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 CENTU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朱玉成是工艺美术行业著名人士，曾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终身成就奖。他1959年大学毕业后先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任教，1969年进入北京工艺美术工厂，1976年调入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1984年任上海工艺美术总公司副总经理，1987年任公司总工艺师。他作为主创人员创作的大型牙雕《成昆铁路》是我国赠送联合国的礼品，创作的牙雕《大河上下》被日本横滨市政府收藏。他曾经设计和指导了一系列工艺美术精品的制作和生产，为上海工艺美术在全国领先作出了贡献。近期，由朱玉成口述、马长林撰稿的《朱玉成口述历史》一书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式出版，现选取其中部分内容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1952年，我在陈秋草先生创办的新中国美术研究所学了一年，这时我的文化程度已相当于高三，可以考大学了。最早我想报考鲁迅美术学院，但是我祖父不同意，因为学校在哈尔滨，离家很远，我是我祖父的大孙子，他希望我继承家业，所以没让我报考。后来我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我说这是最高级的美术学院，我说按照我已有的美术基础，考进这所学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我的坚持下，家里终于同意了。没想到报考大学的道路曲折，我从1952年起前后考了三次，接连遭遇央美和央美华东分院停招学生、因不服从调剂而被招生办停招一年，直到1954年才如愿上了大学，被杭州的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录取了。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这所学校其实很有来历。最早是蔡元培先生1928年选址在杭州西湖边上创办，当时叫国立艺专，是中国第一所国立高等艺术学校。1929年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园环境优美，包括西湖罗苑、照胆台、苏白二公祠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上海沦陷后，学校向内陆撤退，途经诸暨、江西贵溪、湖南长沙，最后到达湖南沅陵。1938年国立杭州艺专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新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一度迁至云南昆明。1940年迁移至四川璧山（今重庆璧山区），1942年又迁至重庆沙坪坝磐溪。抗战胜利后，1946年暑假学校复员回到杭州。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6月7日杭州市军管会派军代表倪贻德，副代表刘苇、魏猛克（后增加刘汝醴）接管了国立艺专，聘请原学校教授周轻鼎、萧传玖等8人为接管小组成员。8月，江丰、刘开渠、郑野夫、彦涵、莫朴、庞薰琹等几位原来一直在解放区工作的美术工作者从北京调到杭州，参加接收国立艺专的工作。
1950年11月7日，国立艺专正式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归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学院的建筑学专业移师上海，组建同济大学建筑系。1953年初工艺美术系迁往北京，组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1954年我进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时，院长是刘开渠，副院长是莫朴和颜文樑，莫朴还兼任教务长。
图 |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的刘开渠当时学校坐落在杭州最美丽的地方，西湖中间的孤山小岛上，两头是白堤和苏堤，相连湖边大道，岛上学院位置最佳，校门口就对着外西湖，湖边有船，随时可荡漾西湖。学校右边是西泠印社、历史博物馆，左边是白堤桥，前面是外西湖，后面是里西湖，周边环境优美，风景秀丽。学院右前方是有名的“楼外楼”饭店，坐落在西湖边，面向湖面，游人都喜欢在此用餐。
学院是一座西式大庭院，礼堂是法式教堂结构，当时学校有一陈列室，木头地板质量很高，富有弹性，是杭州最好的跳舞场地。学生宿舍当时在校外靠近白堤的地方，后面就是“沧浪亭”、里西湖，湖里都种的荷花，湖对面就是保俶塔和去岳王庙的大道。1956年，为了扩展招生，学校迁到西湖边“柳浪闻莺”南山路对面的一个大院内，后来又在南山建了分校。
