的交往中，也曾有过几个“没有想到”。

第一个“没有想到”，是他在写信对我说，他“想到承德等地去看看”。

这封信是2012年5月20日写给我的。他在信中写道：“倘有机会来北京走走。如果有可能我想到承德等地去看看，河北许多名胜我还真没去过呢！”

仔细想来，我与胡先生是2005年经人介绍认识的，此后虽然一直有书信来往，却缘吝一面。说心里话，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写信给我。在我看来，他的意思很是明确，就是让我为他“安排行程、食宿等事宜”。坦率地说，承德我自然是去过的，但都是有人招待，有人安排食宿等。可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字编辑，哪有那么大的权力或财力，安排他的食宿等等！他的这句话或这封信真的让我很为难。不知该怎样回。踟蹰再三，终是没回。

第二个“没有想到”，是2013年在苏州召开的红学研讨会，胡先生去了，承蒙他的举荐，我也去了。入住宾馆后，我和一位红友去拜见他。当时，会务组给他安排的是单人房间，双人床。床很大。有写字台。卫生间、浴室自然也是有的。但与胡先生寒暄过之后，“没有想到”他指着房间说：“这是我住过的最差的房间！”

听到这话，我真的很感意外。且不说我们大多与会人员住的都是双人房间，而是觉得：您是来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不是来度假的，再者说也就几天的事，何必在意住处的好赖？而且在我这个乡巴佬看来，这样的住房感觉已是“很高级”了，不该有任何“微词”；即便有“微词”，似也不该说出来。但当时，我自然不便说什么。事后也没有对谁提过这件事。

第三个“没有想到”，是那次与会期间，某一天的“午餐”问题。当时，有司正在大力提倡节俭，规定了“几不准”，其中有各种会议不准大吃大喝，违者必究等等。承办单位苏州十中自然不敢越轨，于是午餐便安排了盒饭。苏州十中这样安排，可能有他们的苦衷：其一，他们是不想违规，被抓个典型；其二，是想节约开支。据胡先生说，这次研讨会苏州十中几次都不想办了，是几经反复才最终同意承办的。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上午胡先生作总结发言说，突然话头一转，说道：“我们到这里来开会，竟然让我们吃盒饭。”并为此发了好一通牢骚。其实在我听来，胡先生这样的话是不该说的，尤其不该在大会上公开说。待中午吃饭时，我注意到，胡先生果然没和大家一样，吃盒饭。估计是承办方让他吃小灶或大席去了。至于还有谁没有吃盒饭，我不清楚。

当然，在与胡先生交往的这些年，最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我一直是关爱有加，不断提携。

三

我清楚胡先生对我很好！我对此一直是非常感戴！

他每有新著出版，总会惠赐给我。并叮嘱我，他的书以后不要再买了，都会寄我。他还数次将他珍藏有年的旧书惠赐给我。

他还曾两度推介我参加“全国性质”的红学研讨会。（2012年的镇江会议，2013年的苏州会议。）

他总是鼓励我写文章。还让我将文章寄给由他做顾问的学术期刊，得以发表。（如《辽东学院学报》《咸阳学院学报》等。）

他时常写信、打电话给我，关心并鼓励我。有了微信后，交往更多。

当拙著《新解〈红楼梦〉》与台湾一家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后，出版方突然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找个“权威人士”推介一下或写个序，以利销售，为此我向胡先生“求助”，没想到早已声明不再给人写序的胡先生，竟就慨然应允了。

但是十多年来，我很少“主动”和他联系，很少“打扰”他：一是知道他忙，二是自惭形秽。我知道围在他身边的，多是青年才俊，我不好意思往前凑。（这或也错失了许多聆听教诲的机会。）

我有时甚至“无耻地”想：他对我是好，但他对其他人也同样好，并不单单对我好，我不能过分地表现出“感恩涕零”的样子。我有时竟想到林黛玉收到宫花时的问语及神色：

……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带。”宝玉听说，便先问：“什么花儿？拿来给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开匣看时，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第七回）

