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杂文的“文”

吴营洲

什么是杂文的“文”？在一篇文章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解释：“杂文之'文’，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并进一步解释说——

所谓文明之文，是说杂文所昭示的思想观念也许不是最新的，但它必须是符合人类文明精神的。它拒绝在正义幌子下的倒行逆施，反对在集体名义下的一己私利，排斥在文明假象后的野蛮粗暴。一切陈腐的、恶浊的、反人性、反人道的思想主张和集权意志都与杂文无缘。

所谓文化之文，是说杂文必须有学养灌注、学理贯通、学问滋养。朱光潜先生说过：“不通一艺莫谈艺”，即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门类最好不要妄谈美学和艺术规律。写杂文也一样，空怀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思想依托。那家园和依托，便是深厚扎实的学问基础。文、史、哲、政、经、法，抑或天文地理、花鸟鱼虫，总要精通一门，略知其他乃是为文的起码条件。

所谓文学之文，是说杂文作为文学的一支，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讲究形象思维、框架结构、遣词造句。文章总要体现文学的一般特征，读来不仅有思辩的震撼，也有欣赏的愉悦，让人齿颊生香，回味无穷。

所谓文雅之文，是指杂文的一种内在气质，它是文明、文化、文学综合作用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是一种下意识的流露，是一种不经意的表达，好比腹有诗书的谦雅君子，又好像长于名门的大家闺秀。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雅，必是长期修炼积淀的结果，火候不到，学是学不来的。东施效颦，徒增笑柄而已。[1]

其实，这样的“解释”，窃以为，是太过“冠冕堂皇”太过“正确”太过“高大上”，却是貌似正确，实则经不住进一步推敲。

窃以为，所谓的“杂文”，只是一种“文体”，或是一种“文学样式”，甚至还可以说是一种“工具”。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既可以“承载”文明，也可以“承载”丑恶。作为一种“工具”，“好人”可以用，“坏人”也可以用。不能说“必须是符合人类文明精神的”的文章才是“杂文”。比如，1989年时，有个人写了篇短文，题目叫《杂文也是石头》，对几位老杂文家进行恶意的诽谤、构陷，你能说他写的不是“杂文”吗？又比如，1988年创刊的《中流》杂志，上面刊载的文章，其内容，不正是“在正义幌子下的倒行逆施”吗？不正是“陈腐的、恶浊的、反人性、反人道的思想主张和集权意志”吗？你能说其中的一些文章不是“杂文”？该杂志已于2001年8月被封掉了。写《杂文也是石头》的那个人当时就化作“烟”了。

还有，该文称，“写杂文也一样，空怀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这话自然不算错，但，绝对不是只有科班出身的才有资格当作家。据说，“史上最短的杂文”仅有六个字：“今日无话可说！”写下这六个字的郑拾风，凭的正是“一腔热血”。倘若有人说郑拾风恰恰是个有“三学”（学养灌注、学理贯通、学问滋养）的，那我也“今日无话可说”了。再就是，朱光潜说的“不通一艺莫谈艺”肯定是肺腑之言，也是至理名言，乃至“放之四海而皆准”，但窃以为用在“写杂文”上未必恰当。“写杂文”只是在直抒胸臆，只是在谈自己对时事、世事、社会、人生的认识或感受，并不是在谈什么“艺”。

该文称，“杂文作为文学的一支，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这话自然也不算错，但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有好多条，不必每条都“必须遵循”。比如说，“讲究形象思维”就不必“必须遵循”。好的杂文，未必都“讲究形象思维”。杂文毕竟别于小说。

还有，杂文一定是“文雅之文”吗？失之“文雅”的——诸如掷地有声的，大气滂沱的，汪洋恣肆的，金刚怒目的，金戈铁马的，嬉笑怒骂的，乃至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就不是“好杂文”？好了，不说了。读者圣明，自有明鉴。

我说这些，是在故意抬杠吗？

也许是在“故意抬杠”，但我主要的，是看不惯有些文章写的，跟“领导讲话”似的，小排比句一串一串的，漂亮得要死，文雅得要死，又是一副“全局在胸，高屋建瓴”的阵势……而实际上：哪句话都正确，哪句话都没用。

其实，杂文的“文”，就是“文采”，无需过度解释。古人所说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指的也是“文采”。

--------------

[1]朱铁志：《秋野拾穗——2001年中国杂文片想》，《2001中国最佳杂文——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