1954年我进校第一年没有分专业，学基础课程，所有新进校的学生一起分两个班上素描、速写课，因为我先前有基础，所以画素描和速写是我的强项，因此我在班内比较突出。记得教我们的老师叫丁正宪，要求很严格，当时学院正推广苏联契斯恰科夫美术教学法，客观真实地表现对象是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的特征，因此他要求我们必须忠实地描绘对象，要求绝对写实，画素描时甚至要求把石膏像破碎的部分也如实地画出来，而且只许用铅笔，不准用木炭条，用铅笔画线条粗不了，很花工夫，当时中央美术学院走的是意大利学派的路子，用木炭条画素描。素描课老师在课堂上用模特变换姿态来指导我们画速写。美术学院的教学到底不一样，训练很严密，要求很高，这一年确实使我提高不少。1955年我进入二年级，此时基础性教学已经结束，要选专业了。当时学校雕塑系的力量很强，在全国名列前茅，尤其是主题性雕塑创作最为突出。例如1953年，院长刘开渠担任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兼雕塑组组长，负责纪念碑雕塑的整体设计，学院雕塑系的萧传玖、王卓予都参加了这一重大艺术工程。同年，卢鸿基教授主持创作大连斯大林广场上的雕塑苏军烈士纪念碑。1954年，雕塑系程曼叔教授带领26名师生到上海参加中苏友好大厦建设的雕塑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也是受苏联影响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学院也不例外，教学上按照苏联的做法，苏联专家也来学院指导。1955年5月4-5日，苏联通讯院士、俄罗斯功勋艺术工作者、国立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馆长扎莫施金来杭州，在学院作了《关于苏联造型艺术问题》的报告，给我印象很深。图 |1958年，浙江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曹思明为颜文樑画像（图片选自《苏州美术馆建馆90周年大展——颜文樑文献展》最重要的是，我在学校接触了很多与苏联有关的艺术文化，看了大量画册。这些画册除了绘画内容外，还有雕塑（包括纪念碑），我被里面的作品所震撼，感觉雕塑比绘画还要厉害，由此我对雕塑入迷了。我认为图画作品是平面的，雕塑作品是立体的，而且有力度，于是心里有了新的想法。当时我想，我已在新中国美术研究所学了近三年，在美院又学了一年，画画这一套技术我差不多都掌握了，雕塑技艺在外面是无法学到的，只有在这里才能学到，学院里又有这些著名的教授，我一定要利用在学院的机会，学会雕塑这门奇特的技艺，我梦想我将来能做纪念碑之类的雕塑，永远供人瞻仰，这比画画更有意义。那时我年轻，没有社会经历，对新鲜事物感兴趣，思想非常单纯，也没有仔细考虑过选择了雕塑专业会对今后自己的发展有什么影响等等，完全是凭着一股热情，凭着对雕塑技艺的新鲜感和渴望，就这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雕塑专业。当时其他同学都认为以我的绘画功底，会选择绘画专业，不是画油画就是画国画，结果我的决定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当时雕塑系的几位教授都很有来历的。系主任萧传玖是留学日本的，留法的有两位，程曼叔和周轻鼎，还有一位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原来雕塑系系主任是周轻鼎，他也是一位资深的雕塑教授。他是湖南省安仁县人，1922年来到上海，在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学了两年。1924年到了日本东京，进入“川端画校”学习。后离开日本赴巴黎，通过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的介绍，周轻鼎进入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这所学院雕塑系有两位著名教授，一位是米格罗斯，一位是让·布舍。周轻鼎和后来成为国内著名雕塑家的刘开渠同在让·布舍工作室学习。后来他在里昂住了五年，主要跟雕塑家杜马学雕塑。杜马是专做动物雕塑的，周轻鼎当时就显示出了雕塑动物的天赋，他做了一件动物雕塑，杜马看了觉得做得很好，就叫他翻成水泥作品，后来就一直放在杜马的花园门口。1945年12月，周轻鼎回国，先到重庆，经过朋友的推荐，到国立艺专雕塑系教雕塑，一去就当了雕塑系主任。1946年国立艺专复员到杭州，他也跟着来到了杭州。解放战争期间，他创作了浮雕《八口之家》和圆雕草图《流民图》，表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新中国成立时，周轻鼎是雕塑系主任，后来因为萧传玖年轻，而他把心思都放在动物雕塑上，所以1958年让萧传玖当了雕塑系主任，他改任民间美术系主任。周轻鼎后来专攻动物雕塑，成为动物雕塑大家。他创作的动物雕塑天趣盎然、形神兼具，充满生命的活力，透出生动的情感和诗意，被人们誉为“东方神雕”。