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皮娜·鲍什邀请创作舞剧;她带着舞团在欧美最主流的剧院演出过上百场;2006年,她29岁,为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创作了《三更雨·愿》,以闪耀着东方神秘与能量的花、鸟、鱼、虫、草,演绎了一个新婚女子灵魂的五世轮回——舞者们仿佛神灵附体,穿透进一朵花、一棵草、一条鱼、一只鸟,甚至一只蚊子的身体与灵魂,震动全场。从此,这部舞剧经久不衰,电影人程青松说,他看了9遍。
现在,她和她的舞团因为付不起房租,只能告别使用8年的排练厅,选择流浪。
她说,舞团不会解散,「没有场地,我们可以成为行走的团,人在,舞团就在。没有舞台,我们随处可以起舞。」
文|翟锦
编辑|鱼鹰
图|受访者提供
高艳津子推着轮椅来到排练厅中央,她牵着一个大大的蓝色塑料袋气球,就像牵来一片天空。在大提琴低沉的音乐里,她绕场一周,一寸寸凝视这个空间,神情庄重,没有她一贯的笑容。弦乐像在低泣。天光渐暗,一场大雨落了下来。
这是一场有痛感的演出。高艳津子受伤的右腿绑着黑色支架,每挪动一次,都让观看者的心揪动。一开始她坐着舞动,一点点把气球拉到自己面前,用力把自己压进气球里,但气球跑开了,她笑起来,像是一场游戏。但随着反反复复的拉近和放开,游戏又变成了搏斗。一位观众说,就像子宫里的突围。
她坐在轮椅上跳,躺倒在轮椅上跳,站起身倚着轮椅跳,然后她离开轮椅,匍伏在地,继续跳舞。
排练厅两侧坐满了关心舞团未来的人,包括姜文、黄渤、周国平。姜文被点名说两句,他迟到了,说没看够,「我不懂舞蹈,完全不懂,但看得心惊肉跳」。
这是一场北京现代舞团的告别演出,告别东北五环外费家村他们租用了8年的团址和排练厅。8年来,这里的租金涨了一倍。疫情下,舞团的演出又频频暂停,失去收入。欠租8个月,想尽了各种自救办法,舞团还是只能离开了。
膝盖受伤的高艳津子是北京现代舞团的团长、艺术总监,她说:舞团不会解散,只是去流浪。「没有场地,我们可以成为行走的团,人在,舞团就在。没有舞台,我们随处可以起舞。」
这是她的倔强,也是不舍。
高艳津子在北京现代舞团告别演出中的舞蹈
从1995年创团到现在,她已经和北京现代舞团一起,经历了27年时光。
19岁,高艳津子从北京舞蹈学院第一届编导系现代舞专业毕业,和七个同学一起创建了北京现代舞团。欧建平在《中国现代舞六十年》里这样写:「这个舞蹈团的成立结束了『现代化的北京没有现代舞团』的悲剧。」
后来艺术总监和团长都走了,老同学也都走了,但高艳津子留了下来。一晃到现在,她做艺术总监和团长也已经十几年,创作了《三更雨·愿》、《尘》、《界》、《水·问》、《花间十二声·二十四节气》、《十月·春之祭》等蜚声国内外的作品。她擅长运用东方符号和意象,周国平曾评价她的作品有「鬼气」。这些作品也被外界评价:「总是散发出自然界神秘的能量,令人惊叹的是,她每一次的转身,都彻底打破了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局限,有浓郁的东方色彩而变化多端,舞台总是超越想象。」
她被皮娜·鲍什邀请创作舞剧;她带着舞团在欧美最主流的剧院演过上百场;2006年,不到30岁,她为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创作了《三更雨·愿》,那一年的主题是「灵魂」,她便以花、鸟、鱼、虫、草的形式,演绎了一个新婚女子灵魂的五世轮回——舞者们仿佛神灵附体,穿透进一朵花、一棵草、一条鱼、一只鸟,甚至一只蚊子的身体与灵魂,震动全场。从此,这部舞剧经久不衰,一年年重演,电影人程青松就看了9遍。
高艳津子将北京现代舞团视作是中国现代舞发展史最重要、最完整的河流。有人称这里是现代舞行业的黄埔军校,很多人途经这里,又离开这里。金星是北京现代舞团第一任艺术总监,陶身体剧场创始人陶冶曾是北京现代舞团的舞者,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创始人曹诚渊也曾在这里担任艺术总监。
