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曹頫——兼谈曹家败落的原因（四）

话说曹頫

——兼谈曹家败落的原因（四）

吴营洲

此时的曹頫，经济上自然也有问题。

雍正元年十二月，两淮巡盐御史谢赐履《奏明解过织造银两折》奏报：

“户部行文两淮盐院停止支给江宁织造银两，但在户部行文之先，盐院已两次向曹頫支付了八万五千一百二十两。”

后经部议，由两淮巡盐谢赐履向曹頫追回这笔银两。

然而，经盐院“咨催（发公文催）、差催（派人去催）”，竟得不到曹頫的任何答复（“无一字回复”，见《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三册），不知道曹頫把这笔银子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八万五千多两，当是一笔并不太小的数目，因为织造官员的薪水，一年才百余两银子。于是，曹頫连忙具文雍正，请求用三年时间赔清。

雍正竟然同意了。

从这一点来看，并不是雍正一上台就对曹家实施打击。

平心而论，雍正对曹頫的态度，还是相当宽容的，起码要比对李煦宽容。因为李煦的官职是被当即罢免的，而曹頫同样有经济问题，却依旧让他继续担任江宁织造一职。

（客观地讲，即便是雍正对李煦的处理，也不能说就绝对是过分了。与此同时的原山西巡抚苏克济，有人揭发他贪赃四百五十余万两，结果被革职籍家，其家人赵七的家产二十余万两，也一并入官。原山西总河道赵世显，也因亏空下了刑部狱，并被籍家。另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安察使张安世，江苏巡抚吴村礼、布政使李世仁等，相继全被革职并查封家产。）

在此，似应先谈谈织造府的收支情况，以及亏空的形成。

江南三织造是皇室的一个消费性机构，每年置办的纺织品数量、品种和所需料银，都是明确的、有限的，织造官员的年薪也不高，仅有百余两。织造本身并不是肥缺。但一般情况下，织造府分别兼管着附近关税（其中江宁织造兼管龙江关、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杭州织造兼管北薪关），经手银两数目动辄数万数十万，除此之外，有时还兼巡两淮盐政，收入便可观了。

除了以上固定的（或定期的）收入，织造官员往往还通过其他手段，依赖其特殊身份暨与内廷皇室的关系，经营人参、铜、粮食等特权贸易，即供应着皇室、王公的豪华享受，又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家业。

据目前已知的情况，织造府的支出，主要有四项：一是修建行宫，接待皇帝南巡；二是采办进贡物品；三是捐给内务府，作为皇帝的私房钱；四是刻印书籍。（参见《清代内务府》，祁美琴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们知道，收不抵支便成亏空，那么，织造府的亏空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在红学界，似乎有个共识，只要一提到织造的亏空，便总是想到康熙南巡，甚至以《红楼梦》中李嬷嬷、赵嬷嬷的话来做佐证。（李嬷嬷说过：“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赵嬷嬷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至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

其实，康熙南巡，的确破费，也的确是造成亏空的主要原因，但它绝对不是亏空的惟一原因（正如不能把一切损失都记到“四人帮”头上一样）。另外，雍正并没有南巡过，为何织造府仍有亏空？

在我看来，这些亏空，更应从其内部找原因。

旁的不说，单是李煦、曹頫家被抄时，查得李煦家共有二百多人口，曹頫家也有一百三十多口，如此庞大的家庭，日常的支出该有多少，而一个织造的俸银（一年才一百零五两或一百三十两），如何养活得起？曹寅在世时，曹家虽无李鼎（李煦的儿子）之类挥金如土的败家子，他却有藏书、刻书的癖好，非但自刊《楝亭五种》、《楝亭十二种》等，而且以友情为重，又乐于先后为顾景星、施闰章、朱彝尊等刊刻全集，一掷千金。

再就是一些意外支出，如太子允礽，就曾向曹寅先后勒索过五万两银子。（我觉得，这种事说是太子敲诈曹寅也行，说是曹寅在向太子行贿也未尝不可，其中的是非曲直，我们已无从评断，但有一点可以确知，此项支出，决非小数。）