林黛玉敏感而自卑。我或也是。

四

胡先生礼贤下士，“提携无类”（这句话是从“有教无类”套过来的），有人称他“与人非故眼犹青”（张义春语）。

据我所知，被胡先生提携过的人，稍微夸张点说，可够一加强排了！（我深知我当是其中之一。）

因此，时常读到些感戴胡先生的文章。这很正常。我读了也很喜欢，也很爱读。但有一次，有个人在文章中称，他的某本书，就是因为胡先生的举荐，才得以在某出版社出版的。

说心里话，当我看到这段文字时，心里真的“咯噔”一下！

此时此刻我不能不想：为什么我的书稿胡先生不向某个出版社“举荐”一下呢？

此前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此时我由不得不想。

当年我写《周汝昌红学批判》时，曾将部分文字打印后寄给过胡先生，请他指正，他回信道：“对于尊著的内容，我以为各题目立题平稳，内容上论述亦充分说理，文风、学风上无可挑剔。但以目前篇幅（约近八万字）尚难出书，如果还有题目可写，字数在十五至二十万字，再加一些图片，可能更好些。不知尊意如何？”收到他这样的回复，自然很高兴，便复信给他：“您在来信中提及的将《周汝昌红学批判》结集出版的建议，自然很好，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只是凭我的才力，恐怕难以实现。”

说心里话，当时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请他向某个出版社“举荐”。这大概是胡先生对周汝昌一直“执弟子礼”，推荐这样一本书或有不便。

然而，当我的《新解〈红楼梦〉》在台湾出版一事胎死腹中后，胡先生也没有说过他要向另一家出版社推荐一下。

还有我的《曹雪芹正传》《〈金瓶梅〉前传》《程伟元自述》……

2020年4月16日，我将芜稿《程伟元自述》微信给他，他回复道：“祝贺！出书吧！为程立传呀！……正在认真学习呢！全书多少字？……便中一告！佩服你的文笔！”

当然，也给芜稿提了些建议，却没有表示要给哪家出版社推荐一下。

当然，我也没有对他提这方面的要求。

我不能因此而“埋怨”他。只是见他向出版社推荐他人的书稿，而从没有动议推荐我的，我心有戚戚焉。

“推荐”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认可。至于成不成，另当别论。王春瑜先生曾将我的杂文书稿先后给五六家出版社推荐过，均未成，但我很是感戴！

五

一天，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一段视频，是胡先生在和众多年轻的《红楼梦》爱好者座谈交流，我见胡先生在侃侃而谈：

黛玉临终前，猛然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

在这里，黛玉到底想说什么？即：“宝玉！宝玉！你好……”，好什么？

为此，无数读者做了无数揣测：有的认为是在指责，如“你好狠心啊”，“你好狠毒啊”，“你好卑鄙啊”，“你好该死啊”，“你好绝情啊”……有的认为是在劝告，如“你好好保重”，“你好好活着”，“你好自为之”…… 有的认为是在埋怨，如“你好糊涂啊”，“你好懦弱啊”……当然也有“潮人”故意调侃的，如“你好酷啊”……

其实，关于“好什么”的猜测，除“故意调侃”者外，大都反映了《红楼梦》的读者各自对这部作品及书中人物的理解水平，也照出各个人的感情倾向或道德境界……

但是无论怎样说，黛玉的这句“宝玉！宝玉！你好……”，在《红楼梦》中，当是含义最为丰富的半句话。

那么，黛玉临终前到底想说什么呢？

以我对《红楼梦》、对林黛玉的理解，我觉得，黛玉临终前“猛然直声”喊出的，当是：“宝玉！宝玉！你好我自好！”是黛玉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来对自己心爱的人，披肝沥胆，直抒胸臆。

而且，“你好我自好”，也是黛玉的“原话”，出自《红楼梦》第二十九回：“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

（下略）

六

当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等“红学大家”相继去世后，胡文彬其实已在红学界站在了“王”的位置。

当然，他是“无冕之王”。没有人给他加冕。

我私下里一直觉得，从他的内心深处，是希望有谁给他加冕的。

可是，论资历，论学力，论著述，论人望，论对当今红学界的贡献，谁好意思、谁有资格去给他“加冕”？

或因如此，他便有意无意地“俯视”所有的“红学界”的人。包括台上的，台下的。包括在朝的，在野的。包括他的同辈。自然也包括他的某些晚辈。尽管他对他的同辈尊敬有加，尽管他对他的晚辈提携有加，但他的那种“俯视”，往往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对此，我想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感受到了。