但三年疫情,将已经存续27年的舞团推到了解散的边缘。今年5月,舞团开全体会,高艳津子向大家坦陈现状:没钱发工资了,只能给大家交社保、发基础工资;场地也没法续租了,不久就要搬走。她询问大家是走还是留。
舞者刘宝牛左看右看,没人说话。那个气氛下,一秒的沉默都很难受。直到高艳津子问大家怎么都不说话,刘宝牛才表态说不会离开。在他之后,大家也陆续表态:愿意和舞团一起共度难关。刘宝牛想尽己所能帮助高艳津子,帮她开车,每天都早早排练。但一个月后,他还是离开了舞团。
就在那几天,杨丽萍解散了云南映象,现代舞团陶身体剧场也宣布解散(后于8月初重启)。
北京现代舞团告别演出
北京现代舞团已经不是第一次流浪了。
2005年,高艳津子在金星、曹诚渊两任总监离开后,担任艺术总监。那时舞团早已改制,自负盈亏,经营也很不容易。
2010年,团长张长城要关掉舞团,津子又接任了团长。她问能不能把排练厅的地胶给她,谁知连地胶都已经抵了房租。她带着北京现代舞团的牌子和心神不定的四个人,「净身出户」。
没有资金,没有排练厅,她带着舞团流浪了五年,每天都跟人打电话借场地,演员每天等她通知,说去哪跳就去哪。
但对高艳津子来说,跳舞的本质是自由。于是她们去贵州的山里跳,在路边跳,在长城上跳,在沙漠里跳,在河流中的鹅卵石上跳,在规整的会议室里跳。没有什么可以阻拦舞者跳舞。
舞团四处流浪,演员走走散散,但他们还是创作出了《十月·春之祭》、《二十四节气》等等重要作品,突破了现代舞的小剧场限制,演进了国家大剧院。高艳津子还申请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舞团得以在北京东北五环外的费家村有了一个固定的落脚处。
租下这个场地时,高艳津子的先生,也是姜文电影《一步之遥》的美术指导柳青花了一个月时间设计这个空间。这里拥有宽阔、高挑、明亮的排练厅,黑白灰的色调。房间和房间之间都是通的,每个房间都有一面墙全是镜子,包括办公室——它们都是随时等待被征用的排练厅,东西移开就可以编独舞、双人舞。有一个空间刷成了绿色,顶上挂着很多彩色复古的琉璃灯,每一盏都不一样,那都是当时的舞者买来送给舞团的。
有这个场地时大家好开心,就像有了家。高艳津子这么形容:「现代舞团是一个岛,舞者是停栖在这个岛上的一些野生的鸟,我们自给自足,每天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跳舞,一起创作,每天即兴。」
但现在,这里一下雨就到处漏水,地板也翘起来,有些地方的地板已经被扒光了,下雨后的过道放了好几个接水的盆和桶,卫生间的水管也往外滋水。7月,我在高艳津子的办公室采访时,天花板一直在滴水。舞者们早就习以为常。
本来高艳津子还考虑,是先修暖气还是先修屋顶。但疫情迟迟没有结束,舞团已经负担不起这个空间了。
高艳津子带舞团排练
告别演出时,舞者陈佳欣和田凯合演了一段舞。在灰色墙边的椅子上,陈佳欣坐着渐渐失去所有力气,像纸片一样,滑到地上,田凯想扶起她,失败了,他又抱起她。接着,两个人站上同一把椅子,彼此靠近,又排斥着靠近。
曾金拿着行李箱走到场上,他突兀地念起了一首《静夜思》来开启自己的即兴舞,后来,他一条腿塞进了行李箱。
曾金在大学才接触到现代舞。北京现代舞团的前执行艺术总监是他的大学老师。老师会跟曾金讲,舞团去草原里跳舞,把衣服扒光,把旁边的草薅一堆点着了,就在火旁跳;或是下到湖里,在瘀泥里做即兴舞蹈。那时他的感觉是:原来舞还能这么跳。
陈佳欣2018年大学毕业进团,是现在资历最久的舞者。她管先前团里的舞者叫哥哥姐姐,说是因为看到哥哥姐姐们跳舞的样子,纯粹,自信,有独立的思考,才加入进来。她也想要长成那样。
