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
世纪 CENTURY
刘燕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业务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笔者在整理馆藏1944年丁玲和陈明搜集的难民工厂材料时，发现其中夹杂一份《中外记者团来厂参观概况》，即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总结材料。材料详细记录了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筹备、迎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整个过程，以及中外记者在参观过程中的关注重点及不同反应。研读这份材料，既可以管窥国共双方争夺国际国内舆论阵地的博弈，也能感受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国际友人搭建沟通桥梁、展示开放胸怀的风范和智慧。图 |1944年毛泽东（前排左四）、朱德（前排左七）等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关注。中国内部能否团结抗战直接关系到盟国的对华战略布局。1939年到1943年期间，国民党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不许边区报纸对外发行，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也不许中外记者参观，致使边区一度陷入“文钱颗弹，样样不发，军事经济，重重封锁”的窘境。为了生产自给，中共中央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经过两年大生产运动，初步达到了丰衣足食。分布在敌后解放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队伍也日益发展壮大，成为抗日战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与之呈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抗战不力，引起英美同盟国的强烈不满。盟国意识到，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和财力，就不得不重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了全面了解中共及其领导的解放区，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配合反攻日本，英美等国迫使国民党当局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事实证明，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西北之行，可视为国共两党围绕中外记者展开的一场争夺政治控制力和话语权的舆论宣传战，国共双方均高度重视。早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即向党内下发《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多方接触英美人士，从而“争取他们对中国政府施行某些压力，以改进中国对日反攻之准备”。此后，中共常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与美国官员的接触中屡次盛情相邀，欢迎美国派代表访问延安和解放区。待参观一事确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亲自主持接待工作，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周恩来专门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表示热烈欢迎他们到访。同时，召集延安各界参加接待的负责同志开动员会，介绍中外记者团的基本情况以及采访目的，确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和“主动、真实、诚朴、虚心和认真”的五原则，指示各有关单位积极筹备，由主要负责同志出面接待，既要让记者看到工作成绩，也不回避不足，还要说明或解答前进中的困难和错误。最后还特意叮嘱，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也可能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以备解答或回击。在实际参观过程中，个别记者故意挑衅的现象多次出现，中共接待人员均能应付自如，当与提前认真准备有关。图 |1944年12月27日《新华日报》刊载《边区展览会开幕，各项建设大有进步》一文，称难民工厂是“边区公营工厂的发展方向”1944年3月下旬，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正式接到中外记者团的参观通知，随即开始着手筹备迎接参观事宜。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是陕甘宁边区建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公营工厂。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利用国际友人兰道尔先生捐赠的9300元法币为基金，首先在高桥村（今安塞县高桥乡）筹建边区难民棉织工厂。8月底，该厂移交边区政府建设厅管辖，后又迁至川口村（今属宝塔区枣园乡老沟岔村），与设在川口村的难民毛织工厂合并，正式定名为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建立后，逐年增加投资，补充人员和设备。