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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纲: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广州美院的发展
2015年3月18日,郭绍纲从艺六十五周年书画作品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图为郭绍纲在致辞


郭绍纲,1932年出生于北京昌平。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历任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美术教育系主任、副院长,院长;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教委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会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曾获俄罗斯政府文化部普希金奖章。

今年(2013年)是广州美院成立60周年,也是我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60年。1958年,我们随中南美专搬到广州,学校更名为广州美术学院。和我一起从中央美院来广州美院有冯玉琪、袁浩、杨之光等老师,而后进来的还有刘其敏、张彤云、韩宝琳、郑爽、尚涛等,在我之前,胡一川老院长还带来了张信让老师。



1958年,胡一川、黄君珊等在广州美术学院基建现场


广州美院建校是“大形势”下的产物

广州美院建校,应该说是一种大形势 下的产物,所谓“大形势”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要发展,院校要调整,教师队伍也要组织起来。我们当时成立的中南美专应该可以追溯到广东、武汉的早期艺术教育,比如广东省立艺专、广州市立艺专,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武昌艺专等等。中南美术专科学校由湖北中南文艺学院、广东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和广西艺术专科学校三地三校的美术系(科)整合而成。我就是那一年分配到学校的几个大学生之一,那时候大概21岁。

我到工作岗位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中南文艺学院老校址的校舍进行重新修缮,准备迎接广东、广西的学生过来上课。首先是让我设计两排临时教室,材料是竹席和竹子,要跟搭棚的工匠商议怎么建。最需要考虑的两个问题是采光和防水,所以就要铺地板、开天窗。但是席棚开天窗的工程比较大,时间也很紧,所以只能把窗子的高度提高,让光照进来多一点。 

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照

当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防风防寒,武汉的冬天很冷,四面透风可不行,要建得严实一些。教室的面积大概是50平方米,设计有两排,全部学生是一百零几个, 分别在绘画系、图案组和雕塑组。

1953年11月19日,在武昌解放路309号旁边的一个电影院(据说这个电影院现在还在)由胡一川院长主持中南美专成立大会,音专和美专同时成立。胡一川院长和当时的中南音专校长程云在一个院子里,分配教室、教工宿舍,参加琴房建设等,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

成立仪式那天,胡一川、程云两位校长讲话都是很有鼓动性的,特别是我们胡一川院长,讲起话来慷慨激昂。程云校长也对中南美专、中南音专的教学任务进行了很好的阐述,说“中南”这两个字是中南六省二市,六省即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二市是武汉市、广州市,还包括现在的海南岛。当时全国分为中南区、西南区、东北区、西北区、华东区五个大区。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觉得学校的覆盖范围这么大!虽然当时招生、分配工作基本在这个范围之内,但事实上早已经突破了。



俄语课做作业

学校南迁,有成就的十年

我们当时刚大学毕业就要马上投入教学工作,而且教学任务很繁重,特别是面临学生年龄跟我们差不多的情况,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华南文艺学院、中南文艺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1950年就入学了,部分甚至更早。年龄相仿,却要为人师,所以当时确实感到一种学习和提高艺术技法的紧迫感。我一到中南美专,就当王道源老师的助手。当时二年级只有一个班,一年级有甲、乙、丙、丁、戊五个班,这些同学也都是三个学校通过考核进来的,看哪些分数高一点的进入二年级,差一些的就留在一年级。学生入学之后学的大部分是党的政策、文艺思想,然后就派他们到农村深入生活,参加土改运动。相对而言,学作曲、音乐、演戏的学生本来就需要深入生活,这个和农村土改工作的矛盾还不算太大。但是学美术的怎么达到学习、锻炼的目的呢?这是当时我们思考的首要问题。

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南局要迁到广东,学校就酝酿着怎么把校址迁到广东来。1958年,学校正式迁到广州,成立广州美术学院,学制改为四年、五年,原来的大专改为本科,院长仍然是由原中南美专校长胡一川出任, 其他的领导也基本上不变:副院长有三位,一位是杨秋人,杨秋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广东省艺专的美术系主任;第二位副院长是阳大阳,阳大阳是原广西艺专的负责人;第三位副院长就是关山月。