入团之初,陈佳欣很喜欢高艳津子,喜欢她创作的《三更雨·愿》,喜欢她谈及艺术理念,在她说话时,陈佳欣感觉是有魔力的,能带动她去感受画面。她发现高艳津子很会放大每个舞者的优点,「放大到这个舞者只属于她自己」。陈佳欣有一种英气,她看上去很柔美,说话也轻柔,但有很强的爆发力。高艳津子会把她这种特质放到作品里。在《三更雨·愿》里,陈佳欣饰演的是鱼,高艳津子给她排练时,说的第一句话是:「鱼就像关在深宫里的女王,深宫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陈佳欣在《三更雨·愿》中饰演鱼
田凯之前在其他舞团,和国外的编导合作。但他更喜欢东方文化里含蓄、具有反思性的编舞。他觉得高艳津子同最主流的、偏西方化的现代舞艺术在背着走,舞蹈的呈现偏重内心,并不在视觉上刻意营造美感。他觉得津子能把舞者回归到最敏感、最有生命力的状态,让大家可以忘掉一些过载的信息、符号、流量。
但舞团里,舞者的流动性太大。曾金今年27岁,已经是团里年纪最大的演员,比他年纪大的舞者这两年陆续都走了。「我在他们身上能看到往上拎的那种能量,特别好。现在(感觉)往下走,有点垮。」原先最激发他的部分是,和演员之间互相学习,试探自己和对方擅长的,你学他的动作、技巧,他学你的。但现在舞者之间的感觉像是上班,练完功就结束了,回去各自的生活。
陈佳欣热爱几年前的北京现代舞团。 大家在沙漠上跳舞,零下几度,抱着取暖,躲在沙堆后,感觉要跳死在沙漠里了,但很美,跳起来什么都忘了。
高艳津子也说,舞团最好的时候,是2014年到2018年,刚结束了流浪,原来的演员都走了,高艳津子重新开始找演员,都是她自己带,有些之前没学过现代舞,有的甚至还没打完舞蹈基础。她按照她认为什么是好舞者的样子去教,「我很骄傲我能够改变他们,成为我觉得应该有的舞者的样子。」
大家一起创作《初恋》、《十二生肖》。对于当时的大家来说,「舞蹈就是生活,舞蹈就是生命」。每天早晨9点半晨读,她让大家背和抄《道德经》、《心经》、《金刚经》,她觉得演员过去都是接受学院派的舞蹈学习和应试,缺乏对生命哲学的思考,但她认为舞蹈跳到后来,不是靠动作,是靠生命内在的力量支撑,去表达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七情六欲。
高艳津子每天给舞者抛话题,让大家即兴创作,大家也不会把舞团排练只当成工作。很多现在活跃的现代舞舞者,都出自那个阶段,比如大朱、肖富春、龚中辉、陈梓豪等。
舞蹈教育家杨美琦2017年拜访北京现代舞团时,看到排练厅有十四五位舞者在训练,七个舞者身体能力成熟,六七人年轻生涩。「我看到带着强烈的情感表现性的动作设计,舞者和音乐都投入一种从内向外的释放力度……其中几组双人舞的设计与即兴配合十分精彩,看得出舞者的创作潜质与掌控身体的空间变化能力,正在旺盛的成长期,渴望着更多的给养。」
《二十四节气》剧照
现在,舞者只剩下六个。
不止一个人提起那个曾在舞团待了10年的男生。他先是跳舞,后来年纪大了,身材走形,做了行政,家人生病后,离开了舞团。大家提起他时,隐隐有种自伤:没有钱,也没有自己的作品,一直为舞团付出,离开舞团什么也没有了。
来舞团的第一年,工资五千,陈佳欣的父母会给她生活费。做现代舞,做艺术,她早就做好了没钱的准备。她想,自己来团里就是来学习、创作。那时候舞团会有跨界合作,会不断创作新的舞剧,团里没钱,她就去外面挣钱养活自己。
但现在,当舞团面临生存危机,创作势必要让路给生存。很多舞者提到以前大家都是扎扎实实地练功,一周可以创作出五六个小作品,也一直在创排新的舞剧,但现在,人心不定,演出常因疫情被延期,为了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排练也变成了舞团的抖音直播。
舞者的危机感在于,如果当初舍弃了其他,只为了追求艺术来到团里,那现在没有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吸引舞者留下的根基在哪里?