康熙在世时，对曹李两家的亏空，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之袒护，而康熙死后，雍正则采取公事公办、欠账还钱的政策。

就雍正的做法而言，这是无可指责的，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并不能因此就说雍正是在故意刁难曹、李。

雍正二年正月初七日，曹頫向雍正写了一篇奏折，对雍正同意自己“分三年补完亏空”一事，表示了他那感恩戴德的心情。

原折如下：

“江宁织造奴才曹頫跪奏：为恭谢天恩事。切（窃）奴才前以织造补库一事，具文咨部，求分三年带完。今接部文，知已题请，伏蒙万岁浩荡洪恩，准允依议，钦遵到案。窃念奴才自负重罪，碎首无辞，今蒙天恩如此保全，实出望外。奴才实系再生之人，惟有感泣待罪，只知清补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顾。凡有可以省得一分，即补一分亏欠，务期于三年之内，清补全完，以无负万岁开恩矜全之至意。谨具折九叩，恭谢天恩。奴才曷胜感激顶戴之至。”

我们今天已知的曹家史料，出奇地少，也不连贯，但我觉得，这星星点点，就像是冰山一角，透过它，似乎也能揣摩出整座冰山的大致状况。

通过曹頫的这则奏折，我们可以感知：雍正上台后，并没有因为亏空而革掉曹頫；不仅没有，似乎也没有免去的打算，起码三年之内没有将他革职法办的念头，不然就不会同意他“三年带完”了。

曹頫并没有想到雍正会对自己如此地宽宏大量，一时间，惊喜万分，感激涕零。

雍正则在这一奏折上，写下了一句这样的话：

“只要心口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

有人称，雍正的这句批语，对曹頫充满了嘲讽，甚至是声色俱厉。

在我看来，恐怕不是。

刚刚即位的雍正，对曹頫的态度，总的来讲是观望或考察。也许，他对曹頫不满是有的，但对曹頫的期望和宽容更是有的。（不然，曹頫的命运将和李煦一样，早被一棍子打死了。）思其原因，也许是雍正念曹頫年纪还轻，尚可造就，且又是先父的旧臣遗孤。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句话总的来讲并不错，但绝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如果说，就因为曹頫效忠过康熙，雍正就将他打入另册，绝对与事实不符。如果说雍正认为自己在做皇子时，曹頫没有巴结过自己而是巴结了自己的政敌塞思黑（如为塞思黑保存镀金狮子），就对曹頫进行报复，那么，雍正须要报复的人，也就太多了。打击面过宽，当是统治者的大忌。

从曹頫没有被立即解职这件事来看，雍正这个人，还是很大气的。

另据资料证明，现存的雍正朱批手迹，又将这句话作了全盘改动，改成了：

“好勉之，但须言行相符。所奏甚属可嘉，惟须实力奉行耳。”

由此可见，雍正对曹頫，并没有什么嘲讽的意思，只是认可了曹頫的话，认可了曹頫的态度，也等于是在告诉曹頫，你就应该这样，“心口相应”或“言行相符”地做奴才。

这个时候，曹頫应该明白，他和雍正的关系，不可能像曹寅和康熙那样，亲如兄弟，并倍受恩宠和庇护，而是一种绝对权威和绝对服从的主奴关系，谈不上情义，更谈不上亲密，当然也就没有庇护可言了。

雍正二年四月份，大将军年羹尧战败了罗卜藏丹金，消息传至江南，曹頫立马写了篇声情并茂的贺功折。

如果曹頫是想以此来逢迎圣上，进而表明自己的效忠心迹，倒也无可厚非，只是，最后的效果，适得其反，实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现将原折抄录如下：

