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的价值与“思念”的意义
——读罗扬《回忆与思念》
吴文科
罗扬同志是我国当今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曲艺大家。除在许多方面对曲艺事业的当代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曲艺界尤其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发展壮大最为熟悉也最有发言权,堪称当代曲艺界的“活字典”。这是由于,他不仅长期主持《曲艺》杂志及原中国曲艺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是一位资深的曲艺编辑家;而且以主编身份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暨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曲艺志》大型系列丛书(29卷,约3000万字)的编纂指导和学术审定工作,从而成为带领全国同行在事实上创立了“曲艺方志学”的曲艺方志学家;同时,他还以辛勤而又热情的姿态,长期坚持曲艺的评论工作,撰写发表或出版了许多有关曲艺的评论文章和专著,是众所周知的曲艺评论家;尤其难得的是,自抗日战争末期参加革命工作以来,除最初几年从事教育工作、1952年前后在北京市文联担任《说说唱唱》杂志的编辑并参与北京市人民政府文艺处的艺术管理工作、“文革”刚结束在文化部艺术局戏剧处及中国京剧院做过一段领导工作,其余时间都在中国曲艺家协会及其前身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曲艺活动家。换句话说,从1951年开始担任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的专职秘书并在协会常委会领导下处理日常事务,到后来一直参与和主持“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和“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工作,再到因持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而在2003年74岁时才正式离休,他的工作岗位,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曲艺工作。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工作履历,使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间我国曲艺事业的历史发展包括人、事、物、艺,都有较之他人更为全面系统、深入而又细致入微的独特了解及切身体会;也使他的个人生命与新中国的曲艺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某种意义上说,他既是新中国曲艺工作曲折演进的亲身经历者,也是新中国曲艺创演蓬勃发展的重要见证人,更是当今切实了解新中国曲艺事业冷热“体温”与鲜活“表情”的不二之人。
为此,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时庆祝中国曲艺家协会成立70周年的特殊时节,当我们读到罗扬同志这部富含个人真情实感又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的文集《回忆与思念》时,受到的感动和教益,便格外深刻;其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也非同寻常。
顾名思义,《回忆与思念》所收录的文章,都是“回忆”与“思念”性的内容。除个别篇章属对亲人和师友的怀恋与感念,对自身业余爱好的记忆;绝大部分的篇章,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曲艺事业各方面发展分层级、全方位、多角度、专题化的回顾与追述。全部97篇文章大体分为8辑,既有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引领关怀曲艺事业的梳理回顾与体会感言;又有对周扬、老舍、阳翰笙、林默涵、刘芝明、周巍峙、吕骥、傅锺、荣高棠等宣传思想及文化艺术领域的大家名宿关心指导曲艺工作及与作者交往的追忆和思念;也有对曲艺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作家赵树理、诗人王亚平、西河大鼓艺术家王尊三、陕北说书艺术家韩起祥、曲艺活动家陶钝、北京评书艺术家连阔如、相声艺术家常宝堃、曲艺弦师程树棠、山东快书艺术家高元钧、扬州评话艺术家王少堂、相声艺术家侯宝林、京韵大鼓艺术家骆玉笙、相声艺术家夏雨田、山东快书艺术家刘洪滨、曲艺教育家王济、编辑家和曲艺方志学家王波云、出版家和曲艺活动家许邦、著名新闻记者张世英、北方评书艺术家刘兰芳、快板艺术家朱光斗、曲艺作家王鸿、四川清音艺术家程永玲、曲艺作家沈祖安、扬州弹词和扬州清曲艺术家李仁珍、天津时调艺术家王毓宝、二人转专家王兆一、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专家周良、河南坠子艺术家曹元珠、京韵大鼓艺术家孙书筠等的回忆与思念、艺术评介与印象写真;还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重大曲艺活动的发起组织、宗旨追求、举办经过、精彩内容与重要影响及重要曲艺机构包括中国曲艺家协会和中国说唱文艺学会等的成立缘起、组织变迁、人事构成、主要职能、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等的分别回顾与总结记述;当然,更有作者从幼年生活、学习成长到工作经历的系统追溯与绵密回忆。
