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阅读碎札

《红楼梦》阅读碎札·十五

吴营洲

曹雪芹对《红楼梦》的结尾，当然十分重视，但他遇到了困难。

第一，他对许多人物的结局，知之不详。因为书中的不少人物，尤其是那些重要人物，如黛玉、湘云等，并不是他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有其生活原型的。而这些“生活原型”，并没有随着他家的北归（一同来到北京），而是留在了江宁或苏州。离别之后各自的生活怎样？际遇如何？他不清楚。尽管他有着各种各样的推测，有着各种各样的设计，可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同时祖母李氏母亲马氏已经过世无法提供更多的曹家的素材，堂叔曹頫对许多事并不详知。

第二，红楼梦的开局，始于神话，因此结尾也需要一些人物归位。为此曹雪芹参考了“水浒”结尾，“排座次”，也就是传说红楼结尾的“情榜”。但在曹雪芹看来，这样的安排，一无生活依据，二也缺乏独创性，所以不好动笔。但还是勉强写了结局。明义所见的《红楼梦》，就是有结尾的全本。甲戌八十回本，就是为艺术而割爱的明证。（明义所见的《红楼梦》，是曹雪芹最早完成的一个祖本，也和《风月宝鉴》一样，没有“元妃省亲”“秦可卿故事”。《风月宝鉴》也并非像如今的学者所推断的所谓风月之书，而是沉溺于恋爱感情所陷太深而没有能建功立业。）

为了解除这两大问题的困扰，曹雪芹下决心去了江宁、苏州和扬州，但结果是悲惨的。严酷的现实，令曹雪芹肝肠寸断，万念俱灰，再也不想往下写了。

红楼梦研究（即所谓“红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显学并走入民间，原因自然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史料”已经全部公开了。

这些“史料”，“红学家”在读，普通民众也在读，大家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普通民众并不一定比“红学家”读得差。

两者唯一的区别是，“红学家”是靠国家税收养活的，是专职的，而普通民众是靠自己劳作过活的，是业余的，凭得是个人兴趣。

如果某个统治者喜欢《红楼梦》这本书，那么，他若不是个大骗子（大政治骗子），就是个大糊涂虫。

所谓的“大骗子”就是在拿《红楼梦》说事。

《红楼梦》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哪是什么“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等！

《红楼梦》是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也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

可惜一些低能而又追逐名利的文人墨客，为了引起某种轰动效应，不惜诋毁这部书，以致弄得这部书面目全非。

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诗意化的文字，有质感。

在这点上，《红楼梦》做到了。

一部优秀的小说，首先是作用在读者的感性上，或者说是心理上。这点《红楼梦》也做到了。

《红楼梦》一书，是以汉族进步的伦理道德，批判了满族落后的伦理道德。

满族入主中原之前的伦理道德，仍有原始落后的遗留。民族的同化，首先是伦理道德的同化。一种进步的人伦征服原始落后的人伦关系，那是必然的。

满清政治上对汉族统治了三百年，同时也是汉族进步的伦理道德同化满族的三百年。自打满族入主中原后，几乎很难说再有纯满族文明的存在了。历史即使如此。

满族的统治者，曾下大力气维持满族的习俗、伦理道德，但，收效甚微。汉儒虽在被统治的地位，但仍以忠孝之纲，征服着“不知人伦的禽兽”。

在曹雪芹的笔下，一个惹事不断的薛蟠，和一个千方百计息事宁人的宝钗之间的兄妹关系，写得实在太生动了，那种艺术描写中的分寸感所产生的美感，实在令人叹服不止。

贾宝玉在有薛蟠在场的那场酒宴上唱的那首小曲——《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与当时的环境、气氛极不协调。那不是妓女圈子里的东西，那是才女间的东西。就像是在一次很欢乐、很喜庆的聚会上，突然有人来了曲《西风烈》，很不协调，也很不合时宜。