正因为他对众多晚辈的悉心提携，是许多人当面或撰文，称他为“恩师”！

在当今“红学界”，受到众多晚辈尊敬、爱戴的，舍他其谁？他在年轻的红友中最具号召力的，舍他其谁？

或因如此，称他是当今红学界的“精神领袖”，恐也不谬。

七

黄安年、吕启祥夫妇是胡先生的多年挚友，胡先生去世后，我个人感觉，是黄安年在“第一时间”在网上刊布了他写的悼念文章，随后又贴出来《翻找旧照，缅怀文彬》。

黄安年在悼念文章《痛失学界领军知音胡文彬先生》（载“科学网”黄安年的博客）中称：

胡文彬先生和老吕是共事红学研究四十多年的同事和挚友，继冯其庸、李希凡先生离世后红学领域的领军人，也是我的学界知音。昨天下午一个最不想听到的噩耗还是传来了，随即张庆善、孙伟科、胡晴相继证实了这一事实。天不假年，回天无力，在学界最需要文彬的时候，他却走了，一位终身痴迷红学、充满正气、情绪激昂、嫉恶如仇的文彬形象，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他，一位一直奋战的红学第一线的斗士，永远地离我们而去，年仅八十二岁。

黄安年在其博文《翻找旧照，缅怀文彬》中写道：

这两天翻找和文彬相关旧照，实在太多，感慨良多，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到了陆续离开历史舞台聚焦的时候。然而历史是由不同时代的人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弥足珍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加快口述历史工作的进程，回忆过去为了让今天和明天更美好！影像回忆是口述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共同努力就会积少成多。

这里集辑的仅仅是文彬个人在不同场合的照片，由黄安年随机拍摄……

我与胡先生虽然书信、微信、电话常有联系，但仅有一面之缘，是在2013年的苏州红学会上，他给我的印象总是健硕、健谈的，思维一直很敏捷，声音一直很洪亮，但我从黄安年2018年拍的几张照片中，忽然感到了胡先生的“老态”。这令我大感意外。完全出乎了我的想象。主要是他的“气色不好”。

八

在红学界，与胡先生私交最好的同行，当是吕启祥。——这当然是我的感觉，未必准确。

吕启祥长胡先生三岁，胡先生总是尊称吕启祥为“姐”。甚至有人称：“胡吕两位先生如同一芹一脂，堪称红坛知音！”

吕启祥所写的悼念文章《性情中人——思念文彬老友》（载“科学网”黄安年的博客），当我读过之后，十分感慨，当即便写下了如下感言：

此文甚好！建议各红友一阅。（仿毛批）

此文亦是性情中人之性情文字！所言所叙，皆是出自肺腑！虽未畅所欲言，却也不失本真！在在有据，字字有根，知者尽知，无需烦言！

感觉吕启祥先生心有郁闷（愤懑），但也点到为止了。不过，倒也真真感受到了吕先生的“一吐为快”！

这是我所看到的怀念胡文彬先生的最具真性情抑或最具血性的文字。

吕启祥是红学界的“槛内人”，更是“过来人”“亲历者”，对红学界的方方面面都洞然于心。

九

当人们得知胡先生去世后，都很震惊，也都十分悲痛。一时间，我看到许多人发悼文，致唁电，赋哀诗，撰挽联……

当时，我也想撰一挽联，却，却，却才力不逮，竟言不成章。后经数日的冥思苦想，方拟了如下一联：

惊闻“无冕之王”挂冠长辞，辞别红尘辞别红学界，诸红友霎时心悲心恸；

忍看“精神领袖”抽身远去，去见曹寅去见曹雪芹，众曹迷黯然神失神伤！

辞虽粗疏，且不合规范，有违平仄，但，意却真诚。

我一直私下里认为，胡文彬先生是红学界的“无冕之王”，是红学界众多学子的“精神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