仔细翻览这些篇章,不难发现,所收文章尽管内容多样且写法不一,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和相同的品格,那就是:内容详实,表达严谨,忆述细致,饱含深情。凡涉机构与活动,大都完整准确,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缘起、过程、结果、影响,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行文晓畅,条理分明;凡是忆旧和怀人,力求客观公允,写人、记事、品物、论艺,崇敬、感念、褒扬、赞叹,均有事实理据,绝不虚美夸饰;既情真意切,又恰如其分。总之,不以事远而含混,不因情近而过分。这是作者人品境界的映射,也是作者学人本色的体现。正因如此,本书便在看似“回忆”与“思念”的感性表达中,彰显着“历史”与“文献”的理性精神。不仅鲜活生动、真挚温情,而且理据充分、令人服膺。
历史是人创造并由事件组成的。对人与事的“回忆”和“思念”,就是对过往历史的“复原”和“再现”。而人是有感情的。围绕对人的忆述,势必赋予已经远去的历史以形象鲜活的“姿彩”和丰富生动的“表情”。而以亲历者和见证人身份进行的相关叙述,会使这种“姿彩”和“表情”更加灵动也更为引人。比如,书中的《陈云同志和我们过春节》是对1984年春节期间中央领导人陈云邀请包括作者在内的曲艺界部分知名人士到他在中南海的家中过年一事所作的亲历追述。后来在天津建立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曲艺研究所这两个对于曲艺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就是在这次会见中,经在场曲艺家们的当面请求,由陈云同志当场表态促成的。本文因这段可贵的记录而为当代中国曲艺史的写作增添了一抹亮色,也留下了一段佳话;再如,《初到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工作》回忆王尊三初见作者时就向他仔细介绍协会情况并提出相互配合工作要求所表现的“热情、诚恳、朴实、谦虚”之个人品行的细致描述,由于建立在具体入微的回忆之上,读来如临其境、真切可信;又如,《在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市政府文艺处》忆到1952年参加“三反”和“五反”运动时,亲身见证一位被错误对待的老同志蒙冤受屈的情况,所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在政治运动中一定要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注重调查研究,对人的处理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让我们理解并找到了作者长期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领导职务,也曾负责清理过一些十分棘手的重大问题,但在对人的处理上,从未出现过偏差与失误的可贵思想渊源;还如,《不尽的思念——回忆我的母亲》深情追忆了母亲的一生,也深切表达了无尽的思念,忆事真切,情感深挚,文笔细致,读之令人动容。由于全书的此类“回忆”和“思念”纵贯整个曲艺事业尤其是曲协组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段并横跨整个曲艺行业由人到事的各个方面,从而构成了一部形态独特的“当代中国曲艺史”,也交织成一幅栩栩如生的“当代曲艺百家图” 。而蕴含其间的历史细节与思想情感,则是作者对世俗人生包括职业、行业、事业及生存、生活、生命的特殊感悟,也是作者于自身的“回忆”和“思念”之外,奉献给读者与社会的特殊人生经验与情感体验。同时表明,之所以会有如此这般的“回忆”与“思念”,乃是由于,作者是一个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热爱生活、注重感情、认真负责而用心用情工作和生活的人。如果没有这种对于生活和事业的无限热爱与忘我投入,就不会有对人对事刻骨铭心的记忆珍藏及念兹在兹的追述回想,更不会写出并留下这些带着体温的鲜活历史,也不会产生并铭记这些满怀感戴的深挚感情。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专精的工作精神,成就了作者的丰富人生,也留下了这些有关当代中国曲艺历史与人物的珍贵记忆。因此,当我们品读这些富含历史价值又具人生况味的精彩篇章时,无法不对作者的这种可贵品性,发出由衷的赞叹,怀着真诚的礼敬。同样,只有明白了上述的所有这些,才算了解了“回忆”的真正价值,也才算理解了“思念”的全部意义。
笔者自1987年从事曲艺研究工作以来,有幸在罗扬同志的主持下,从事《中国曲艺志》的编纂工作长达25年之久,直至2011年底这部大书全部编竣出齐。这个过程,是我开始学习和研究曲艺的过程,也是我持续接受罗扬同志关心与教导的过程。罗扬同志因此而与《中国曲艺志》的副主编王波云同志和周良同志一道,既是我从事曲艺工作的直接领导,也是我开展曲艺研究的指导老师,更是我成长路上的推助者,当然也成了我志同道合的忘年交。因此,当罗扬同志在他的这部书稿编成,嘱我作序的时候,我虽然不免诚惶诚恐,但却只能接受和答应。我理解,这不是一般的嘱托与信任,更是一种期望和深情。尽管收入本书的文稿,我过去基本上都读过,但为完成这个特殊“作业”而又通读一遍并写下这篇肤浅的文字,其实是我又一次藉着罗扬同志的导引,重温并学习这段生动而又鲜活的“当代中国曲艺史”的进修过程。进而也促使我又一次了解和理解了我一直作为老师敬重的罗扬同志的文品与人品。这是一番知识的积累与品格的养成,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及情感的传承。我想,凡是熟悉罗扬同志的同行,一定会从本书的忆述中,发现他像对我一样的这种对于所有曲艺工作者的希望与用心;凡对中国曲艺怀有热爱的读者朋友,也会从对本书的仔细阅读中,体会出和我一样的情愫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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