1953年中央美院成立附中,第二年,中南美专也成立了附中,关山月先生兼任附中校长。后来附中也随学校迁到广州来了。1958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这一段时期,学校稳步发展,虽然中间受到文艺整风的一些干扰,但总的说来趋势是不错的,学习秩序也都很好,学生的成绩也很可观。1962年是邵增虎毕业的一届,1964年是汤小铭那一届,1963年没有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创作完成后到北京搞了一次汇报展,中央领导去看了之后评价很高,影响很好。那个时候是我们学校办学的第一个十年了。十年学校就有所成就了,发展得不错。

1958年中南美专副院长杨秋人访俄时合影


“文革”中的广州美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我和几个老师正在怀集带着一批学生实习,听说广州这边的学校已经停课,他们待不下去了,就都回校“闹革命”了。当时很多领导、老师都被打成“走资派”、“当权派”给控制起来,关进了“牛棚”,工作队也进驻了。我算是那一批中最后一个进入牛棚的,好像还有陈秀莪老师,就这样被监管了起来。监管地点就在昌岗校区教学大楼的楼下,是雕塑系的平房,给了我们两间房,大家都打地铺住在里面,每天吃饭排队,干活出工。

渐渐地,“牛棚”里的老师越来越多,最多时有30多个,包括学校的四位领导“胡王关杨”(胡一川、王永祥、关山月、杨秋人),他们就让冯玉琪老师来管理。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胡一川院长首先自己主动站出来,跟红卫兵的头头对话,他说,“学校是我负责的,一切事情由我承担,跟这些老师没有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要抓这么多人进来?!”这就反映了我们学校领导干部敢于担当的品质。

1967年开始,听说要“复课闹革命”。当年的11月,学校里的红卫兵都串联去了,就让我们自己写大字报,我们就自己“解放”自己,从牛棚里出来了。我和几位老师带着一批学生到佛山三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之后回来再分配工作时,很多老师都到了“干校”。

1970年左右,学校要办“试点班”,当时学校已经不叫“广州美术学院”了,好像是把音乐、美术、舞蹈几个专业学校合并成“广东人民艺术学院”。我们原来的广州美院就改成三个系,分别是美术系、工艺系、雕塑系,再加上音乐系、舞蹈系,当时全校就五个系。大概是那一年开始,学校曾经到当时的韶关曲江县马坝办“试点班”,招收、培养工农兵学员,称之为“开门办学”。

1971年,学校开始招第一届工农兵学员,由各地根据指标选派,美术系、音乐系、舞蹈系各系都有。但当时招生之后还面临一个问题,三年毕业之后这个工农兵学员算什么学历呢?有的学员是高中毕业,而有的也许小学还没毕业呢!后来这个“工农兵学员”的学制就改为两年了。

那几年,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代替原来的校长职务,原来的学校领导都还在“牛棚”里接受“改造”,白天参加劳动。胡一川院长就负责搞卫生,大楼里面的卫生死角,包括洗手间都由他去清扫。

胡一川


胡一川院长复出

1974年,胡一川院长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了,在落实政策后,他被任命为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主管学校的后勤工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已经有风声说是要恢复广州美院建制,请胡一川院长出来主政办学院。美术学院恢复建制,那音乐、舞蹈怎么办呢,谁来管?在哪儿办呢?当时有一种舆论,说是从昌岗校区图书馆、操场附近画线,一边是美术,一边是音乐、舞蹈。这样划分当然是最省事的,但当时胡一川院长坚决顶住这种舆论。后来音乐、舞蹈等专业就分出去了,选了新的校址。

广州美院在名称上除了“广东人民艺术学院”这一段之外,在教学的传承上是有连贯性的,一直有老师在教学,有学生在上课。胡一川院长复出之后,在那样一种艰难的局面下,要重新组织人马把学校恢复起来。他为恢复广州美院办学之事四处征求大家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老师的意见他都要听一听。

当时院长由胡一川担任,杨秋人、关山月任副院长。阳太阳先生到广州后不久,当时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了广西艺术学院,他又回广西当领导去了。两位副院长的分工中,杨秋人兼任油画系主任,关山月兼任国画系主任。油画系任命了两位副主任,一个是我,一个是袁浩,我抓教学,袁老师负责行政、党务工作。国画系是杨之光、梁世雄任副主任,雕塑系主任是潘鹤,工艺系主任是高永坚。不久,广东画院成立,关山月就到画院当院长了。

