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进单簧管演奏家、教育家陶纯孝的家，让笔者颇感意外——没想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和系主任、曾经的国家部委司局级领导干部，家里竟是如此简朴而局促。即将迎来85岁生日的陶纯孝，腰板还是那么笔直，思路依然清晰，身上穿一件红色印花衬衣，越发显得知性、干练，有气场。
1937年，陶纯孝生于山城重庆，身为民族企业家的父母养育了她和7个弟妹。1949年“九二”火灾后，因家族生意受到影响，全家不得不辗转农村生活。而陶纯孝后来能够走上音乐道路，则主要缘于她中学时代的一个“军人梦”。
出国学习，就是要拼
陶纯孝身上有着重庆人负重自强、豪爽耿直、吃苦耐劳等特点。1951年，军区文工团(后更名为川东行署文工团)到学校招生，她积极报名。考试时，招考老师指着一把低音号问她，“学这个你能行吗？”她说“行”。老师们都笑了，又从旁边拿出一支单簧管让她试吹。“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老师们看到瘦瘦小小的我，为了当兵肯学习低音号，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我的性格，迎难而上不怕苦。”陶纯孝回忆道。拼搏是刻在她骨子里的基因，重庆冬寒夏热，陶纯孝每天坚持早起，爬到山上去练功，两年里风雨无阻从未间断。1953年部队接到上级指示，按不同专业选出精干人员组成小组，参加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演出。年仅16岁的陶纯孝因专业突出被选中，成为第六分团的光荣一员。
朝鲜战场上历时半年的演出经历，重新塑造了陶纯孝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激励她在管乐之路上更加努力前行。慰问演出结束回国后，文工团整体转业到四川省歌舞团。1953年，为提升自我业务水平，她考入西南音乐专科学校(现四川音乐学院)，师从中国西洋管乐泰斗、中国单簧管第一人穆志清。两年后，好运之神再次降临，她通过选拔获得赴东欧留学的机会。“那次考试的主考官是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夏之秋，他丝毫没有管乐'重男轻女’的偏见，反而认为我的音色更甚一筹，使我在众多男乐手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出国留学的女管乐学生。”如今回忆起那段难忘经历，陶纯孝依然为自己在艺术之路上能够遇到这样一位伯乐而深感庆幸、满怀感恩。
1956年，陶纯孝远赴捷克布拉格音乐学院，跟随捷克功勋艺术家弗拉米基尔·希哈教授学习。初来乍到，不仅语言不通，专业水平也仅仅达到该院附中四年级的水平。“祖国让我们留学，是为了培养我们成为文化艺术事业的接班人，所以出来就是拼！”第一年在抓紧学习语言的同时，还要对专业进行强化练习。陶纯孝每天早上5点起床背单词、学捷克语，下午上完主科赶紧去地下室练琴，直至琴房熄灯关门。就这样昼夜不分地刻苦学习一年后，才正式开启四年大学生活。进入大学，陶纯孝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仅专业水平迅速提升，捷克语也有了明显进步。“听课基本没问题，课下再向同学借笔记重新学一遍，我坚信只要努力没有学不会的。”时隔六十余年，陶纯孝再次说起那段拼搏岁月，眼中仍有激情。
1959年，陶纯孝作为一名大二学生，参加了“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并最终获得管乐组三等奖。这是中国单簧管演奏家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上获奖，陶纯孝通过打拼，为新中国的管乐艺术实现历史性突破。
学成归国入职央音
20世纪80年代，赵沨（右2）、夏之秋（右1）在一场乐器展览会上观看陶纯孝演奏
“才能、勤奋、机遇是成长必不可少的三要素。”陶纯孝表示，“能够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并且做出了一些成绩，最先要感谢的就是赵沨院长。”由于经济条件有限，陶纯孝出国时带的是一支胶管乐器(现在只有业余小学生使用)，因严重影响演奏和学习，捷克的老师让她换乐器。她为此联系了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恰巧1957年，刚刚由文化部调入中央音乐学院担任领导职务的赵沨赴欧洲访问，途径布拉格，文化部便委托他为陶纯孝在法国订购乐器带到捷克。在捷克，陶纯孝给赵沨当翻译，两人正式相识。这也为后来赵院长“截留”她到央音任教埋下伏笔。