我国美术大师刘海粟曾称赞说：“周轻鼎的动物瓷塑是具有国际水平的。”接替周轻鼎担任系主任的萧传玖是留日出身。他1914年出生，湖南湘潭人。1929年萧传玖初中毕业后，考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雕塑，在校期间曾参加“木铃木刻研究会”，创作的木刻作品《交涉》为鲁迅收藏。1933年他到日本留学，入东京日本大学艺术系，跟随著名雕塑家渡边义之学习雕塑，并师从著名肖像画家藤岛武二学习肖像画，这使他在雕塑和素描方面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其《自雕像》《女人体》等雕塑作品受到校方奖励。1937年回国，他在家乡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曾在湖南衡阳制作大型浮雕《前方抗战，后方生产》并举办个人雕塑展。1939年任教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萧传玖的才华引起社会的注意。解放战争后期，有人劝他去台湾，而他的好友赵无极更是为他买好去法国的飞机票，但萧传玖说：“巴黎我何尝不向往，但我更向往看到一个新的光明的中国。你们走吧!我还是留下来。”1949年5月，杭州、上海相继解放。8月，刘开渠奉命从上海来到杭州，担任国立艺专校长兼雕塑系主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首都北京建立一座缅怀为国牺牲者的纪念碑，听取各界建议后，决定在纪念碑身下部装饰反映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浮雕。1952年专门成立了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并设立了美术创作组。这个组基本上由美术家和雕刻家组成，常务副组长是雕塑家刘开渠和画家彦涵。其中《八一南昌起义》主题雕刻由王式廓画稿，萧传玖雕刻，因此他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八位主创者之一。《八一南昌起义》与另外几位雕塑家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的浮雕一起，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的开篇大作和艺术经典。萧传玖创作的雕塑作品很多，他的著名代表作一件是《地雷战》，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另一件是位于上海鲁迅公园鲁迅墓前的“鲁迅先生坐像”。这件著名作品的小稿是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塑造《八一南昌起义》大型浮雕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在他所居住的北京一间光线昏暗的斗室里完成的。作品参加全国美展获得成功后，被放大并铸成铜像安放在鲁迅公园的鲁迅墓前，成为反映新中国雕塑60年成就的佳作之一。萧传玖担任系主任长达十多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史上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可惜“文革”开始后他一夜之间成了罪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特务”，关进牛棚，在隔离审查时遭到“造反派”毒打，颅内出血，不久含冤去世，去世时年仅54岁。图 |萧传玖在他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前留影给我们上课的主要是程曼叔教授。程曼叔出生于1903年，江苏苏州人。1925年毕业于中法大学文学系，同年留学法国，起先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后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雕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6年回国，从事法语教学，1944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教授。程曼叔尽得泥塑技法之精奥，对人物形体结构有深入透彻之理解，能将细节刻划与整体气势巧妙地融为一体。他雕塑的肖像作品形完神足，堪称典范。代表作有《女人体》《方志敏》《少女头像》等，《女人体》曾在法国巴黎春季沙龙获奖。1950年杭州建造人民大会堂，大会堂正立面有一座毛主席浮雕像，就是程曼叔的作品。1954年上海兴建中苏友好大厦时，程曼叔率领一些师生曾参加该大厦的雕塑工作。1955年12月，在杭州湖滨第六公园的中心花坛处，建了一个屹立在朝鲜冰天雪地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雕像，也是由程曼叔和助教叶庆文合作的作品。