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山城”“雾都”“赛博朋克”之称的重庆，是一座热血的城市。我们时常戏其“火热”，也叹其“迷幻”，在嬉笑、热闹中，忘了他曾经的历史与辉煌。
川军是重庆当代艺术的代名词，但在80多年前，这里曾汇聚了一批中国现代美术的文化巨匠，他们因迁徙来到重庆，受重庆的庇护与滋养，也用最热血的画面回馈了这一恩情。
宗其香《山城之夜》33.5×49.5cm 纸本彩墨 年代不详 家属藏
文庙门外的夫子池、江北磐溪的石家花园、磁器口南边的凤凰山，以及渝中半岛是20世纪40年代重庆艺术家聚集最为密切，也是参展、举办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徐悲鸿自1937年来到重庆，便一直居住于石家花园的一处砖房内，地处黑院墙（国立艺专旧址）与中央大学之间，往来方便。他在这里进行讲学、绘画，并在许多画上留下“作于渝州”“写在磐溪”等字款。创作出了《哀鸣思斗争》《落花人独立》《梧桐猫蝶图》等佳作。带领学员赴青城山写生，举办了“中国美术学院研究员美术作品展”，让世人明白“真正的艺术工作者，不是投机取巧失去灵魂的家伙，而是老老实实的工作者。”孙宗慰《石家花园》47.7×60.2cm 布面油彩 1940年代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凤凰山也因大批艺术家聚集于此而有“凤凰山艺术家群体”之称。在凤凰山顶，有10间砖瓦平房，分别居住着秦宣夫、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四家。他们将渝州山川独特的地理风貌留存笔尖，以地形起伏的低山丘陵区与嘉陵江为蓝本，将田园风光与生活即景作为油画本土化的题材中介，把重庆特殊的地理气候风貌写进画中，同时也将人文民俗纪实的手法运用在画里，为友人及家眷绘制画像。常书鸿《韩乐然像》35×25cm 布面油彩 1947 私人藏
齐振杞《双人肖像》80.5×65cm 布面油彩 1944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周方白《肖像》36×30cm 布面油彩 1933 家属藏 在这一时期，有大批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同学们扎根于此，以画留情，记录了战时长达一生的深厚友情，展示出艺术家们在抗战时期对民族艺术发展与美术教育的思考，所触及到的更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和民族命运的时代故事。唐一禾《江津写生之一》47×38cm 布面油彩 1941 家属藏刘艺斯《后方流汗》98.5×98.5cm 纸本水彩 1940年代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抗战爆发，民族“衣冠西渡”。随着政治、军事中心的迁移，中国美术文化的空间格局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为保存文化，全国性美术团体、众多美术院校和美术家们在战争中辗转多处，寻找安稳落脚。重庆成为了当时美术群体、社团、院校最多的汇集地，并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美术中心。“星汉灿烂：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1937-1949）”展览现场1937年至1949年，重庆因汇聚了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公私美术学校，云集了当时中国美术界绝大多数名师名家，如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张大千、傅抱石、常书鸿、叶浅予、李可染、孙宗慰、宗其香、秦宣夫、吕斯百、李斛等人，创作出了一批表现社会生活，特别是抗战生活的优秀艺术作品。举办了诸多反响巨大的展览，开办了众多影响广泛的报纸刊物，组织了多个旗帜鲜明的社团协会……为保护、保存、发展、壮大中国美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齐白石《花鸟屏一堂》100×33cm 纸本彩墨 1948 四川美术学院馆藏
