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报》的创刊与自戕

吴营洲

写在前面的话

《杂文报》创刊于1984年10月2日，自戕于2014年12月31日，享年三十岁。

我的此文，仅仅撷取了《杂文报》生命中的一些片段，委实不能称作是“杂文报史”。

然而，从《杂文报》的创刊到它的自戕，或也能折射出什么……

知者自知，碍难一言以蔽之。

1984年：《杂文报》呱呱坠地

1984年的确是个值得记住的年份。有论者称：“在中国企业史上，这个伟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又有论者称：“其实，这不平凡的一年不仅仅属于公司，还包括媒体。这年的媒体虽然还在探索，但也有着不俗的表现。”（宋守山编著：《传媒三十年》）

这一年，《南方周末》问世，《今晚报》创刊，《新闻法》被提上日程，邓小平“南巡”……

就杂文界而言，这一年也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1984年10月2日，《杂文报》正式呱呱坠地（《杂文报》曾于1984年5月16日出版过一期“试刊号”。）。这是我国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杂文类报纸。四开四版。诞生地是河北省的石家庄。

《杂文报》是应运而生的，且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的“应运而生”，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波澜乍起，思想观念有待解放，精神枷锁亟需打碎，文化禁锢需要冲破……人们呼唤或渴望有个敢于“激浊扬清、针砭时弊”的舆论阵地来直抒胸臆。倘若不是如此，这张小报则是断断难以问世的。此前的《读书》《新观察》《书林》《文汇月刊》《随笔》等杂志，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破土而出的。

这也就是所谓的“天时”。

谈及“地利”，委实有些踌躇，因为石家庄这个地方，是众所周知的“左家庄”“土家庄”，不仅思想保守，还“没文化”，这样一个地方，怎么会孕育出《杂文报》呢？

这就涉及到“人治”这个话题了。

“人治”究竟好不好呢？很难一概而论。那得看是什么人，面对什么事，出于什么心，采取了什么行动等等了。当时，河北省的省委书记是高扬。高扬思想开放，而且“年轻的时候喜欢读鲁迅写的书，尤其喜欢读那些杂文集”，“l982年夏到河北工作，了解到那里由派性斗争发展起来的诬告成了风，在参加党的十二大期间写了《论诬告》，署名夏明登在《河北日报》上”。喜欢鲁迅，喜爱杂文，也写杂文，因为这些原因，再加上当时的石家庄有一批热爱杂文事业的热心人，种种因缘和合，《杂文报》遂就横空出世了。

说这是“地利”也行，说这是“人和”也行。知情者都清楚，倘若没有高扬，就不会有《杂文报》。

由此，人们一谈起河北省的土特产，就是“二杂”：一是杂技，二是杂文。

当时，受高扬的影响，福建、山东两地，杂文也开始“热”了起来。原因是那里的两位省委书记项南、梁步庭，跟高扬似的，不仅喜欢杂文，而且还擅写杂文，并经常把“杂文”当作工具，推动工作开展。诸如项南写的“杂文”《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发表在1982年2月7日的《福建日报》，就是结合当天报纸公布的两个重要案件，直接指出一些案件长期处理不下去的三条原因。全文不算标点符号只有一百四十四个字，堪称精炼。1984年2月28日，项南又在《福建日报》上发表了《不许诬告》，对“文革”遗风的种种现实表现予以严厉鞭挞，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随后，在全国各地，宛如春笋般冒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杂文团体。归属社联的，叫“杂文学会”；归属作协的，叫“杂文协会”……

高扬说：“杂文是在社会历史转折时期才可能繁荣昌盛。在所谓太平盛世，杂文就不会成为那时文艺百花园中灿烂的花朵。极端专制的时代，则好似年年大旱，野花都已经枯萎，剩下的只有杂草了。”高扬又说：“我们现在处于历史大转折时期，杂文'遍地开花’，但这'花’像平原的'野花’，只能装点草原之美，还不像花园里的'百花’那样多彩多姿，令游观者赏心悦目，因为它没有经过必要的人工培养和缺乏施肥除草的物质投入，而这种不足，是由于近年我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造成的。”

有论者称：“在那个时代，高扬倾心支持杂文，目的是借助杂文的发展，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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