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着一个由古典迈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对音乐领域而言同样如此。受到“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传统音乐学研究逐渐开始向现代音乐学进行转型，这一趋势在沿海口岸城市音乐界表现得尤为显著。各种冠以“音乐研究会”名义的社团组织相继建立，其中“上海音乐研究会”以其成立时间之早、活动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在20年代音乐研究组织中颇具代表性。
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学研究的早期重要组织之一，以往几乎鲜少有学者关注过“上海音乐研究会”的相关问题，只有部分音乐史著作，在述评20世纪前期中国音乐学家时简短地谈及到了这一机构的零星讯息。正因如此，使得这一时期重要音乐组织的历史价值尚未获得足够重视。本文通过爬梳《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上海地区的地方性报刊史料，力求厘清“上海音乐研究会”的组织运作、主要活动、历史经验等相关问题，进一步完善中国现代音乐学术史。
一、上海音乐研究会成立的背景与基本情况
1912年前，上海地区几乎未曾出现过以现代音乐学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社团组织。进入民国后，大量的文艺社团陆续涌现出来，一时间成为上海地区最兴盛的文化景观。
（一）成立背景
作为一个彰显现代科学精神的学术组织，“上海音乐研究会”的建立是社会环境与人文科学生态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主要有两大因素在其间发挥着主要作用。
第一，上海的城市定位吸引了大量不同背景的音乐学者在此汇聚。学者胡怀琛认为“四方人才集中于一地，声气应求，自相团结，人数既多，则团体亦多”①是辛亥革命后大量学艺团体于上海地区成立的重要原因。20年代前后，无论是接受传统教育的文人或者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都将上海作为自身活动的重点区域。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政府对上海的城市定位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得天独厚的海港地理区位条件，使得该地被政府视作是中国对外开展经贸活动的窗口，相较内陆，上海拥有更加宽松的社会条件，持有不同观点的音乐学者能够在此互动交流、包容共存，从而为音乐研究最终的组织化运作奠定了人才基础。
第二，国内其他地区音乐研究组织建设的尝试，为上海音乐界贡献了可供借鉴的相关经验。关于20年代前后京、沪两地大量音乐社团的涌现，有学者指出“这些新型社团虽确立时间前后不一致，但是却都秉持着以蔡元培提出'美育’为中心，且具有了号业音乐教育的性质”②。“上海音乐研究会”成立前，国内已有部分地区初步进行了音乐研究组织的建设工作，如“重庆音乐研究会”“河南第一师范学校音乐研究会”等，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19年初在北京大学所创立的音乐研究会。“北大音乐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形成了严格的组织规章制度，并且比较明确地定位了自身主要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尽管这一音乐研究组织只是面向北大校内的师生群体，但是它所采取的组织运作方式在整个民国初期音乐学研究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可以说，正是透过吸收“北大音乐研究会”的相关经验，上海地区的音乐学者最终跳脱校园，建立了这一面向更宽广范围的音乐研究组织。
（二）基本情况
关于“上海音乐研究会”的基本情况，当前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考察。即便有少数音乐史著作谈及到了部分信息，内容的准确与否尚待确认。因此，有必要透过翻阅20年代上海地区的报刊，针对其成立时间、目标宗旨、运作制度等信息重新详加考证。