1961年，陶纯孝学成回国，赵院长正式将其从四川调入北京。“当时和我一同被赵院长从其他音乐院校和文艺院团'截留’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归国留学生，还有沈阳的王振山(小提琴)、柏林(小号)，上海的宗柏(大提琴)等一批老师，这体现了赵院长对人才的重视与珍爱。当年我们几位'海归’青年教师共同在学校小礼堂举办了一场汇报音乐会，因公务未能出席的赵院长，特意在音乐会后给我写来一封祝贺信。信短情长，让我备受鼓舞。后来，他又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主动帮我带回了宝贵的单簧管教学资料，以及一盒单簧管哨片和修哨片的剪子。身兼数职的赵院长，在繁忙工作之余还时刻关注我们青年教师的业务需求，这说明他对学校每个专业的教学情况和教师队伍状况都了如指掌，他是用心来建设每个专业，用心来爱护每位教师的。而这也激发了我们青年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干劲。”说起当年的事情，陶纯孝仍充满感激。
20世纪80年代，陶纯孝（单簧管）、戴云华（巴松）、周广仁（钢琴）组成的管乐与钢琴室内乐小组在排练
在陶纯孝看来，学校对青年教师的支持和培养，还在于尽可能地为教师之间的切磋交流、精诚合作搭建平台，这一举措使大家的学术视野更开阔，实践经验更丰富。她曾与周广仁、戴云华组成管乐与钢琴室内乐小组，也曾与林耀基、郭志鸿、郭淑珍等人组成演出小组，赴各地演出。同事们对音乐的崇敬和治学的严谨，给了陶纯孝很多正能量：“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位老师利用去地方招生的空隙，到当地一家工厂义演。衣装正式的郭淑珍老师演唱完下台时，看见我没有化妆就上台独奏，便毫不留情地'批评’我说，'要严肃对待演出，哪怕台下只有一位观众，我们也是艺术家。’能够和这些对舞台充满敬畏、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老师们一起同台演出、同校工作，让我感受到了乐坛高手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强大的艺术气场。”
当老师要有“三心”
20世纪80年代，陶纯孝给李满龙（右二）、程茅（左一）等学生上课
到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任教的陶纯孝，一心一意，无怨无悔。从教六十余年，她已教授了百余位单簧管专业学子。看着黄远涪、范磊、袁源、马越、金光日、董德君、尹波、袁威、王弢等不同时代的学生，成长为各音乐院校、文艺院团的学科带头人和“台柱子”，陶纯孝深感欣慰。
2017年，陶纯孝80岁生日与学生们合影，后排左起：范磊、肖禹、袁威、王弢、袁源、原丁
陶纯孝认为，专业音乐教育主要采取“一对一”的授课方式，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而特殊，这就要求教师要对学生更有爱心、关心和耐心。“首先，我们必须要有爱心，只有做到真正爱学生，才能对得起学生、家长给予学校和老师的信任和托付。”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85年夏，其学生、现任中央音乐学管弦系教授范磊为备战法国土伦国际单簧管大赛，要进行强化训练。陶纯孝担心他在宿舍休息不好，食堂营养跟不上，主动提出让他住到自己家里，整整一学期，不仅给他加课，还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把他当作自己儿子一样看待。当时家里没有电扇，为了能让范磊安心练习，她一边上课一边给他扇扇子。范磊最终在比赛中夺得第十名，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好成绩(比赛第一名是法国当代最杰出的单簧管演奏家之一保罗·梅耶)。“其次，老师要在思想品德、专业发展和日常生活上，对学生给予全面的关心和指导。”陶纯孝认为，不仅要给学生打好基本功，养成好习惯，帮助其在专业上“上路子”，还要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和音乐表现能力。音乐的艺术魅力在于能够给人的精神生活以丰富的陶冶和美好的享受，即使演奏一首短小的乐曲，也要生动、有音乐。
很多人会奇怪，这么一位瘦小的女老师是怎么“制服”这些调皮的管乐大男生的？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陶纯孝表示，“不能合盘托出学生所有的问题，尤其对于那些存在问题较多的学生，要首先帮助他们树立起信心，引导他们自觉自愿地与老师配合，再一个个解决问题。”学生眼中的陶妈妈总会抓住问题关键所在，帮他们迈过一道道坎，因此他们从不和她“斗智斗勇”，而是从心底里佩服她、信任她，甚至于自己交朋友、谈恋爱，都要让陶妈妈给把关。再次，“耐心”是陶纯孝教学艺术中的另一法宝。她总是对学生循循善诱，量体裁衣。“不可能所有学生都是尖子，都能成名成家。对于学习成绩一般或资质偏差的学生，老师更要有耐心，最起码要保证他们毕业后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
“学生们大都是希望向上、要求进步的，而老师的责任是给他们心中的希望添一把柴，让他们在进步中增加学习的兴趣和对新知识的渴望。”陶纯孝认为，教师应该成为一盏能够给学生指明前进方向的航灯，引导他们朝着正确的人生和职业方向前行。
“双道”并进，不忘初心