云儿唱的，薛蟠唱的，都符合当时的气氛，唯独贾宝玉唱的不符合。

但曹雪芹不管这些。他不管这首曲子放在这里合适不合适，他就是要把这首曲子放在这里。他就是要把自己的某种感受展示出来。他不管别人怎样看，也不在意别人怎样议论。

然而，这首曲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出自另外的一个圈子。

这首曲子，其实是才女之间的心灵互动。才女心里的苦恼，烦恼，写得是那样透彻。非常的雅。

王熙凤在处理家庭问题上，无论什么事，都非常主动，非常张扬，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味道，看上去很强势。其实这种强势的后面，有着一定的悲剧的因素。她是不自由的。她是被大的形势所左右着的。她处在风口浪尖上，她不想参与都不行。是贾府败落的大趋势，推着她，一步步走向了自我毁灭。

有时候觉得，黛玉这个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读者对黛玉这个人的精神品质也缺乏起码的认识。甚至一些人一提到黛玉，还是选谁做老婆的问题。

实在可悲！

《红楼梦》的研究应该进入新的时代。

有人称，在四大名著中，唯有《红楼梦》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这是对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原因就是它写得太真实了。完全抓住了时代的东西，抓住了社会的本质。有些东西，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超越的。

葛剑雄说：秦始皇并没有统一中国，只是统一了六国，还有许多国家、部落、民族他都没有到过。

其实，“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个很普通的观点，人们都习以为常、不大注意了，但细想起来，觉得葛剑雄的说法还是挺有道理的。

《红楼梦》也是这样，有些事情，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比如说，《红楼梦》里的末世众生相，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一个个人物，身处“末世”，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呢？

王熙凤为什么要敛财呢？贾府的事情，她看得很清楚，“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任谁都左右不了。那她怎么办？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地敛财。她觉得唯有这样，才能自保。手里有粮，心里不慌。钱财成了她唯一的指靠。

还有那个惜春。她为什么要出家？他们家有钱有势，她自己也有吃有穿，可她为什么非要抛却红尘，遁入空门呢？有人说她是受了她父亲贾敬的影响。那她又是怎样受的影响呢？她喜欢画画，喜欢下围棋，这些都是非常雅的生活。这样雅的生活，和《红楼梦》中的现实一比较，那就彻底完了。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她很少和人来往，只和妙玉来往。她是宁国府里的人，却一直住在荣府。自从她住进大观园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宁府。她实在是不想看到龌龊的现实。就像弘一法师一样。

用人物的差别，表现末世的众生相。是环境造就了人。

贾政的情况，也很值得认真分析一番。

无论说什么话，都要说到根儿上。这样，别人也就不再纠缠这件事儿了。

《红楼梦》这部书有个特点，你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读它，都能解释的通。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解释能解释的通，从人性的角度解释也能解释的通。

从“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方面，也能解释的通。

就是从“末世”的境况下分析各个人物，树倒猢狲散，也能把各个人物串起来。

曹雪芹虽是写贾府的“末世”，但先写了一个小高潮，就是“元妃省亲”。因为这个小高潮，使贾家的地位有了一个新的提高。但是，又通过这个小高潮，贾府经济上的败落迹象显现出来了，人事方面也有了变化，贾府的“末世”景况，就是从“元妃省亲”开始的。因此曹雪芹很高明，创作小说的手法也很高超。

对于妙玉，原先认识的不够全面，也不是很准确，仅仅从情的方面谈了她的失落，然而，若是从“末世众生相”的角度来看妙玉，感觉她要高明许多，她对世事的认识，也深刻许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许多人放弃了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红楼梦》，唯独徐迟一个人还这样做，并写了一个小册子。但有些东西，仅仅通过“阶级斗争”学说是解释不清楚的，诸如宝玉看“龄官划蔷”，就无法解释。据说徐迟也写了这方面的文字，但他后来删除了。

《红楼梦》的所谓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从毛泽东开始的，应该是从王蒙这里结束的。