高艳津子罕见地生气了。「我们要去想一个集体怎么度过困难,这个家就要没了,就要搬家了,你说我们现在要谈创作的激发,你成熟吗?」她希望舞者作为她最亲近的人,也能考虑舞团的生存、转化和发展。「那么大量的(线上)课,我腿都跳折了,还做了暑期班,这些都是为了给大家发点工资……」她一度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也很委屈:有时候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孤独。
年轻人的困境同样真实。
疫情反反复复的阶段,舞团有两个月只发得出1600元的基本工资,那时候曾金每天排练结束会去送外卖。他骑一辆很酷的摩托车,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两三千,但有次下雨了,淋坏了手机,换屏都花了1800元。
「他们居然可以去做一件别的事情来养活跳舞,并没有说我拿舞蹈在外面去炫耀、挥霍,去伴舞。」高艳津子感叹。她认可舞者送外卖,认可教课,但不许舞者参加综艺节目,或是私下接商演、伴舞,因为觉得这会打扰跳舞时纯粹的心。
年轻的舞者考虑到个人发展,希望有自己的作品、舞台,希望被看到,高艳津子说能理解,是「很正常的这个年龄会有的心态」,但又觉得这是不够成熟的过程。她问:为什么那样跳就是被看见,是自己的成就感,而在舞团跳舞就不是被看见呢?
高艳津子年轻时常和北京最先锋的艺术家来往。她那会儿参加比赛拿了奖,有人提醒她:「我根本不担心你会被发现,你会有很多机会的,但是我想跟你说,你从现在起所有的事情要做选择性减法。」她推掉很多采访,不把自己做成明星。那会儿春晚每年都邀请北京现代舞团做伴舞,但她都拒绝了,因为「我们现代舞不跳伴舞,我们不能让别人认识现代舞的说:(看,他们)是跳伴舞出现的」。
一篇写高艳津子的硕士论文里提到:「对邓肯来说,舞蹈是自由的;对玛莎·格莱姆来说,舞蹈是抗争;对尼金斯基来说,舞蹈是仪式;而对津子来说,舞蹈是一种修行。」
也许是因为这样,她不认同舞者去参赛、参加综艺节目。她觉得综艺节目的评委,并不是对现代舞而言合适的评委。拿奖回来,对舞团没有任何意义,「舞台不会认你的奖状,舞台还是看谁在跳舞,怎么跳,质朴跳舞」。
她感觉到舞者在外面的事情太多,会冒出沾沾自喜的东西,集体合作也会变差。「我也不是想把舞团变成一个特别个人的乌托邦和理想的场地,那个太狭隘了。」高艳津子解释。她的底线是想让舞者们好好跳舞。不好好跳舞了,就不行。
她把舞团视作是能量道场,在团里跳舞会忘我,会无条件地给予,但离开舞团,特别容易小我,局限,会为个人成就沾沾自喜。她思虑个人的自觉性有限,维持正确性有限,而社会上的干扰和诱惑太多,要去学会生存,去谈价钱、选项目,训练不自律,生活的困难又在压迫个人,抑或是追求成为舞蹈明星——这和她信奉的「舞者是舞蹈的修行者」是两回事。「原来舞团是过滤了这些,是我在谈,给到你就是一个舞台,你只需要跳,把你最好的状态,你的灵性的东西打开就行了。」
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样的标准。有舞者会觉得,自己被「对艺术的热爱」绑架了——如果自己挣了很多钱、越来越美、生活越来越好、外面的合作越来越多,就不是「灵魂舞者」了吗?