1991年，陶纯孝调到文化部教育科技司，负责全国专业艺术教育的管理工作。这对她来讲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全新领域。虽然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但她依然像年轻时当兵一样，迎难而上不怕苦。在迅速转换“频道”之际，她仍坚持在学校教课，没有放下单簧管教学工作。所有学生全部安排在周末上课，她哪怕出差，回京处理完重要公务后，第一时间也会给学生们补课。在陶纯孝看来，“司长是一时，教学是一世。”肩挑两担的陶纯孝每天都忙得脚打后脑勺，却觉得很充实很有收获。对于她来说，从事管理工作对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看问题的视角和以前不一样了。过去只是专注于怎么演奏好一首作品，教好一个学生，现在更多去思考中国艺术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问题。
她在任期间，与同仁们一起开展了艺术教育的一系列改革与建设工作，如：对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的本科专业目录、教学方案等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和制订，出台了《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本科教学合格工作评估方案》等。此外，陶纯孝还作为总编委会主任，参与组织了文化部“九五”规划重点工程《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的编纂工作。这套由音乐、美术(含工艺美术)、戏曲、戏剧、舞蹈五大艺术门类百余位知名专家，共同完成的专业艺术教育系列教材(已出版七十余册)，被誉为21世纪专业艺术人才培养最权威、最全面、最系统、最及时的诠释之作。
致力于单簧管普及与提高
1987年，慕尼黑国际单簧管大赛评委合影（左四为陶纯孝）
陶纯孝认为：“中国单簧管艺术要想走向世界，表演、创作、教育、普及，缺一不可。而要提高中国单簧管艺术的整体水平，首先要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她利用担任德国慕尼黑国际音乐比赛(1987年)、捷克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比赛(1991年)、罗马尼亚国际音乐节(2003年)、瑞士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2007年)等重要国际单簧管比赛评委工作的机会，向西方主流管乐家介绍中国单簧管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并与他们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其次，在国内搭建单簧管交流平台，营造浓郁学术氛围。她于1984年联络并发起成立“单簧管北京研究组”(中国音乐家协会单簧管学会前身)；1998年邀请来自16个国家的41名演奏家和教育家，在“首届北京国际单簧管音乐节”上举办展演和公开课，让全国的单簧管演奏家、教育家，首次在国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单簧管名家近距离交流。再次，致力于中国单簧管作品的推广工作。她曾于1986年在美国西雅图举办的单簧管年会上，演奏胡壁精创作的单簧管协奏曲《帕米尔之音》；也曾于1992年受指挥家郑小瑛邀请，在“爱乐女”音乐会上独奏黄安伦创作的《随想曲》。当时已是“陶司长”的陶纯孝，由于工作繁忙没有来得及参加排练便直接登台演出，并最终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坚持练习而保持的良好状态，为自己的舞台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1998年，从文化部退休后，陶纯孝一方面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授课，一方面致力于单簧管的普及、推广工作。出教材、当评委、参与支持各类单簧管学术活动，依然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表彰她对单簧管教育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2002年学校为她申报宝钢优秀教师奖，并获批准。“现在还分别有两名高一和高二的学生，等把他们送到大学，我就彻底退休了，到时候我也就87岁了。”陶纯孝说这番话时，竟有些淡淡的伤感与不舍。
从事了多种职业，历尽千帆之后，陶纯孝笑言，最喜欢的职业还是教师。“对艺术、对学生真心不变，对我此生最挚爱的单簧管教育事业初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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