1983年1月,杨秋人副院长在广州病逝,后来就任命黎雄才、高永坚、郑餐霞任副院长。1983年,胡一川院长正式离休,高永坚任院长、吴表凯任书记,我是副院长。1985年高永坚院长退休,我任院长,吴表凯书记也退下来,新来了一位副书记叫卢思谋,后来调到广东医药学院当了书记。1992年,我已经60岁了,算是完成了我的任职。



教学楼一角
油画
75cm×92cm
2013年


我们学校办学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从胡一川任院长开始,即从1953年到1983年的30年中,除去中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至少20多年的主政时期里,都是按规章制度办事,从不搞特殊化,不走上级路线,公事公办。胡一川院长在任的时候没有自己的专车,就有个司机班,从开始的吉普、小车,到后来的解放牌大卡车,都由司机班调控。

60年代,大家去看电影都坐这大卡车。司机班可以决定派哪个人、哪部车送领导去省委开会,没有自己“我要坐什么车”,“要叫谁去开车”的做法。胡一川院长退休之后,70多岁的老人了,自己出去办事还是坐公交车。我说这些并不是说我们怎样的高风亮节,而是说这是我们的工作传统,是我们革命干部工作中的优良传统。


2015年3月18日,郭绍纲从艺六十五周年书画作品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图为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嘉宾合影


得改革风气之先 做顺水推舟之举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学校成立了集美设计公司,这实际上是遵守国家教委(现在是教育部)规章制度下的校办工厂,我们之所以叫“公司”的目的就是想为社会为人民服务,满足社会的需求。我们主张老师首先要介入,如果老师不了解,就没办法教学生,光在纸上谈兵是不行的,还要知道什么材料适用、美观,知道它的价钱。人家问你这个工程需要多少钱,你说得要先去调查一下,才能做出预算,这样是不行的。校办工厂是联系学校和社会的纽带。广州美院在全国高校中算是跟社会联系比较好的,这才是真正的开门办学。

公司的收入怎么分配呢?一开始我们要看很多合同,后来我说干脆我们放权,由他们自己负责,也就是说工艺系主任尹定邦是法人,我不是法人,油画系、版画系也都有各自的法人,给学校上缴2.5%利润就行。这2.5%是怎么来的?是尹定邦老师跟税局等相关部门商讨出来的,并且经过了大家的同意,其余的自己负责,自负盈亏。这2.5%上来了之后,分配给学校行政人员,怎么分?我说从我这开始,我不提出要求一定要拿多少, 我也不去调查你们这个系搞公司的一个月收入多少,你们办公室几位自己讨论去。按照我们的行政级别,该拿多少你们来定。大概那个时候校级跟处级,每个月就是十块二十块钱的差距,科员也是,一个月有40到60块钱的补助,最多也就是80块钱,那是80年代了。


2015年3月18日,郭绍纲从艺六十五周年书画作品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图为开幕式现场,左为李劲堃,右为黎明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几件事的解决让我印象很深刻。

一是电话问题。当时的国内、国际长途电话费很贵,为了不给学校增添负担,就要解决好电话公私分开的问题。后来我说给某一级别的干部每个月补助25块钱的公用电话费,因为很多电话打到我家里来,有些是我要打出去的,超出的自己负责。而私人不能在办公室打长途电话,一是干扰大家工作,二是不能用公家的东西干私活。后来发展得很快,大家都有经济能力装私人电话了,这个问题就很好地解决了。

二是各院系,特别是设计专业的要求自己成立图书资料室,以满足系里师生的学习、科研的需要,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学校图书馆的进书远远不能满足各院系的需要。

三是充分组织和动员全校教职工自筹资金,在全省内按照国家政策率先顺利、圆满解决住房问题,这是我们最觉得安慰的大事。这些事情的解决也弘扬了我们公私分明、廉洁奉公的传统,绝对的公平很难,很容易成为绝对的平均主义,但是只要我们为广大师生所想,为学校的发展所想,就能克服困难,做好一件件大事。

总而言之,我在2009年从艺60年的画展上也总结过,可以说我是我们广州美术学院成长、发展的见证人之一。只能说之一,因为任何成绩都应该是一个集体事业的发展、成长的过程,不是哪个人的功劳。因此,如果说我曾经做了点什么事,那也是顺水推舟,紧跟潮流。当时我的想法是,只要是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我绝对开绿灯。我甚至都跟一些系主任说过这样的话,我说你大胆地去改革吧,改革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出问题了我来兜着,我来帮你解决,不要背负太大的压力。