通过查阅现下的音乐史著作，会发现不同学者围绕“上海音乐研究会”成立时间大多都是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这说明，以往音乐史研究者由于缺少足够的文献支撑，无法对这一重要音乐组织成立时间作出明确的认定。通过翻阅报刊可以发现，1921年3月12日《民国日报》中的《音乐研究会成立会记》一文明确出现了“梅白格路坤范女子中学校内上海音乐研究会，昨日五时开成立会”③的相关表述，由此可以认定这一组织的成立时间应当是1921年3月11日。至于该会的地址，曾先后经过数次调整。最初成立时，会址位于梅白格路的坤范女子中学校内，而后迁往至林荫路三兴里，为了满足容纳更多会员的需要，1923年3月再次迁址到林荫路新正兴里。④1924年因受到江浙战争影响，曾短暂迁往东方大学医校，又于1925年重新迁回新正兴里。⑤随后几年时间，会址陆续发生变动，到1929年时，迁往贝勒路恒庆里。会址的变化，一定程度折射出该会创立运营过程里面临的诸多不易。
图1 《民国日报》关于“上海音乐研究会”成立的新闻报道
“上海音乐研究会”的建立，同当时上海地区音乐学界成员的努力倡导拥有直接的关系。仲子通是最早开启这一组织筹办工作的学者，随后越来越多的音乐界成员加入其中。根据该组织成立初期所制定简则上的记载，由仲子通、梅颂先、席时泰、陶笑舫、陆露沙、任矜蘋、傅彦长、余鹏、唐宗元、黄惊烦、唐豪、康寄遥、余文耀、周冰心等14位当时在沪活动的音乐家共同担任了“发起人”的角色。⑥纵观他们所具有的学术背景，大多曾留学于海外或接受过新式教育。例如傅彦长先后前往美国、日本等国大学深造，康寄遥也曾有过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经历。由于这些成员所具有的海外留学经历，使得他们学习掌握了现代西方音乐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归国后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音乐学的研究序幕。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了组织宗旨的设定上，该会以“提倡美感教育实施音乐技术乐理并造就音乐教师为宗旨”，最终目标在于培养具有足够审美素养、掌握必要现代音乐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音乐教师。同时，该会对自身的研究活动也形成了明确的路线规划。“略云本会所研究者，现虽限于西乐，然同人之旨趣固不专在西乐。……故本会先事研究西乐，为将来创作中国新艺术之基础。”⑦经由研究西方音乐进一步加深国人对现代音乐的认识，继而形成有关中国现代音乐的特色观念。如此看来，“上海音乐研究会”建立之初便同时兼顾自身所担负的学理研究与艺术实践两方面的职责。
图2 《时事新报》刊载的“上海音乐研究会”组织简则
为了便于管理，“上海音乐研究会”创立之初就形成了相对严谨的运作制度。首先，针对申请入会的条件没有设置过于苛刻的条件，“无论男女各界，如有志研究音乐者，均可入会”⑧，即使没有音乐基础，只要愿意以音乐研究为志向都可以被研究会所接纳，体现出这一组织希望在中国发展现代音乐学研究队伍的文化使命。当然，为了保证组织日常活动的顺利进行，要求全体会员在入会时需缴纳半年会费。至于会费的金额，则是根据会员所选择的培训科目略有不同，选择一科缴纳6元，选择两科缴纳12元。其次，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学科目与教学时间。除乐理外，指导会员在声乐、键盘乐、管乐、弦乐四大音乐类型里任选两类进行练习。很明显，此处根据乐器材质属性的差异来划分音乐类型，是西方现代音乐类型观念的直接体现。会员每周集中学习五天，分别是周一到周四晚间以及周日上午，每次时间为1至2小时不等。如此设置课程时间，充分考虑到了会员不同的生活背景，尽可能地能够保证他们学习乐理知识与进行乐器操练的质量。
经过对“上海音乐研究会”基本情况展开考述，不仅厘清了以往学界对其存在着诸多疑问，在其成立过后的数年时间里，该会紧密围绕组织宗旨先后开展了诸多活动，在上海地区音乐界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
二、上海音乐研究会主要活动考
透过对现有史料进行钩沉，能够看出“上海音乐研究会”所开展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音乐教育与音乐研究两大领域。经由这些活动，不仅使组织的运作更加趋于成熟，同时对于会员乃至整个上海音乐界艺术观念的去旧更新，推进中国现代音乐学的完善进步都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一）创办暑期音乐补习班