徐悲鸿《群奔（壬午大暑）》95×181cm 纸本水墨 1942 徐悲鸿纪念馆藏张大千《华山长空栈图》135×47cm 纸本设色 年代不详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四川美术学院针对发生在重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美术现象的回顾与总结，举办展览“星汉灿烂：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1937-1949）”，展出了50余位艺术家的284件精品力作。以他们的艺术创作、艺术活动为根基进行展示，并通过艺术地图将其串联起来，以视频、影像的方式还原炮火纷飞的年代，前辈艺术家的美术事业。“星汉灿烂：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1937-1949）”展览现场在进入展厅的瞬间，满墙的画作让人动容——凤凰山上、嘉陵江旁、地道游击、竹下乘凉，河边纤夫、背篓竹筐，满满都是生活过的痕迹。叶浅予《成都风光》54×36.5cm 纸本设色 1948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黄显之《嘉陵江》24×33cm 木板油彩 1940 家属藏宗其香《嘉陵江上》112×199cm 纸本设色 1947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司徒乔《读书》37×44cm 布面油画 1940年代 私人藏大批美术师生的落脚，让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美术事业的转折与发展，也见证了艺术家们在内忧外患之时所散发出的巨大艺术活力。美术群体的整体性迁徙让多少艺术巨匠将他们的人生奉献于此，这里发生了文化上的巨大碰撞，也因共同的处境而相互联系，又在文化差异下各自开拓。常书鸿《静物（李子、壶）》46×61cm 布面油彩 1942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戴秉心《思古幽情》26×36.5 纸板油彩 年代不详 私人藏刘艺斯《鱼》55×75cm 布面油画 1944 四川美院美术馆藏如徐悲鸿在重庆才真正全面展开了他的中国画改良实践，创作出了大量的新国画、彩墨画，并且深入研究和探索了中国历史题材的创作，并通过中国美术学院这个平台，推行写实主义的创作主张，培养了以吴作人、冯法祀、孙宗慰等为主要力量的徐氏写实主义团队，其作品既符合抗战宣传要求，又能体现真情实感。冯法祀《捉虱子》151×114cm 布面油画 1948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在徐悲鸿的弟子当中，吴作人名气最大。他在1928年便追随徐悲鸿学艺，抗战爆发后，又随徐悲鸿来到重庆，并作为“战地写生团”团长到前线写生，画《前线兵营》《赴战前夕》以及我们所熟知的《重庆大轰炸》。1938年，战地写生团在河南璜川前线合影。右起为陈晓南、吴作人、孙宗慰、沙季同吴作人《重庆大轰炸》14.5×19.4cm 纸本碳笔 1940 家属藏吴作人《凤凰山》50×64.5cm 布面油画 1942 家属藏1940年，吴作人在重庆对面的一座山头亲眼目睹了日军的轰炸。战争残酷、生灵涂炭，他用炭笔迅速记录下了这一幕，又用油画将其完整的创作出来。痛失家人让吴作人积郁成疾，1941年，吴作人在徐悲鸿的引荐下，随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后又上西北写生，战时的苦难回忆改变了吴作人，西行的过程成就了他一生的创作。吴作人《祭青海》61×80cm 木板油画 1943 家属藏同去写生的还有孙宗慰、王子云、常书鸿等人，他们挖掘、保护被风沙掩盖了的敦煌文明，让处于生死存亡的民族文化照亮了前行之路。孙宗慰《西域少数民族服饰册》(节选) 15×22cm 共9幅 纸本彩墨 1944 家属藏
常书鸿《敦煌风景》60×46cm 布面油彩 1954 私人藏比起徐悲鸿，林风眠在遭受了艺专合并的坎坷与危机后，隐居于重庆，在嘉陵江畔的一间仓库里一住便是7年。他虽也有爱国抗战的热情，创作过抗战宣传画，但境遇不同，最终，他还是将目光转向了山水、花鸟，以及景物、人物。林风眠《临山而居》69×68cm 纸本彩墨 1940年代 私人藏洗尽铅华、孑然一身，体悟人生，道出了人间百态。重庆的时光开启了林风眠创作的新篇章。在巴渝山水的滋养下，他将早年的油画风景向中国的写意山水转变，又从传统走出，结合西方色彩，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独特风格的山水创作。也奠定了“青衣女子”的发展。林风眠《小鹿》67×69cm 纸本彩墨 1953 私人藏也是在此期间，他更坚定了与潘天寿、关良、吴大羽、厐薰琹、倪怡德等人的友情，在潘天寿出任艺专校长之时，林风眠成立工作室，培养出了李可染、苏天赐、赵无极等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家。1944年潘天寿与艺专师生在黑院墙合影 来源：《黑院墙里的大师们》李可染《乘凉(轴)》95×34.5cm 纸本设色 年代不详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学界公认，傅抱石艺术创作中的两大成就皆是在重庆时期达成的。在金刚坡的7年时间里，傅抱石受重庆特殊地理地貌的启发，形成了独特的笔墨皴法——抱石皴，画出了别样的山石韵味。又因山水画点景人物的需要，傅抱石将人物作为又一研究重点，深潜六朝人物画，创作出了一批以古典题材为主的人物故实画，在其题识、印文中也可见“金刚坡下”“重庆西郊”“入蜀后作”等签语为佐证。傅抱石《平湖秋渡图》81.5×39cm 纸本水墨 1946 四川美院美术馆藏除了傅抱石，宋步云在重庆的近十年时间里，也画过大量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巨幅山水画作，和影响深远的水彩画作。宋步云《中渡口》68×44cm 立轴 纸本彩墨 1942 家属藏