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那个年代广州美院的发展。天时就是改革开放的利好政策,地利就是广东开放、务实的作风,人和就是学校里各种关系之间相互信任的和谐氛围。 就像我们主张创办广州美院的教育系一样,我的教育观是比较宏观的,不停留在某个专业点上,就这样,美院的各项事业飞速发展起来。


2015年3月18日,郭绍纲从艺六十五周年书画作品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图为老年艺术茶话会


要重视美术教育中的素描

让有很坚定的画家梦的人去办美术教育是不现实的,我没有更多的梦,因为我本身就是搞美术教育的,我原来在油画系教油画,也是美术教育,只不过是培养师资而已。我觉得美术教育最主要的是色彩,我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在专业问题上培养师资。而且,水彩画的发展在广东是有传统的,李铁夫、司徒乔等大师级人物都是广东人,当时广东的水彩画在全国也搞得不错,再加上有得力的师资,可以从美术教育系培养出一批既是教师又是水彩画家的人才,就可以把广东水彩画原来的传统继承发扬下去。

留苏留影

2013年是新中国公派青年美术家留学苏联60周年。最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20世纪中国美术之旅——留学到苏联”美术作品展,展出30余位美术家留学苏联期间的作品将近500件,其中有我的28件。在3月1日开幕当天,我们很多老同学几十年后重聚,大家非常亲热。第二天,中央电视台邀请了几个艺术家做了一个集体采访,1959年从苏联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的钱绍武,就素描课基础课发表意见。他说,我们当时学五年的基础课,每天两节素描课,第六年是毕业创作,可以算算我们上过的素描课是多少?!再对比现在咱们学校这些所谓的“单元制”,就知道差别多大。当年的学习是,专业课是全校共同的基础,每天两节素描课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这三个小时是专业基础课,油画的画油画,雕塑的搞雕塑,建筑的上建筑课,版画的就搞自己的版画,每天是五节五小时的基础专业课。



一立一坐的女人群像
碳棒画
80cm×60cm
1960年


我曾经跟我们学校的年轻人说,我们的教科书经常说什么“全盘照搬苏联”,可是我们真的照搬了吗?我的看法是,该搬的没有搬。我们的单元制是一到八周是素描,八到十三周是油画,是这么一种分段制、分段单元。在中央美专时期也曾经实行过五节一贯制,但是因为当时中国人的体质以及经济上的一些原因,后来改为四十五分钟一节课,每节课比之前少五分钟,五节课程就少了25分钟,将近半个小时。但是后来仍然坚持不了,那就又改回四节课。



余菊庵先生像
素描
65cm×50cm
1985年


素描重要吗?绘画基础重要吗?我问过用电脑做效果图的年轻人,他们说重要。我又问重要在哪里?他说,你要是不懂光线,营造一个环境,那些光源关系,那些圆柱你统一不了,在多光源和单光源不一样的情况下,明暗统一不了,这个对做图影响很大。可见素描教学的重要性,大家深入研究一下美术教育历史,就会发现这一点。

素描作为美术创作的基础,是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学者从小学生开始就应该重视的一门基本功。这个功夫不是说我从美术学院毕业了,以后就不再下这个功夫。这个不对,就好像一个音乐家,当学生的时候已经练过嗓子了,以后就不用再练嗓子了,一个武术家已经打过很多功夫了,什么拳都会了,从此不再练拳了,那怎么行呢?还是需要日复一日地练下去,否则你的功业到这里就断了。同样的道理,画家要是想把你的功业延续下去,就应该坚持画素描。当然,如果是搞雕塑的,就要练速塑,或者塑品。这是最基本的。(采访:罗春光,学生记者:王晓琳,杨烁康)



北京东单三条
油画
25.5cm×36cm
1957年


草垛
油画
81cm×116cm
1984年


基利洛夫教堂
油画
17.5cm×12.6cm
1958年


瓶菊
油画
72cm×50cm
2000年


湖边


小湖



竹林


湖边


北宋宣和书谱


高瞻远瞩
书法
50cm×60cm
2010年


朱熹的观书有感
书法
55cm×68cm
2010年


对联
山随画活,云为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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