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市京剧团
云燕铭口述 马思敬整理
1958年，全国各地许多剧团到中央要演员。当时中国京剧院有4个剧团，中央决定从中直剧团借调演员支援各城市，四团去宁夏，二团一部分人到北京市，我和王清乾、任志林等9位同志来到哈尔滨。哈尔滨气候寒冷，滴水成冰。刚到一个新地方，人地生疏，不用说开展工作，就是生活上也有许多的不方便。当时省、市领导欧阳钦、王一仑、李范五、任仲夷等同志对我们很重视。从工作到衣食住行，都要亲自过问。
当时哈尔滨市京剧团的团长兼总支书记是洪衷同志，他是一个工作作风严谨、正派，事业心很强的好领导。我来团之后，把在中国京剧院时的工作方法、严格的排练演出制度一并带来。他很支持我的工作，积极地加以贯彻实施。开始，部分演员、乐队、舞美工作人员不大习惯，但试着做，逐渐地就接受了。
哈尔滨市京剧团有演职人员二、三百人，主要演员有十几位，行当齐全。一出戏是不是能受观众的欢迎，不单是看一两个主角，而是要全台演员和乐队的配合。因此，我主张同台合作者在台上表演必须要有光彩，配角演员一定要同主角配合默契，做到花红叶绿，相得益彰。
演出时，我要求台上的演员学习马连良先生倡导的演出作风，必须穿单衣单裤，就是冬季，也不准穿线衣线裤上台。衣领袖口都要洁白利索，头发要剃得干净，就是扮演龙套的演员，也同样要求。大幕一拉开，人人精神抖擞，这样戏才能演得饱满精彩。舞台乐队方面，我要求琴师鼓师必须与演员配合默契。任何戏都要排好再演出，包括传统戏在内，决不将就对付。每个演职人员都要有对观众负责，对艺术负责的精神。
我除了演戏外，还试着去做导演工作，1958年我改编导演了现代戏《红色种子》，并在戏中担任了主要角色。
我在哈尔滨市京剧团演的传统戏主要有《打金枝》、《秦香莲》、《蝴蝶杯》、《蔡文姬》、《程桂英》、《十三妹》、《临江驿》、《女巡按》、《桃花扇》、《拾玉镯》等，新编历史剧有《螺祖戎衣记》、《芙奴传》、《五女护宁州》等。我们演“五女”这出戏展现了哈尔滨市京剧团的阵容，我在戏中的角色是女扮男装，张蓉华、韩慧梅、石莉丽、李家凤、梁一鸣、高亚樵等主要演员都参加了演出。这出戏很受观众欢迎，演出场次有100多场。演的现代戏有《革命自有后来人》、《南寨惊雷》、《阿霞》等。
我们在排演田汉先生编导的《谢瑶环》（我们剧名为《女巡按》）一戏前，我曾写信给田老，把自己在排戏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告诉了他。这出戏的最后一场谢瑶环的服装有人是穿红色，我把它改为穿白色，因为我感到红色有些冲淡了剧终那种悲壮的气氛，而表现谢瑶环受刑后遍体鳞伤，在白色服装染上“斑斑血迹'更为逼真。请教了田汉先生之后，他来信说这样改很好，很赞成我的看法。另外，这出戏的导演曾提出是否可以把结尾改为谢瑶环获救后大团圆的结局。田先生对这个提法不满意，来信中批评我对这戏没有真正理解。这种问题不该问，悲剧的结尾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艺术效果更加强烈。
《蔡文姬》这部戏是根据郭老的话剧本改编的。导演是张津民。在排演《蔡文姬》时，我们还得到了焦菊隐先生的具体指导。他给我们重排了文姬与曹操的几场戏，详细为我讲解了十八拍，每拍每句应带着什么样的情感去唱，对我启发很大。
慰问大庆
大庆是我们熟悉而且寄寓很深感情的地方。从大庆住的是“干打垒”房间时起到建设成现代化城市的年代。我们先后去过7次，前5次都是慰问演出。后两次是营业演出。
最初去演出时没有剧场，搭台演戏。所谓的台就是用两辆大卡车接起来做舞台，在台前竖上几根木方，接上电灯照明。记得 那是一个飘风扬雪的三九天。我们搭台演《秦香莲》，我穿着单衣裤，半个小时过去后，在台上手脚都冻麻木了。一场戏下来身上冻得直发抖，但见到台下在雪地中工人观众们那认真看戏的神情，就觉得心里热呼呼的。
另一次是正当盛夏，在野外搭台为钻井工人演出，台前照明灯一亮，成群的蚊子就嗡嗡地聚拢来，肆无忌惮地向我们发起攻击。那次我演《蝴蝶杯--投县》一场，我跪在场正中，这段戏唱念较长，蚊子这回可找准了目标，象锥子一样叮在我的脸上，当我张嘴唱的时候，就不客气地往嘴里钻。这时既不能轰它们，又不能吐出来，只能往下咽。但也挺困难，小蚊子好像在负隅顽抗到喉咙里还在动。我忍住咳嗽，继续我的表演。
这件事当时在萨尔图传为佳话，几年前我去大庆演出，康世恩同志上台来看我们时，还对一些青年演员说我吃蚊子的事，让人不安的是领导称我是大庆的功臣。而我只是做了 自己应该做的。大庆的石油工人，迎酷暑，战严寒，餐风饮雪，是他们给予我战胜困难的勇气。
样板戏《红灯记》的出台
一提到样板戏，很快就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8台戏，似乎都成了她的作品，实际上，每一出戏都是各地剧团经过多次修改，多次锤炼，逐渐成熟.其中凝结着多少演职人员的心血。把功劳记在她一人身上，纯属一派胡言。
1963年，我们剧团排演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由梁一鸣老师演李玉和，赵鸣华同志演李奶奶，我演铁梅，张春鸣同志演鸠山。这出戏上演了近百场，并且修改过多次。
1964年6月到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时，得到了同行与领导的好评。我们演出的那天，敬爱的周总理送外宾刚从外地飞回北京，就从机场直接到剧场看我们的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员，他说我们的戏演得很好，很有生活。郭老和田汉先生都为我们团和我个人题了字。我们的戏做为优秀剧目留京演出，上座率非常高。参加汇演的各团提出互学要求，有的就提出要学习《革》剧，我们当时已给中国戏校和武汉京剧院辅导了此剧。
江青看了我们的戏后，几次找我谈话，召集我们和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的同志们一起开会，让我们两团合起来修改。同时下了几道命令∶1、不要巡回演出；2、不要给其他剧团辅导；3、不要在京公演；4、 不要再灌唱片，已灌了的6张只在内部发行。她说要等统一修改好剧本才可宣传。统一剧名叫《红灯记》，删去剧中铁梅的许多戏，最后她让中国京剧院一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剧本，并指定为“样板戏”。（未完待续）【来源：中国戏剧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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