随着舞团的生存境况越来越艰难,舞者们也有自己的危机感,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得独立出来,如果总是缩在舞团的保护伞下,就总毕不了业。
田凯早就想清楚了一件事:在团里的演出都是高艳津子的作品,自己作为团里的舞者,就是要把它呈现好。但在这之外,他得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像一家公司得有产品一样。「既然大家做的就是现代艺术,那我就要尊己。」
这也注定田凯在团里弱化了很多职能。之前高艳津子让他当舞蹈队长,他推掉了,后来他也退出了教学部,他本来带了三个班,学员中还有姚晨。
有舞者会觉得,舞团并没有给他希望。他待了好几年,工资基本没变过。现在的这些舞者工资基本六千左右,包括津子自己。最近两个月,因为舞团对外开课变多,也有一些直播,大家的工资加上提成,一个月能有一万。这对于在北京生活,依然难称宽裕。
而关于未来的困惑,大家似乎很难和津子敞开地交流,「大家在她面前都比较隐藏」。
或许,时代的鸿沟真的存在。毕竟高艳津子的青春时代,与今天年轻舞者面临的现实截然不同。
冯晓哲是高艳津子二十多年的朋友。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他们一帮朋友经常聚会,大家在各自的领域做实验性探索。参与聚会的有摇滚先锋崔健、做爵士乐的梁和平、翻唱邓丽君的赵莉、哲学家周国平、主持人张越等等。大家一起去山里,跳舞唱歌爬山游泳,拿锅碗瓢盆即兴创作打击乐。
津子每次去都要跳舞,冯晓哲说只要她一跳舞,就会让整个现场有高度的能量。「津子虽然年龄上比我们这拨儿小,但她的精神气质,是从那个周期获得的,对于理想、生命、自由、精神、创造的表达,她有继承和发扬,有那个时代的精神品格。」
高艳津子独舞 摄影/张和平
在告别演出上,高艳津子特别感谢了两个人,一个是樊登,一个是郭红,前者鼓励她接纳线上渠道,后者帮助舞团一起开发、分销舞蹈课程。
今年4月,高艳津子被隔离在家时,开了抖音直播,教被疫情困住的人们原地跳舞。抖音官方让她等十天再来,要设计她的首场,推她流量。她挣扎了两天,决定不等了。她说自己当然很希望官方推介,但又觉得在这个无数人困居家中的时刻,舞者站出来跳舞的价值大于一切,关乎希望、信念与自由。谈设计、等流量,「太策划了,我觉得先要做对的事情」 。
6月初,高艳津子召集了舞团顾问会,崔健、周国平、刘索拉、张越、冯晓哲……那天周国平有事没去,他夫人郭红去了,崔健、刘索拉在线上参与,高艳津子跟大家讲舞团的现状,现在每天需要多少钱,欠了多少钱。她担心哪天舞团倒了,得让他们提前知晓。
崔健经纪人联系微信视频号,但对方说现代舞不容易招商,曲高和寡。郭红提议开线上课,而且要做大。高艳津子问:「能做吗?我都没信心,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可不可以大众。」「一定能做大,因为没有真正的艺术家开这种课。」郭红很有信心。
前《半边天》主持人张越说:「津子,这个好,我都退休了,你让我去跳广场舞吧,我接受不了,但是你让我跳现代舞,我就觉得我有出路了。」
郭红站出来,说可以帮忙推广运营。有个朋友调侃说:「你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郭红,她能把(周)国平(的新媒体运营)做得那么好,你这个更容易,你要抱紧郭红的大腿!」
津子跟郭红开玩笑:她的顾问们,很多大咖,在艺术上很理解她,每次听完大家给她出主意,「我就顶着祥云回家了,回家才发现肚子还很饿(笑)」。
想了一个月,津子才下定决心做课、卖课。她去郭红的公司,商量课程的节奏、时长、次数、定价。第一课的样片出来后,她发给朋友们看,一个拍纪录片的朋友说,应该做得更美,多一些特写。郭红就劝她:我们现在不是做《舌尖上的中国》,我们是在做菜谱。
在这个过程里,郭红觉得自己「愣是把她从神坛上往下拉啊」,让一个艺术家转变去做一件大众化的事情。高艳津子说舞团在吉祥大剧院做一场演出,所有成本扣完,舞团收入只有两千块钱,郭红就说:「我们卖十份课就两千块钱了,我们是不是更值得把精力投在这上面好好弄弄呢?就经济收益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活下去。」
有一次高艳津子在舞团拍摄课程样片,拍得很累,腿疼。她听见自己的膝盖「咔」了一声,不好,旧伤复发了。
在那种低落的气氛下,她说:「难道我做了半天的艺术,就是为了当一个卖课的吗?」