在雕塑系受到程曼叔的亲身教授，我印象深刻，至今仍记得当年他给我们上课的情景。对于雕塑艺术，程先生主张形、神结合，形、神兼备，所以听程先生讲课，感到言之有物，亲切、实在。程先生常说：“用什么样的手法去表现、塑造对象，不是事先可以准备好的，而是在对着模特儿观察过程中，受到一种美感的冲动，自然而然地拿起泥巴来雕塑。如果泥巴放得恰当，充分表现了对象的某个部位，也绝不会是因为事先对所用的手法考虑成熟的缘故。”程先生在教学中，很少孤立地讲这里加一点泥，那里削一点泥，往往都是联系着对象的结构、特征、相貌来进行操作。学生的泥塑如果结构模糊，造型不准，程先生把这些都归纳到观察方法和塑造方法的错误上去。有时，请程先生看了我们的习作泥塑，他什么也不讲，只是在塑像前用手指指着泥塑，顺着塑像的脊椎骨的形态，在空中划了个S形。有时辅以语言，或说S形不够弯，或说S形变形了，弯过分了等等。他经常接过学生手中的雕塑刀，进行示范教学。一边轻松愉快地修改塑像上不正确的部位和形体，一边孜孜不倦地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经程先生一改，塑像的动态就十分妥帖了。记得有一次上人体雕塑课，他让大家先试雕，在基本完成之前，程先生以我的作业为示范进行讲解，他手握泥塑刀，由上而下翻转走动，削去了不符合要求的部分，使我的作业损坏不少，当时我十分心疼，但经他这样一处理，充分揭示了雕塑空间体积的转折关系，令人信服。后来在上浮雕课时他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说当年在法国学习时，他的老师是法国大雕塑家罗丹的学生，这位老师在指导时不多说道理，看到学生作业不符合要求时，直接将作业浮雕板正面向下丢在地上，然后拿起来，说明浮雕要注意凸起部分服从面的关系，不要高低起伏不一破坏整体形象，他的讲解极其形象生动。他还举例讲了肖像雕塑的空间体积关系，他将一块白布蒙住石膏头像，然后将白布往脑后抽紧，此时只看到石膏头像凸起的鼻、额、眼眉、颧骨、颚等几个点，他强调不注意这几个点的前后左右就容易将脸部做平。他还强调了雕塑与绘画在观察对象时的不同要求，绘画讲究的是直面观察和透视关系，而雕塑则要立体四面的观察来了解对象，好比将自己的脑袋比作水桶，而对象要放在脑子这个水桶中去全方位地了解。程教授这些形象化的教学方法，在我后来任教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我也一直坚持着美术教学必须以形象思维为重，伴随逻辑思维，以辩证的观念去贯穿始终。图 |雕塑家程曼叔创作的志愿军雕像当时学校雕塑系的实力雄厚，老师带着学生参加了不少社会雕塑工作。1958年，为准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学校承担了不少雕塑任务，如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了3件2米高的群像雕塑《红军战士》《冲锋》和《胜利》，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了《方志敏》《秋瑾》2件胸像，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创作了《研究起义》 《宣布起义》等11件雕像，为浙江省六大新建筑和七个风景点创作了10余件美化雕塑。我在雕塑系学习时，作为学生实习活动，也参加了社会上一些纪念馆、博物馆雕塑作品的设计制作。一件是为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做《第一面红旗》雕塑创作的设计制作，一件是为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做《解放》的雕塑，指导老师是王泰舜。毕业时我的创作作品是《人民邮递员》，这件雕塑的题材取自浙江省先进事迹报告会后的构思，当时我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出席省里的这个报告会，听到乡村邮递员的感人事迹，由此产生创作灵感，塑造了这件作品，主要描写一位山间邮递员不仅为老大娘送信还为老人家念信的形象。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绘画与雕塑的关系，我针对当时雕塑系有一股反对画画的风气，只会捏泥巴，不会作图的情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实际上系主任萧传玖的素描肖像画得很精彩，还出版了，而意大利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更是雕塑作品好画画也好，所以我认为绘画同雕塑是不矛盾的，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为此我还和王泰舜老师有过争论，没想到这场争论后来竟然直接影响到我的毕业去向。我当时是班级班长，业务上也属于尖子，本来应该留校当教员的，但最后留校的却不是我，是另一位同学陈长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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