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锺恩忆恩师于润洋：先生的燃点 | 乐记

于润洋（左）与韩锺恩

编者按：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音乐学家于润洋诞辰九十周年。本报特约他的学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美学家韩锺恩撰稿，回忆、纪念老师于润洋。

文 | 韩锺恩

恩师、音乐学家于润洋先生，生前不止一次这样说：没有什么有比跟自己的学生在一起更高兴的了，也没有什么有比讨论学术问题更令人兴奋的了。我想，对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从教者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学者而言，如果可以把先生的这两个燃点交集在一起，是不是就会达到这样一个无比的情境：没有什么事情有比跟自己的学生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更高兴、更令人兴奋的了。是的，因为他就是“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勒戈夫）；而他所倾情与心仪的学术，就是他“心智的造诣”（桑兹）。

平时我们都习惯以于老师来称谓先生，说是一种习惯，好像更多有一份亲近。在于老师离开我们七年有余的时刻，对我而言，与其说有一种无法释然的伤情，不如说更有一种冲动，就是想跟他在下一个路口再度相遇时求教不断涌现的学术问题。

2000年秋天，我入学中央音乐学院，师从于老师攻读博士学位。从入学到毕业整整三年，除了有特殊情况之外，我跟于老师从不间断两周一次的专业课程。每一次课程的汇报我都预先写下来交给他，每一次于老师给出的意见我都认认真真地记下来回家就整理。到2003年夏天毕业时，这一份教学笔记居然有十多万字。我用电脑打印了之后送给于老师，他很高兴。后来我又把这份文件作为增订部分放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二版（增订版）中，作为题献于老师八十华诞的生日礼物。

现在回想起来，于老师指导我这三年的学习、研究及至最后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非常用心。在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之前，于老师除了让我阅读相关文献之外，主要是安排我做一次专题研究。这个专题研究后来以《“音乐试图将音乐作为音乐来摆脱”——几则相关当代音乐的文本阅读及其现象诠释》命题，发表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现在看来，这个安排不仅有铺垫学位论文写作的热身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环节的研究与写作，可以进一步增强学生对相关研究现状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与把握。因此，这个做法值得推广，完全应该纳入现行的研究生教学进程之中。

每次给于老师交的作业，他都十分认真仔细地审阅，并在适当的时候给出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有时甚至还纠正我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离现象。可想而知，一般在进行一些较有深度的研究并较大篇幅的写作时，往往会出现枝节过于繁复以至于偏离主干的情况，有的时候也会因过度渗入其中而陷入到难以自拔的境地。凡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于老师除了及时提醒我之外，还经常跟我进行相关讨论，耐心细致、循序渐进，有时候会极具针对性地提出问题，有时候也会海阔天空地神聊。但有一点令我印象十分深刻，那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无论是相关哲学、美学理论，还是牵扯艺术学、史学问题，最终的落脚点总会回到音乐上来。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虽然以一个属于纯粹理论的意义与意向问题为研究对象，反倒有十分可观的众多音乐作品介入其中的一大原因。

于老师对我习惯用某种笔法来表述理论问题的写作方式是十分有保留的。在学业进入到写作进程的时候，就此问题于老师跟我说，你平时怎么写尽可以随你自己的习惯，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一定要让人看得懂，至少得让我看明白。我答应他，所以写起来多少有点拘谨，但回过来看还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这对我之后从科研为主转行教学为主也极有好处。写文章也许可以天马行空、汪洋恣肆，但是给学生授课毕竟需要讲究方圆规矩。

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于老师是本着实事求是精神，以开放的姿态来指导我的研究与写作。记得还是在入学前，他就给我提出六点要求，其中的第六点就是跟表述与写作有关。他要求我：表述问题主要是把复杂的问题以清晰的方式表述出来，要尽可能充分利用已有的可用概念，除非在非此不可的前提下用新概念；假如通过系统的论述，果然能提出新的概念，则将是非常大的理论进展。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之后，在通过论文开题报告进入正式写作的时候，他又进一步鼓励我，要把一般的意义和通过意向产生的意义区别开来，并且把音乐意义进一步限定在音乐作品的意义范畴；要尽可能突出并紧紧围绕你的理论突破点：意向存在，进而再把意向存在置放在音乐之中，始终突出在音乐作品当中的意向存在研究。最后，在即将定稿的时候，他再次提出：意向存在是你论文中的突出点，要着重体现。虽然这个概念中的意向和存在有不同的理论渊源，但“意向存在”这个概念作为论文的亮点，就必须反复讲清楚。我想，这应该就是于老师作为导师的循序渐进策略，就这样一步步，路不仅要走踏实，更要走出新意来。于老师在因人施教、因势利导方面，真是达到了严格无条件、亲和无量限的完美状态。如今当我每次想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甚至于要上火发脾气时，总会想：这件事情如果于老师在的话，他会发火吗？这种几乎已成为一种境界的完美状态，值得所有从教者一生效仿。

2004年，在我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不久，我就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离职，调往我的第一母校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任教。虽然跟于老师地处两地，直接求教的机会少了，但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思念。

在此期间，我给于老师送过两个学术大礼。一个是在2009年上半年，策划组织主持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行了第二期音乐学写作工作坊，专门研究于老师的著作《悲情肖邦》，并组织专题写作七八篇论文集中发表于《音乐艺术》；同时在2009年末带着学生和音乐学系部分教师赴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与那里的学生和教师一起就相关问题进行学术研讨，实现了两个学院间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之后，我又把参与两院交流的二十余篇文论结集出版。另一个是在2012年，我作为时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积极联络中央音乐学院时任院长王次炤教授，以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名义共同举办庆贺于老师八十华诞系列活动，就于老师的学术思想与成就以及他所倾心的学术问题进行富有学科建设意义的研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生的两个燃点在这两次真正达到了空前的交集，并绽放出非凡炫目的光焰。

最后一次跟于老师一起参加学术活动，是2013年末在桂林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会上，于老师提出了一个具有本体论性质的命题：音乐是抽象的纯粹的形式语言。我当时很兴奋，会后跟于老师说，这真是一个具有非常学术价值的高端命题，希望找时间进一步求教。谁料2014年于老师就重病在身直到2015年离世。一个绝好的跟老师讨教学术问题的事情就这样擦肩而过，成了不可弥补的终身遗憾。这一次，学生没有帮老师点亮这最后一个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