到1944年更是达到全盛时期，成为边区最大、最先进的工厂之一，被誉为“边区公营工厂的发展方向”。作为边区公营工厂的模范代表，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向中外记者展示边区工业生产成就的重要窗口。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的整个筹备过程紧张有序、稳步推进，确立了两个重点，一是纠正应付一下的思想，高度重视中共中央相关指示的传达和落实；二是突出业务和职工待遇方面的成就。自3月下旬起，全厂职工拆洗被褥，扫刷宿舍，修路植树修花圃。5月初确定各部门的业务提纲，广泛贯彻工代会的精神。6月11日起，每天抽时间上大课或开小组讨论会，传达参观团来边区的背景、意义，以及中共中央的指示，并以敞开大门为原则，充分运用“提出具体材料、说明具体事实”的方法布置陈列室，重点从职工待遇和创造精神两方面来介绍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取得的成绩。6月15日，与附近纸厂、制革厂、市政府成立联合筹备会，互相模拟参观，最后对接待进行具体分工，确定由厂长吴生秀做一般介绍，朱次复做全面参观引导，各科长配合解释。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由重庆出发，经西安、临潼、大荔、韩城、宜川，于6月9日到达延安。从6月11日开始，正式访问陕甘宁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地，全面了解边区的情况。6月20日中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最先进入陈列室的是中方记者，一开始就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陈列室里除了展示工业成品外，还陈列了一些鱼化石，领队谢葆樵进了陈列室后就大声嚷嚷：“鱼化石好”，企图将其他记者的参观兴趣从工业成品转移到玩赏古物上。难民工厂的招待员立即以鱼化石为切入点，宣传工友利用业余时间修路修厕所，自己动手到河边背石头才发现了鱼化石。 整个参观过程中，中方记者或一声不响埋头抄表格，或到处乱跑，或只关心工业产品的价格，或又抄又问。《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就属于最后者。说来讽刺，赵超构之所以能去延安，只因国民党党部看中他耳聋，讲一口难懂的温州话，料他到了延安也无功而返。没曾想，赵超构回到重庆后写了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影响极大，引得国民党惊呼：“没料到，这个聋甏（赵超构失聪）记者给我们捅个大漏子！”自进入边区以来，忙碌紧张的生产生活气氛让福曼惊呼“人们用着狂热来参与生产劳动”，赵超构也很好奇，“他们用什么制度使得工人们所贡献的汗血比在工头老板管理之下还多”。后来，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坦言，倘若延安的工业也有值得我们参观的地方，那不是生产技术与生产的成果，而在他们的生产组织与人力的运用。为了解开这个秘密，赵超构格外关注工人的福利待遇以及工会如何运用人力。图 |赵超构与招待员的谈话记录（部分）答：是工人自己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实际生活收支自己提出来的，经过小组会讨论，工厂帮助他们整理出来，而不是任何人决定的。答：现在是没有了，在整风以前，有这样个别乱象，这是个别工人认识不清，自从去年七月整风以后，每个职工思想都有很大进步，在生产的数、质量上都有了进步，所以现在就没有这种落后乱象发生。答：没有的，如我们有一个工人有五个小孩，工厂就负责三个大的，送高桥的小学校，工厂管的穿吃，又如女工朱曹英生产力低，不能维持小孩奶量，工厂就帮助她一部分。又如一个老汉，六十多岁，就有一个小孩七岁，没有老婆，那老汉爱惜儿子，不许他儿子远离，工厂也不是一定要将他儿子送学校，那个孩子的衣食也由工厂负责。工会究竟如何组织人力？这段对话，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答案。一是引导工人确立新式劳动态度。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成立之初，将改善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放在首位，一些工厂管理人员也认为只有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才能提高产量，从而导致工人队伍中出现经济主义、平均主义、不安心工作等现象。经过整风运动和“赵占魁运动”，工会一改以往的官僚主义作风，帮助工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工人的面貌焕然一新，明白了他们是为自己劳动这一真理，从而能安心工作。生产之外，工人还承担了副业生产，当赵超构问及“个人计划都有副业生产，工人在每天十小时生产后，身体是否能顾及？”招待员坦率地表达了新式劳动者的觉悟：“这是我们工人的劳动热忱，副业生产完全是自动的，我们前方战士在拼命作战，我们多劳动一些怕什么。”二是保障工人福利待遇、提高工人政治地位。材料中提到的工资津贴、对工人家属及女工实行的优惠政策等，都体现出工会深入群众、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工会还制订学习制度，节假日期间组织秧歌舞、演新旧戏，给了工人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材料中提到一个细节，“他们看到络纱组窑洞内很整齐，而且写了很好的标语，就问这些标语谁写的？小组长答是自己写的，他就说小组长文化很高”。显然，工会在提高工人文化程度方面确有成效。参观过程中，工人们拥护政府及工会政策的表现，让记者们怀疑工人是因为“党性”“同伴义气”“社会压力”等政治原因被迫拥护。