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孟宪承：高等教育的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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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孟宪承主要针对国内高等教育的分科、系越分越细的划分方式、专业化教学做出批判，明言如此教学之下的学生并不能产生思考的积极性，也无法养成有益的研究习惯。他认为，高等教育应该一方面注重综合的整体文化思维建构，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放手让学生进行自由自主的学习，再来进行指导。之后孟先生举两个正例说明值得倡导的高等教育开展方式。一个是张仲述在清华大学所做的接近英国大学式的“导师制”课程实验，主要在将课程分为“普通训练”“专业训练”的基础上加入“导师制”的教学方法，让师生有更充分的讨论和交流时间。另一个例子是米克尔约翰（A．Meiklejohn）在《新大学》中所构思的高等教育面貌：“学生以二百五十人为限，教授以二十五人为限，不再扩大”；课程不分“科”“系”，而是按照时间前后分出普通期和专门期；而教育目标上，则是以“人类文化整个的精神，和各种学术和人生的总关系”为宗。

本文原载1926年《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26期，选自199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孟宪承教育论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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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的新试验 

文｜孟宪承

从教育演进的历史上看，凡课程方法的新试验，都从低级学校做起。到现在，一大半教育革新的讨论，还集中于小学和中学。至于大学，则好像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似的，没有人敢轻易去改弦更张。

可是现在的大学，在理论上、实施上，已充分完善，无可改进了吗？却大不然。单提一两点来说：在课程方面，大学里各学科，多半因袭着习惯的标准，分“科”分“系”。现代知识的总量愈增，分科也愈密。学生要有专精的学问，非分途致力，从事专攻不可。然而人生是整个的，文化是整个的；断片的分类，只为学习的便利罢了。若是学生对于文化没有一种概括的了解，分科太早，所习太窄，便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结果只得些片段的、机械的知识、技能，而失却它们在人生上的意义。就以应用而论，这样的学生，一到实际生活，也必感受困难。这是大学课程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方法方面，大学里的教学，除实验科学以外，还是偏重讲演，而缺乏学生的自动研究和教师的个别指导。这现象，在中国今日的大学里，格外显明。因为阅读外国文书籍，先有文字的障碍；往往到了大学三四年级，学生还只会“听讲”，不会“读书”。自动研究的习惯，既没有养成，工具也没有完备，怎样能谈到高深学术?

如要解决这种问题，关于第一点，大学课程——至少前期的课程——应注重综合的组织；关于第二点，教授的方法，应注重学习的指导，都是无可疑的。只因为习惯的束缚，难得有自由试验的机会，这种问题，遂成了没法解决的问题。

去年张仲述先生在清华学校办大学，就抱着这种改造和试验的精神。他所定的课程，把大学分为“普通训练”“专门训练”两期，前期二年，后期二年或三年。前期课程的精神，即在使学者对于文化得到一种概括的了解，到后期才开始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传习。教法方面，他竭力倡导英国大学的“导师制”，设法使师生间有个人的接触和讨论。在作业时间表上排着每周四时的功课，实际却给教师以支配的自由。这四小时，用来和全班谈话也好，用两小时作“堂课”、两小时分组指导也好，甚至全用作阅读、研究，而仅有一小时“堂课”也好。在大学一年级里，张先生自己担任一门功课，名为“修学目的及方法”，更是一种学习的总指导。这种种办法，都合着我上面所说大学教育改造的理想。可惜办了半年，全部试验方在进行，而张先生便离开清华，不能始终其事。真是可惜的很。

清华的大学部，因为初办，所以还容许这种新试验。至于一般大学，各有历史的遗传，环境的拘束，哪里有大胆试验的自由？国立各校，终年在经济恐慌中，维持现状还不易，哪里有改造的可能和机会？

最奇的，就在国外，大学教育，也绝少革新的尝试。愈是有名的大学，愈有长久的历史，愈爱墨守旧章，愈不肯顺应时代趋势。以为只有墨守旧章，可以保持中古大学的模型，严守智识阅阀的壁垒，这也可说是“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曲士不可以语于道”了。

最近美国New Republic杂志（四月十四日）出了一册教育增刊，专讨论大学教育的改造的。中载Amherst College校长迈克尔强氏（A．Meiklejohn）一文，题为《新大学》（A New College）。迈氏深感现在各大学，受着环境和习惯的束缚，绝没有自由试验的可能，因此拟出这新大学的计划。他理想中要创建的新大学，学生以二百五十人为限，教授以二十五人为限，不再扩大。人数既少，师生的关系自密，可以朝夕论思，同做学问的生活。课程分二期，前二年为普通期，后二年为专门期。不分“科”“系”，虽然有文史哲和自然社会科学两类，教授虽各自为专家，但教育目标，趋重人类文化整个的精神，和各种学术和人生的总关系。迈氏说得好，“知识是指导人生的”，零碎的、断片的知识，要有对于人生的概括了解，才有个系统出来。大学应当做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学术中心”（A coherent orderly place of learning)。所以二年普通期，是有它特殊的功能的。对于教授管理，这新大学里，应完全充满着师生自由研究和提携的精神。讲演式的“堂课”，自然不占重要地位，就是普通机械的限制，也要设法避免，总要给学生以自由创辟和探讨的机会才好。

迈氏自己是一个老大学的校长，能有这样新眼光，真是难得。他所说的话，实在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而是近年高等教育上一种新思朝[潮]的表现。原文所列计划，很是具体。或者将来真会有个财团，供给一宗基金，来做这个试验，也说不定。我们给他祝福了。

这篇短文写完了，又见梁漱溟先生致北大同学书中，有一段说：他对于今之教育界，抱有深痛。他说：“非决然舍去学校形式，无从揭出自家宗旨。学校制度，以传习知识为本。无论招学生、聘教员，所以示人者如此，而人之投考也，应征也，所以应之者，何莫非如此。而溟宗旨所存，则以在人生路上相提携，为师友结合之本。人生之可哀，其谓极易陷落躯壳中，而不克自拔，非兢兢焉相提携，固莫能超拯也。此师友所以为人一生所独贵，而亦即教育意义之所寄也。”梁先生的意思，当然不止——也不同——上述迈克尔强氏所云云，但关心大学教育改造的人听了，也一样可以深深地感印脑际，并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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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承（1894–1967年），字伯洪，江苏武进人。孟宪承毕生致力于教育理论研究，非常重视教育实践，为研究民众教育，还创办浙江民众实验学校，进行实验研究。

解放前，他接受、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并以其指导教育研究。1933年，他与梁漱溟等五人作为起草员推出《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其中主要基于三个根本，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可分”“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和“教育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反映出孟较为浓烈的马列主义教育理念。

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合影，前排左四为孟宪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