“上海音乐研究会”成立初期，就将面向会员开办音乐教育课程视作是自身一项基本的组织任务。然而，随着音乐教育工作向后推进，该会负责人发现一周五天进行授课的音乐教育模式存在缺陷，部分因个人原因无法入会却有志于参与音乐研究的人士难以获得学习机会。“以音乐美感教育，对于个人社会及国家，关系致深。我国尚在幼雅时代，极宜竭力提倡，现因暑假在即，特设一个补习班，为有志音乐者之研究。”⑨为了克服这一问题，特于1921年起开设“暑期音乐补习班”。随后几年时间里，“上海音乐研究会”基本延续了暑期开设音乐补习班的相关工作。
图3 “上海音乐研究会”暑期补习班招生广告
虽是暑期补习课程，然而“上海音乐研究会”在课程师资的配备上没有丝毫的马虎。由会长仲子通亲自领衔，严永年、王天福、段刚仁、黎素芬、王姜臣等多位在音乐研究领域取得卓越成绩的知名教授参与其中，甚至为了帮助学员更好地了解国外最新的研究方法，特别邀约了福斯登姆等西方音乐学家前来报告。⑩授课内容除承袭该会简章中的科目内容外，也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例如1922年的科目为钢琴、风琴、凡哑铃（小提琴）、孟达铃（曼陀铃）、歌曲与音乐理论⑪，1923年的科目调整成钢琴、提琴、声学、乐学⑫，1927年的科目则又变为钢琴、凡哑铃、歌曲、乐理。⑬尽管略有差别，但基本相差幅度不大。
暑期音乐补习班的设立为西方现代音乐技能与理论知识在民国上海地区更好地接受传播发挥了显著的效果。不仅补习班组织者产生了“故本届会员之成绩，较上届更有进步”⑭的切身感受，更重要的是报名人数获得显著增加。到20年代末，“上海音乐研究会”针对暑期音乐补习班的招生计划加以调整，“因鉴于每届开课后，有额外要求入会研习者甚多，会长仲子通为谋音乐教育普及起见，自本学期起，在教授时间上如无冲突，不再限制学额”⑮，去除报名人数限制，以便更多有志于投身音乐研究事业的学员参与其中。“上海音乐研究会”围绕暑期音乐补习班的系列活动，为华东地区音乐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编写本土音乐教材
“上海音乐研究会”的目标之一，便是培养具有良好音乐审美修养与掌握必要乐理技能的音乐教师，这一过程仅仅依靠优秀音乐学者的口头讲授远远不够，为了充分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推出科学进步的音乐教材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举措。早在建会初期，会长仲子通就已开始着手进行音乐教材的编写工作，由他执笔的《中学乐理教材》于1920年6月首次出版，而后分别于1928年7月，1930年9月先后两次再版发行。
就编写理念来看，这本教材的内容体系基本是以西方现代音乐学为参照，总共分为32课次，比较系统地就乐谱、音符、节拍、音程、音阶等基础乐理知识进行了介绍。例如在论述音阶有关的知识时，就分为长音阶、升种长音阶、降种长音阶、短音阶、升种短音阶、降种短音阶6大类，总共耗费7个课次。⑯教材最大的特色在于编者为了令复杂的乐理知识呈现得更加直观，在简单介绍音乐理论的同时都会给出相应的例证。因此，教材从始至终遍布着大量音乐符号图像，可谓是一本真正图文并茂的中学乐理教科书。
图4傅彦长编《中学乐理教科书》封面
这部教材出版后，获得了当时文化界的高度称赞。“音乐专家仲子通，近编中学乐理教科书，参照教育部音乐课程标准编著，内容包括音乐普通常识，语句简而易明，为初中音乐科最适宜之读物。”⑰继《中学乐理教材》后，仲子通又推出了《中学唱歌教本》，对于该时期上海中小学校音乐教学质量的提升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科书皆是依托“上海音乐研究会”进行出版与发行，有意采购教材的中小学校可直接同该会联系。由此可见，推出中国本土音乐教材是该会有计划安排的一项组织活动。
图5 仲子通编《中学唱歌教本》封面
三、上海音乐研究会对当代音乐学术组织建设的启示
进入30年代后，由于国内社会情势趋于动荡不安，加之各种同类性质音乐研究组织的大量建立，“上海音乐研究会”逐渐失去了昔日的熠熠光辉，最终成为湮没在浩瀚历史长河中的文艺团体。尽管如此，身为20世纪上半叶上海地区较早建立起来的音乐学术组织，其所蕴含的历史经验仍然对中国当代音乐学术组织的健康发展具有丰富的指导意义。