王蒙用荒诞文学的理论来解释《红楼梦》，很有新意。

王蒙读《红楼梦》读得很细。但他的读红著作，不具学术性。

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很清醒，他知道自己在写“末世”，也看清了身处“末世”的各色男女。

《红楼梦》之所以具有无穷的魅力，绝对不是误打误撞，绝对不是瞎猫碰见了死耗子。

德国一个哲学家说过，所有的家庭问题，到最后都是经济问题。

贾家的败落也不例外。

曹雪芹不厌其烦地写“吃”，为什么呢？

曹雪芹肯定不是为写“吃”而写“吃”的，也不仅仅是为了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的需要，他肯定有着更为深层的思考。

那么，他的这种思考是些什么呢？

就《红楼梦》研究而言，饮食文化自然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其实已经有好多人写过了，但还应该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吃文化”在中国很厉害。中国的餐馆遍布世界各地。

在饮食当中，中国讲味道，外国讲营养。这当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在古代的一些哲学家中，“乐文化”与“礼文化”往往是一体的，后来渐渐分开了。到了曹雪芹这里，便形成了“两赋论”。

有论者称：正邪两赋是曹雪芹原创的哲学思想，它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当代哲学进程中仍有其重要价值。

曹雪芹喜欢的是乐文化。他所贬斥的那些人，都是礼文化里的。

在“末世”的态势下，赵姨娘的心理反应是：抓权。让自己的儿子贾环上位，成为贾府的“法定继承人”。

通过一部《红楼梦》，倒也可以研究研究，那些“统治者”，包括历代的统治者，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曹雪芹写了许多人物的细节，写得很琐碎。

他最初这样写，可能是为了人物，使之更加活灵活现，但写着写着，曹雪芹有了更高的追求。

只有细节的真实，才有人物的真实。

苏雪林（台湾学者）曾对《红楼梦》描写的太过琐碎提出过批评，其实她是没有理解曹雪芹，也没有读懂《红楼梦》。

曹雪芹写了人性的善，也写了人性的恶。

诸如贪婪、好色、狠毒、愚昧等。

曹雪芹是把人当人看，所以才取得了如此高的艺术成就。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了“皮肤滥淫”，但他不是欣赏这些，也不是让读者欣赏，而是让读者知道，有一种人是“皮肤滥淫”。

这是《红楼梦》与《金瓶梅》的根本区别。

《金瓶梅》是用一副欣赏的眼光来看“皮肤滥淫”的。

曹雪芹是把人性中特别美好的东西，放在了一个十分恶劣的环境中。

而最后，这些美好的东西，竟又一一地被毁灭了。

元妃省亲时，众人都作诗，林黛玉也作了。

黛玉的诗是《杏帘在望》：“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就因为“盛世无饥馁”这句诗，黛玉常常为人所诟病，认为她是为皇帝歌功颂德，拍马屁。

其实，在黛玉看来，所谓的“盛世”，其实是有标准的，不是你说盛世就是盛世了。

所谓的“盛世”，就是没有“机馁”，无须终日里忙于“耕织”。

可是在康雍乾时期，直到解放初期，北京一带的老百姓，贫苦极了。怎么能说是“盛世”呢？

马可波罗写的游记，所记述的中国，是不真实的。

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所接触的人不同，得到的看法就不一样。一种是接触贫民的，一种是接触当官的。

马可波罗主要接触的，当是当时的官员，所以他的游记难免“失真”。

元春省亲，可卿出殡，场面都很宏大，花钱都很多，其实就埋下了败落的伏笔。

既然《红楼梦》描写的是大家庭的生活，就不可能不参照北京的一些大家庭。贾府的建筑规模，和皇宫有一拼，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事物的表面与本质，其实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冷子兴对贾府的比喻很好：“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表面上很气派，很奢华，很风光，其实内里已经空了，已经不行了。

《红楼梦》的后半部，就是在写贾府怎么就不行了。

其实这一点，读者也一直在探究。

后来渐渐明白了，原来是“元妃省亲”建大观园留下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