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字
【按:本文是马龙先生为纪念祖父马连良105周年诞辰,根据多方收集的资料和先辈的回忆,《马连良香港回归记》并在《中国京剧》杂志2006年4、5、6、7、8、9期连载刊登。马连良先生和同行们的一段经历,对于近代中国都市娱乐方式,社会发展史,京剧史研究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本号标题有误,已修正,特向作者致意。
一、香江首演
1947年9月,马连良与京剧界的南北名伶梅兰芳、周信芳、谭富英等人参加完杜月笙六十大寿的大汇演后, 于上海展开了为期四个月的“还债演出之旅”。所谓“还债”就是指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劫收大员”们为了达 到敲诈马连良的目的,诬告他于1942 年的东北演出之行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官派”,称马犯有“汉奸罪”。为打这场“官司”,马家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大员们中饱私囊后,该案以“查无实据,不予起诉”而告终。为了还债,马连良的“扶风社”采取了同一戏码连演三天的方式公演,在上海造成轰动的效应。上海观众们对马连良的处境也非常同情和理解,争相踊跃购票,在精神上和经济方面给予极大的支持。
此时的马连良毕竟是年近五旬的人了,连演四个月是从未有过的事, 不仅是对他个人艺术上的一次挑战, 同时也是对其身心健康的一次严重摧残。由于高度紧张,身心疲惫,各种疾病接踵而来。在一次演出《群英会 · 借东风》中“鲁肃”作揖时突然把腰 “闪”了,从此落下了习惯性闪腰的毛病,并伴随了他近二十年。但演出还要继续,第二天白天把前晚的收入立刻换成黄金,马上还债,否则就要贬值。 市面上已经开始动荡,钞票越来越不值钱。一天在演出《打鱼杀家》更换彩裤时,发现裤子里面全是线虫,他知道自己的这点“灯油”基本上耗尽了。此时所欠的债务基本上还完了,马连良的身体也即将到达崩溃的边缘,演出才告一个段落。
1948年上半年,为了养病,马连良在上海虹口租了一套公寓居住。这时已是淮海战役前夕,京沪之间的铁路已经中断,马连良也就有家难回了。他整天心事重重,愁眉不展,挂念着北京家中的几十口人的生活。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孙兰亭时常过来陪他散心,劝他“既来之,则安之”,保重自己身体要紧。孙是马连良结拜兄弟,又是业务上合作多年的伙伴,为人厚道,极重信义,马与孙从不谈“公事”,对孙兰亭极为信任。孙兰亭又热心公益,为“慈幼医院”等筹款募捐,总是不遗余力。由于过度操劳,医院院长对孙说:“你再不好好休息,血管有可能爆裂!”于是,孙兰亭建议马连良和他一起去香港散心、解闷。1948年11月初,马、孙二人抵港。
香港娱乐戏院顶楼有个“天台俱乐部”,是当时香港一些著名实业家们经 常聚首的高级会所,也是一个香港少有的京戏票房,其发起人之一梁基浩是广东人,唱京戏花脸极好,他是现在香港立法局著名议员周梁淑怡的父亲。为了欢迎马连良抵港,梁基浩约了会员周寿臣、胡文虎、李祖永等人,连同剧评家沈吉诚和原上海新华影业公司老板,曾拍过《夜半歌声》、《壮志凌云》等名片的张善琨等一起为马连良接风,大家异口同声地要求马连良无论如何也要在香港露演几出,因为香港观众从未目睹过国 剧须生第一老倌(粤语:对名伶的称呼) 的风采、并保证在座诸公一定鼎力支持。孙兰亭是操办演出的专家,一听此言,精神百倍,当即表示马上回沪,带中国大戏院的班底过来,并通知在京的张君秋和上海的俞振飞,准备举办一次阵容强大的京戏汇演,让香港的观众一睹国剧之真面目。
经由沈吉诚、张善琨等人策划、安排,决定以“马连良、张君秋、俞振飞剧团”的名义对外做宣传,定于1948年12月20日至24日假座港岛娱乐戏院连演五个晚上。五天的戏码安排可以说极具吸引力。第一晚是《龙凤呈祥》,马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张君秋的孙尚香,俞振飞的周瑜;第二晚是张君秋、 俞振飞、马盛龙的《玉堂春》,马连良的 《马义救主》;第三晚是马连良、张君秋的双出,前《梅龙镇》,后《打鱼杀家》, 中间俞振飞的《辕门射戟》;第四晚是马连良的首本名剧《群英会·借东风》; 第五晚是俞振飞的《白门楼》,马连良、张君秋的《三娘教子》。在这五天里,娱乐戏院基本上变成了北方人的“同乡会”,场内气氛热烈,彩声雷动。特别是当马连良演唱之时,可称得上是一句一个好,让马连良的心情异常兴奋,想不到在这广东人“盘踞”的地方,还有那么多支持马派艺术的观众。
1950年代初香港娱乐戏院
五天演出结算下来,总收入七万六千多元,在当时的香港娱乐业收入中可算是好之又好,破了纪录。其中场租二万五千元,政府娱乐税二万元,三 位主演包银合计一万七千五百元,广 告费五千元,班底开支一万多元,合计八万元左右。沈吉诚,张善琨、孙兰亭 三位前后忙乎了一个月左右,都成了 “白袍(跑)小将”,还要亏损四千余元。 台上的“角儿”们名利双收,幕后人员不但颗粒无收,还要自掏腰包蚀本,马连良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他于是与张、 俞二位商量,把所得包银打了七折,让出五千余元,填补了四千元亏损,让幕后人员分了点儿车马费,虽不能皆大欢喜,也可算首战告捷。接着在港岛的高升戏院和九龙的普庆戏院各演七天,由张善琨、马连良、张君秋、俞振飞分任大小股东,与戏院方面按“院三班七”的比例做分帐结算。演出结束之后,计算盈亏,结果是:“高升”七天亏本一万八千元,“普庆”七天亏本二万六千元。三位“大角儿”自出世以来,可以说所到之处都是高唱“满堂红”,没料到在这弹丸之地却唱了一出“走麦城”,人人都背了“一屁股债”。其中负债最多的是马连良,旧帐刚去,新债又来,倒霉的事情一桩接一桩,正如《打 登州》中所唱:“屋漏偏逢连阴雨,船到江心折了篙。”
演出败北以后,沈吉诚先生分析原因,有五条之多:第一,香港本地经济整体水平低,消费能力较弱,尚无法与当时的广州相比,更比不过上海了;第二, 本地观众还是以广东人为主,北方人当时太少。广东人多数是慕名而来,在没有字幕的环境里,基本听不懂,只能看个热闹,戏码安排有“翻头戏”(重复剧 目),不太接受;第三,开支过大。张善琨搞电影出身,出手阔绰,一个三天的广告就用去五千元,根本没有必要。由于香港没有底包、龙套助演,所有班底几 十人都是由上海而来,开销巨大;第四,票价过高。本地广东大戏的好角儿堂座定价在三元左右,而张善锟定的最高价为二十元,最低价六元,使许多人望而却步;第五,没有开源。付戏院的租金是一整天的价钱,白天没有被利用起来。如果放两场电影也可能收入一千多元。(未完待续)
马连良演唱《借东风》电影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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