宋步云《绝壁飞泉》65×32.5cm 纸本彩墨 1945 家属藏身在重庆，便免不了被这座山城的特殊山水面貌所震撼，宗其香、李斛就是以描写重庆夜景、江陵纤夫而闻名远播；唐一禾、秦宣夫、吕斯百、黄显之、张安治也因描绘战火下的江陵山水而奠定了其艺术创作的稳定基础。不少卓有成就的艺术家都在重庆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这里见证了他们的艺术创作的转折与发展，甚至产生了艺术的巅峰之作。宗其香《重庆夜景》41×55.5cm 纸本水墨 1944 家属藏 李斛《嘉陵江纤夫》85×231cm 纸本彩墨 1946 家属藏张安治《群力》129.5×222.5cm 布面油彩 1936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黄显之《晨景》21×29cm 布面油画 年代不详私人藏能让名师汇聚的是学校和艺术团体，在抱团中有更大的声量，也碰撞出了更多的火花。战时，为了保护、保存中国美术教育师资，培养学生向社会输送专业美术人才，先后有若干所内迁和新建于重庆的美术院校，其中就有徐悲鸿所在的国立中央大学、合校后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及后来新创办的中国美术学院等。这些学校在保存火种，薪火相传中，作出了继往开来的历史贡献。1937-1949年，7所内迁和新建的美术学校
1937年，国立中央大学由南京迁至重庆，师生1500余人，员工及家属共计4000余人，于濒临嘉陵江的松林坡建校复课，是战时内迁的首个艺术院校。知名校友有徐悲鸿、陈之佛、吕斯百、潘玉良等人。韦启美《北平国立艺专教具工作室一角》（韦启美绘戴泽像）84.5×68.5cm 布面油画 1947 家属藏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两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被迫迁徙，在教育部的指挥下，于湖南沅陵进行合并，更改校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因战况危机，于1940年，迁至重庆璧山，在遭遇到无差别炮击后，又于1942年移至沙坪坝，从而开启了合并后国立艺专西迁以来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师生在校门口的合影（年份不详）宗其香《重庆被日军轰炸后》24.5×31.5cm 纸本水墨 1939 家属藏
宋步云《两江相会在山城》50×72.5cm 布面油画 1940年代 中央美术学院馆藏1942年，为发展美术事业，徐悲鸿着手创建中国美术学院，择嘉陵江上游磐溪石家祠为校址，与国立艺专相毗邻。这里是徐悲鸿除中央大学艺术系之外，推行他写实主义创作观念的又一重要阵地。他聘任了当时在大后方一些卓有成就的知名画家，如张大千、吴作人、李瑞年、沈逸迁、冯法祀、张蒨英、张安治、孙宗慰、宗其香等，扎实推进了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也成就了许多美术大家，使其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者。1945年 石家花园中国美术学院 左起：廖静文、徐悲鸿、张葳、周千秋、佚名、张安治、张苏予、宗其香等 来源：张玲，《为画而生：宗其香传》北京出版社
1945年 徐悲鸿与学生张安治等人在盘溪石家花园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合影李瑞年《幼苗》65×81cm 布面油彩 1945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孙宗慰《冬不拉》51×51cm 布面油画 1941 家属藏1943年，徐悲鸿与一众中国美术学院师生赴灌县青城山（今都江堰）写生。同行者有李瑞年、费成武、张蒨英、孙宗慰、廖静文、卢开祥等人。徐悲鸿不仅描绘自然风光，还将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捕捉到纸面上。创作出《白果树》《青城山风景》等佳作。又绘制了屈原《九歌》中的插图，尤其是《国殇》与《山鬼》，歌颂烈士，也表达了对故国之思。1943年，中央大学学生随徐悲鸿到四川灌县、青城山写生
最左侧站立者为郁风，前排右四为徐悲鸿
