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会写诗的皇帝

吴营洲

忽然意识到，历史上会写诗的皇帝，还真不少。

众所周知，项羽写过首《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司马迁就把项羽视同“皇帝”了。）

刘邦写过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当然，会写诗的曹操就不算了，因为他并没有当过皇帝，其最高身份充其量也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

据说，李世民写过首《赐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武则天写过首《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据说武则天还写过首《唐享昊天乐·第六》：“昭昭上帝，穆穆下临。礼崇备物，乐奏锵金。兰羞委荐，桂醑盈斟。敢希明德，幸罄庄心。”蓦地读来，颇感有种诗三百的流风遗韵。

那位武将出身而被“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写过两首咏日诗。一首是《咏初日》：“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一首是《日诗》：“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逐却残星赶却月。”感觉其气势，其气魄，其胸襟，绝不亚于那首《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据我所知，成吉思汗的文韬武略，当是在在超凡的。有人称他“只识弯弓射大雕”，当是不确的。想来成吉思汗当年当是写过诗的，只是我时下已记不起太具体的了，于是便在网上搜，倒是搜出了一堆带有“成吉思汗”四个字的诗，却也一时间碍难评判哪首是他写的，哪首是写他的。好在搜到了这样一段文字：“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创始人，他的诗歌作品不仅充满了个人情感和审美趣味，更展现了他的霸气和统治野心。在成吉思汗的诗歌中，有一句经典的诗句：'天可汗不可敌，地可汗不可夺’。这句话不仅是他对敌人的威慑，更是他对自己的自信和决心的表现。”

而那位当过乞丐，做过和尚，后来又擒鹿在手的朱元璋，曾经写过首《咏竹》：“雪压枝头低，虽低不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这自然是以诗言志，表达了一种即使遭受挫折也不屈不挠的精神。

朱元璋还写过首《咏菊》：“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此诗以菊花自喻，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志向和决心。——我令我下意识地想起那位大齐政权的开国皇帝黄巢，以及他的那首《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比对一下，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或有抄袭、剽窃之嫌。

又是众所周知，乾隆更是个作诗高手，甚至被人称作写诗狂魔，据说他一生写了四万余首诗——也就是说，自他落生那天算起，平均每天都写一首半。刚刚搜了一下，搜到了他的一首名为《咏花》的诗：“一朵两朵三四朵，五朵六朵七八朵。九朵十朵十一朵，飞入草丛都不见。”又搜到了他的一首名为《黄瓜》的诗：“菜盘佳品最燕京，二月尝新岂定评。压架缀篱偏有致，田家风景绘真情。”若说前一首属于“口水诗”，可能有点儿大不敬，但他后一首，该是开了“老干部体”的先河。（当然，前一首《咏花》也许是好事者强行按在他头上是来故意埋汰或恶心他的。）

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隋炀帝杨广竟然也会写诗！印象里他除了奢侈无度、残暴无比，似就别无其他了。其实不然。《隋书·炀帝纪》就说他：“好学，善属文。”且还尤善作诗。

他的《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活脱脱地营造了一种寥落和孤寂的意境，令人萌生出凉飕飕、空落落的感觉。

他的《江陵女歌》：“雨从天上落，水从桥下流。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则写得极为缠绵悱恻、深情款款。

国人中的士子，时常有“悲秋情结”，而他身为一代帝王，却也未能免俗，也吟了一首《悲秋诗》：“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复来。露浓山气冷，风急蝉声哀。鸟击初移树，断雾时通日，残云尚作雷。”是啊，秋天来了，万物凋零，任何一位生性敏感者，都会有种悲感。

而最为令我惊诧的是，他竟写过两首《春江花月夜》，其一是：“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说来惭愧，此前的我只知道张若虚写过《春江花月夜》，却不知道杨广也写过《春江花月夜》，而且还早于张若虚。

有论者称，杨广这寥寥四句，便将春江花月夜收纳其间，绘出一幅江月胜景图。“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缓缓读来，如欣赏清秋月夜之画，风致婉然。

毋庸讳言，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定然受了杨广的启示。

据称，杨广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他在文学、佛学等方面均有精深的造诣。然而，古代的史书和民间文学却对他几乎没有讲过一句好话，甚至对他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妖魔化”。想来也是，越是将前朝“妖魔化”，越是能彰显本朝的应天顺时。倒是有些诗人还能客观、公道一点，例如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一诗，就曾这样写道：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有论者称，所谓的“水殿龙舟事”，是指隋炀帝当年三幸江都时的奢华与扰民之事。皮日休认为，如果没有这件事，那么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功劳，是可以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的。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的覆亡，或任何一个皇帝的被弑，都是有其缘由的。其间，必然的、偶然的因素都会有，那个隋王朝及隋炀帝自然也不会例外。倘若把隋朝的覆亡归结为“水殿龙舟事”，或归结为隋炀帝的“奢侈无度、残暴无比”，乃或归结为“隋炀帝当年三幸江都时的奢华与扰民之事”，或许都是不确的。试想一下，大清朝的康熙或乾隆，数下江南，大兴文字狱，哪个不“奢侈无度”，哪个不“残暴无比”，哪个不“奢华与扰民”，为何偏就成“康乾盛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