工会并不回避这个问题，坦白工会拥护现政权及其生产政策，也承认工会之内也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是迫于政治压力。6月21日早上，斯坦因与爱泼斯坦就基层民主一事，与难民工厂厂长吴生秀进行了一番谈话。答：工人对厂长有意见，大小会上都可以提出批评，批评不接受，可以向政府提出撤职，因为厂长是我们民主选举的。答：是的，我们直接选举了政府，政府委任的厂长，就是民主集中的选举。可见，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前提下，工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达成了一致性，工人可以选择是否参加工会，可以监督工厂管理，这些都是工人政治地位提升的表现。斯坦因后来在书中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工会的制度性优势：“工会在延安工业政策中起有重要的组织作用，它们要帮助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准和一般文化水准，保持劳工纪律，和政府协力解决若干工厂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加生产”，从而得出了延安的工会是边区及根据地增加生产的主要因素之一的结论。图 |在陕甘宁边区采访的爱泼斯坦（左）、武道（中）和福尔曼（右）三是鼓励劳动创造精神。陕甘宁边区工业几近白手起家，一切都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技师朱次复改造和创造工具机器十数种，棉织科股长袁光华用机器试织土布成功等诸多事例，表达的不仅是边区纺织事业的一种成就，更是一种克服困难的决心和能力。因此，难民工厂在布置陈列室时，将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改良和劳动精神视为展示重点，系统地向记者们展示了机械技术改进、植物染料、洋布改土布，以及手工业生产的各个过程。记者们在铁工房参观时，招待员讲述李卫华一个人撑两盘锅炉、使生产提高了三分之一的劳动精神时，有几个中国记者表示不耐烦，但是外国记者却夸奖工人的聪明才智是无穷无尽的，承认工人们在缺少机器的环境下有“不可忽视的天赋的才能”。参观结束后，中外记者在批评簿上也充分肯定了工人的创造精神：“参观了本厂的一切，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工作上的创造性，□务的自觉性，及集体批评的力量，是建设事业的必要性。——赵超构”“集体生产，集体创造，我愿意将你们努力的精神向大后方介绍，向你们看齐。——谢爽秋”“我没有资格对这里的工作有什么批评或建议，但看到在困难下勤勉工作之后，我觉得完全有资格批评那些使这些工厂和这些工人不能得到工具和原料，以便他们对中国革命和战争能有更大得多的贡献之人们了。——斯坦因”“我很少看到这么集中表现出来的谦虚和真诚，我□感到印象的，不是你们干了些什么，而是你们没有东西而制造出东西来，我祝你们成功。——福尔曼”虽然创造性精神值得肯定，但对于工具的实际改良效果，记者们仍持怀疑态度。因为无论怎样改良，比起现代的新技术来，手工机局部的改良效果并不算大。然而，从一条毛线的节约和一分钟时间的缩短中，记者们看出了边区工人的创造性和责任心，这种力量“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1944年6月21日，记者们吃过早饭，离开难民工厂继续到皮革厂参观。材料最后，难民工厂对此次接待做了详细统计和总结，细致到外国记者在全厂一共拍了12张照片，中国记者抄了厂内全部图表和8个人的工作计划等。对于中外记者的表现，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中国记者看似走马观花、应付了事，实际上是暗中有组织的，专门有一两个跟着扰乱秩序，不关心工人的创造性和艰苦工作过程，到处乱跑乱问，还想找一些不合理的材料作为宣传资料；而外国记者能耐心听任何介绍，遇有不懂或者稀奇的就问到底，还要照相，要找人证物证。总之，外国记者态度比较诚恳。图 |1945年9月18日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全体职工合影大家一致认为，外国记者一定能将我们很好地宣传出去。事实也正如此，记者们通过发表电讯稿、撰写访延观感和著作等方式，纷纷向海内外媒体和国统区民众传递边区的真相，推翻了国民党对八路军的一切污蔑之词，向人们展现了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具备反攻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潜力。这让长期奋战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前沿的宋庆龄兴奋无比，她在致友人的信中称：“所以我们该改变看法了……他们已不再仅仅是些游击队员，而是生气勃勃的9000万人口……为抵抗日本而组织起来……”。早在1938年陕甘宁边区难民纺织厂成立伊始，厂长吴生秀到西安购买设备及原材料，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就对他说：“办好这些工厂，不仅可以供给抗日军民的部分需要，而且在国际上也会扩大影响。”以难民工厂为代表的边区工业的蓬勃发展，在大多数进步记者眼中，证明了中共的执政能力，证明了中共是优良的、有价值的盟友，并直言若给予他们支持，将会极大地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外记者团访延之后1个月，即1944年7月，美军司令部正式派观察组常驻延安，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和军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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