郭红鼓励她:「你卖课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搞艺术,不卖课,你怎么搞下去啊。而且一流的艺术家,都在做大师课啊,让艺术触达到大众之中,这才是功德无量的嘛。做课是最不丢人的。」高艳津子也在思考现代舞的意义。她一开始不认可短视频平台,但现在她不这么想,她想让现代舞唤醒更多人的身体,让每个普通人都相信:自由舞动就像呼吸,是我们天生的能力。
前些天高艳津子和郭红聊天,剖析自己:一个跳舞的人,「在生命最敏感的状态里面去表达的人,一定要继续柔软才会敏感」;但是她又同时在做舞团的法人、管理者,舞团其实就是一个企业,一个物化的集体,要处理好多问题。「我要把我的柔软变成一个理性的逻辑,这个东西本身是矛盾的。」
她清晰地知道自己不擅长制定规则,她觉得所有规则都是不人性化的,没有规则既会有很可贵的地方,也会有很任性的地方。她也觉得自己过分敏感,过于重视细节。
她并不擅长管理,这是一种巨大的矛盾,时时让她感到挫败。
「她没有进入到专业(管理的)轨道。在现代舞上她是专业的,甚至是超专业的。在市场化上,她是非专业。」冯晓哲说,「我认为就不应当让她当团长。她绝对是中国现代舞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性、旗帜性的人物,现在对她用得不对,现在你让她管理、运营、服务、养人,对她来讲,那完全就是浪费和消耗。」
高艳津子 摄影/欧阳明
拿孩子的治病钱来养舞团。高艳津子没料到郭红会在直播时说这句话。她并不希望对外讲自己个人生活的压力,也不希望孩子变成被同情的对象。
那是她给孩子存的,以防未来要做手术的钱。钱是这两三年一笔笔没掉的,本来以为可以撑到今年巡演后周转回来,但还在透支。
高艳津子的一个孩子8岁时病了。不能跑,跑就摔跤,经常两条腿全是血。医生的回复是,你准备准备吧,没有什么可治的。
2010年初,高艳津子接手舞团,「净身出户,再带着一个病孩子接的团」。孩子从贵州回北京做手术,那时候还不知道飞机上可以上轮椅,两个老人把孩子绑在行李上推过来,在旁边扶了一路。高艳津子说着哭了起来,但又很快恢复了她一贯的笑容。「我都不知道当时是多大的勇气,演员们也在失去信心,不信你的状态还能把这个团做下去。流浪五年……不知道,反正就是做过来了。」
2013年她去加拿大开讲座,排练舞剧,姥姥在国内带着孩子。她跟孩子打电话,说了好多「妈妈爱你」,孩子只跟她说:「妈妈我爱你,你挂电话吧,我听不见,我只能感觉你。」因为这个病,他耳朵失聪了,再恶化下去就是看不见,走不了路,甚至停止呼吸。她说自己没法规划舞团的未来,也没法规划孩子的未来。
她用《三更雨·愿》开解自己,这只是这一生的生命轮回,她跟孩子说:谢谢你选择我当你的妈妈,我相信你是选择了来的,你这一生选择经历那么痛苦的体验,你选择我这个妈妈,你一定是想给我一个功课,你也一定是相信我听得懂你的声音。
「孩子是她永远卸不掉的一个最沉重的事情,因为你尽再大的努力,孩子完全没有办法进到一个正常孩子的生命轨道。」冯晓哲说。剩下的就是:要不要放下现代舞,要不要放下舞团?
高艳津子没有放下。长久以来,高艳津子和北京现代舞团是绑定在一起的。这种绑定,有时消耗她,但也托举她。她一直跳舞,创作,这给她好的反馈。演出的映后谈,她说她听到观众说的话,是生命被触动之后的话,她感到被鼓舞。
她一开始并没想过跳舞一定得有一个舞团,但是大家都走了,她又舍不得。她每次在舞团的舞台上跳舞,都感谢这个舞台,她托起了舞团,舞团也在托起她。「我认为这个团是个魂,它选择了我,它更需要这些演员,所以我会扛着它,我觉得它打着高艳津子的名字,这个团代表道场,你没有庙,你就没有信仰,你没有道场,舞蹈从何去谈生命的话题?」
每个人离开,她都会难过,会挫败,会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给到更好的反馈。「但是你能给到什么时候呢,他有更多需求,你能给吗?你给不了。每个人的生命可能有自己的选择。」
每个演员离开的时候她都恨不得写一封情书,就像失恋一样。
不管是高艳津子,还是舞团的其他舞者,对彼此的感情都是复杂的。有舞者说高艳津子就像母亲一样,你爱她,你也想帮她,但是试过之后你发现改变不了她——最后只好一点点释然。
在告别演出上,排练厅那一面灰色的空墙破了一个洞,洞里插着一束花。水从上面的墙缝流下来,打湿了墙面。舞者挨个出来,舞动着,一个接一个,她们和他们的身体也慢慢被墙上的流水浸湿。每一个舞者触碰到高艳津子时,津子都抱住了对方,动作缠绵、胶着。一路上她被人不断支撑,男舞者将她举起,又将她轻轻放到下一个舞者面前。他们拥抱,身体贴着身体,互相温暖,对话,远离又靠近,像是恋人,像是朋友,像是师生。他们已经完成了一场告别。也像开启了一场新生。
(头图摄影:欧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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