1946年，随着徐悲鸿担任北平艺专校长一职，中国美术学院这一研究型机构才逐渐落下历史帷幕。但徐悲鸿直至去世前，仍在深情地回顾在重庆的时光。在“展刊连台：中国现代美术传播在重庆”板块中，整体呈现了战时重庆举办的各类美术展览500余次，西迁与创办的美术报刊杂志70多个、组建的美术社团9个。其中，具有全国性的美术团体、美术机构主办的大型综合展览30多次，以及众多艺术主张鲜明的系列展览活动。“星汉灿烂：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1937-1949）”展览现场
如有以“艺为人生”，以画笔为武器，直面社会现实，关怀民生疾苦，控诉侵略战争罪行的现实主义展览；有以“人生为艺”，以画笔为探测器，思考生命意义，艺术意义，人生意义，文化意义的现代主义展览；有以“保护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敦煌”系列展。 1942年12月25日，在中央图书馆举办了“第三届全国美展”，参展作品663件，就参展人数和战时影响来说，此次展览可谓是空前绝后。其中代表性艺术家及作品有：吕凤子的《四阿罗汉》、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秦宣夫的《母教》、黄君璧《溪山瀑雨图》、刘开渠《女像》、王临乙《大禹》、刘铁华《同盟国胜利的预兆》、丰子恺《年丰便觉村居好》、唐一禾《女战士》等。1942年 第三次全国美展获奖名次《大公报》1942年12月26日第三版 第三次全国美展开展盛况空前1945年“人生为艺——现代艺术系列展”，展出了13位艺术家的83件作品，参展艺术家全部是中国美术学院研究员——林风眠、倪贻徳、关良、厐薰琹、丁衍庸、赵无极、周多、叶浅予、郁风、林镛、汪日章、李仲生、方干民。这次展览是抗战时期最具规模的一次有关现代主义绘画的展。现代美术会在华西大学举办现代美术展览 左起：吴作人、厐薰琹、雷圭元、秦威、丁聪、沈福文
张大千对敦煌壁画进行复原临摹所做的展览一经举办，便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也受到了徐悲鸿、黄君璧、柳亚子、沈尹默等各界名流的推崇。张大千把民族艺术的传统精髓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来，融合中西，使中国美术以其独有的绘画特点完成了转型与跨越，推动了国内外对敦煌壁画的研究与保护，燃起了中华民族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希望。除此之外，还有用刻刀记录日本暴行的众多版画展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重庆第一届“双十木刻展览会”“第三届全国抗战木刻画展览”等，版画由于制作、传播的便捷条件，在战时成为极好的政治宣传工具，也因现实生活的题材而广受人民喜欢，成为战时最有力的宣传工具，也为新兴木刻在后方发展开创了良好局面。张漾兮《前方不来信 算命问征人》15×11cm 黑白木刻 王琦美术博物馆藏力群《饮》145×120cm 黑白木刻 1942 王琦美术博物馆藏彦涵《当敌人搜山的时候》23.5×19cm 黑白木刻 王琦美术博物馆藏彦涵《把他们隐藏起来》33×19.5cm 黑白木刻 1944 王琦美术博物馆藏林仰峥《爸爸出海去了“渔人之子”组画之一）》《等待爸爸归来（“渔人之子”组画之二）》《爸爸被海水吞没（“渔人之子”组画之三）》黑白木刻 19.5×12.5cm 1941 王琦美术博物馆藏
与展览相呼应的是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西迁和创建的美术报刊杂志，他们及时为这些展览、美术会、画家、作品发力发声，形成了以文化艺术为阵地的“重庆力量”。《新蜀报》1943年10月16日第四版 载王琦《双十木展感》；丁正献《苏联木刻给予的影响》《新蜀报》木刻副刊《半月木刻》载《全国木刻作品展览会》、《双十全国木展零讯》中国书学研究会 大公报重庆版（渝中点滴） 1943.07.17 尽管当时艺术主张各有侧重，但在重庆时，中国美术界空前团结，同仇敌忾，共同以艺术之名为当时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的苦难中国发声，且声震寰宇。使全中国及时看到、听闻和记录下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在不绝于耳的轰炸声中，是中国人民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怀，是拳拳赤子的心声。追忆历史，老一辈艺术家顶住了时代变迁、炮火纷争的压力，创作出了属于他们的辉煌。如今，在背景环境的诸多变化中，这些精彩的人生故事仿佛离我们愈来愈远，我们似乎无法感同身受战争、炮火带来的灾难与痛苦。但铭记这段历史，在困惑、疑虑时，用前辈艺术家的无畏与创新激励自己，在艺术与生活中，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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