“江宁织造奴才曹頫跪奏：为边疆凯旋，普天同庆，恭贺圣功事。窃奴才接阁邸报，伏知大将军年羹尧钦遵万岁圣训，指授方略，乘机进剿，半月之间，遂将罗卜丹藏金逆众羽党，歼灭殆尽，生擒其母女子第及从逆之贝勒、台吉人等，招降男妇人口，收获牛马辎重，不可胜计。凯奏肤功，献俘阙下，从古武功未有如此之神速丕盛者也。钦惟万岁仁孝性成，智勇兼备，自御极以来，布德施恩，上合天心，知人任使，下符舆论，所以制胜万全，即时底定，善继圣祖未竟之志，广播荒服来王之威。圣烈鸿庥，普天胥庆。江南绅衿士民闻知，无不欢欣鼓舞。奴才奉职在外，未获岁在廷诸臣舞蹈丹陛，谨率领物林达、笔帖式等，望北叩头，恭贺奏闻。奴才曷胜欣忭踊跃之至。”

在这一奏折上，雍正有几句这样的批：

“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

有人说，雍正的这一批语，“充满了挖苦和讽刺”（参见《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刘梦溪著，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以此来论断雍正对曹頫的态度，已是如何的不好。

但我觉得，这种论断并不妥当。坦率地讲，我读这一奏折时，内心深处，真的也有一种“简而备，诚而切”的感觉。

据说，一个好的演员，能将一句普通的话，说出几十种不同的感情色彩来。诸如“你过来”，可以是父母的口吻，弟兄的口吻，路人的口吻，情偶的口吻，警察的口吻，……甚至是妓女的口吻。即便是同一个人，面对同一个对象，一旦时间变了，环境变了，心情变了，那么所表述出来的意思肯定也就就变了。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单看雍正这一批语的表面文字，很难断定雍正一定是在讽刺挖苦曹頫，因为我们很难重现雍正做批时的氛围或心态了。

在这里，我们不妨做些假设：

假如说，当时的雍正，正和几个内臣闲聊，心情很轻松，很愉快，这时有人送来了曹頫的这篇奏折，雍正上上下下地看过后，便笑吟吟地举着奏折对内臣们说：你们瞧，“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

又假如说，当时的雍正，正和内帏（或外戚或权臣或兄弟或其他什么反正是你我所不清楚的人或事）怄气，心绪烦乱，无以宣泄，恰恰此时看到了曹頫的奏折，便挥笔写下了这一行字，那么，这句话的口气里，自然就有了讽刺（或挖苦或厌恶）的味道。

于是让人感到，如果细究起来，即便是在曹頫这里，我们也很难说清楚他写这一奏折时的真实动机了：是违心的为皇帝歌功颂德，还是听到边关打了胜仗而由衷地表示庆贺。

历史是很难再现的，这是任人都无可奈何的事情。

关于曹頫这则奏折的写作动机，我们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暂且按下不提，倒是通过这一奏折，似乎可以感知到曹頫自身的一些问题，就是他政治上的幼稚（或不成熟），感知到曹頫对诡谲多变的宦海风云，缺乏一种宏观的（总体的）把握，并缺乏一种应有的政治嗅觉，也就是不能审时度势，知人知己。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看当时的政治气候，或者说，先看看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

雍正之所以能够夺得皇位，其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条不容忽视，便是得到了年羹尧及隆科多的支持。

年羹尧当时是定西将军（并加授陕西总督），握有与皇十四子胤禵相抗衡的重兵，如果没有年羹尧的重兵做后盾，雍正能不能或敢不敢问鼎皇位还很难说。

据称，年羹尧有一次回京，朝中大臣均列队在路旁跪候。年羹尧一路行来，马都不下，即便是走到雍正跟前也不下马，还是雍正急步迎上前去，握着年羹尧的手说：朕的皇位，还是阁下给的。

这是朝野上下尽人皆知的事情。

鉴于此，也许在曹頫看来，吹捧年羹尧，便无异于是给皇上歌功颂德。

然而，曹頫错了，就在年羹尧屡建战功、加官晋爵的时候，雍正已从心里开始憎恶甚至想铲除年羹尧了。

曹頫作为雍正的家奴，与内务府及太监们交往甚密，信息当是十分灵通的，对皇帝的任何好恶变化，应该事先有所察觉或预测，这当是织造官员应有的政治敏感，也是织造官员应具的起码素质，若是做不到这些，被查被抄，则就怪不得别人了。

此时的曹頫，做江宁织造已有八九个年头了，依旧是如此的不长进，确实如雍正日后说他的那样：

“原不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