第一，科学清晰的原则宗旨是保证音乐学术组织健康运行的基础。“上海音乐研究会”能够在自身所存在的十数年时间里持续扩大影响，取决于其在建立之初就形成了科学的组织宗旨，并且能够在此后开展活动时始终加以坚持，从而在某个层面实现对音乐学的突破与革新。
第二，音乐学术组织的建设应当兼顾理论研究与审美实践两个面向。围绕音乐问题展开不同面向的学术探讨固然是音乐研究组织建立的直接缘由，但是如若过分集中于理论问题的讨论，缺少同社会展开互动交流，最终必然导致音乐研究走向形而上学，丧失自身原本应当具有的社会价值。“上海音乐研究会”主要成员经由海外留学掌握了当时西方音乐学最新的研究范式，但他们并未局限在此，而是积极地同始自北京地区的现代中国社会美育思潮保持互动，在传播西方音乐学知识与形塑现代国民文化品格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
第三，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为音乐组织的运作注入源头活水。“上海音乐研究会”无论是在创会之初，还是在其随后的运作过程，无论是日常培训课程，还是暑期补习班，都没有设置过多的条件去约束新成员的加入。是否对音乐研究秉持热情是评判申请者是否符合入会资格的主要依据，这是其能够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成为上海地区最富有影响力音乐组织的关键所在。
结语
在现代人文科学范式初入中国社会之时，活跃于上海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勇于突破重重困难，建立起充分彰显现代品格的音乐学术组织，无疑是值得后世铭记与肯定的一项举措。一方面，建立在西方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现代音乐学知识开始系统进入中国，现代音位学逐渐取代古典音韵学成为国内学者从事音乐活动的基础；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其坚持以音乐为基点开展社会美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特定区域民众的文化观念与生活习惯，“上海音乐研究会”才在民国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本文以地方报刊史料为依托，总体勾勒出这一重要音乐美育组织的运作制度和主要活动，但是就仲子通、傅彦长、梅颂先等主要成员的音乐贡献考察仍显不足，这些都是未来学界应当继续深化研究的部分。
*注释：
① 胡怀琛《上海的学艺团体》，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版，第1页。
② 任秀蕾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鉴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
③⑦ 《音乐研究会成立会记》，《民国日报》1921年3月12日，第11版。
④ 《音乐研究会迁移新会所》，《申报》1923年3月22日，第17版。
⑤ 《音乐研究会迁回原址》，《申报》1925年9月9日，第9版。
⑥ 《上海音乐研究会简则》，《时事新报（上海）》1921年2月27日，第14版。
⑧ 《组织音乐研究会》，《时事新报（上海）》1921年2月20日，第9版。
⑨ 《音乐研究会设立暑期补习科》，《时事新报（上海）》1921年6月24日，第9版。
⑩ 《音乐研究会补习班定期开课》，《时事新报（上海）》1921年6月28日，第10版。
⑪ 《音乐研究会补习班科目》，《民国日报》1922年7月4日，第11版。
⑫ 《音乐研究会之暑期补习》，《时事新报（上海）》1923年7月3日，第6版。
⑬ 《音乐研究会设立暑期班》，《新闻报》1927年6月25日，第12版。
⑭ 《音乐研究会开暑期补习班》，《时事新报（上海）》1922年6月29日，第10版。
⑮ 《音乐研究会近闻》，《申报》1928年9月10日，第12版。
⑯ 仲子通编《中学乐理教科书》，音乐研究会1930年版，第1-2页。
⑰ 《仲子通编著中学音乐书出版》，《申报》1933年9月7日，第19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项目编号：19ZDA274）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载《人民音乐》2023年第5期
阎方正 西南大学文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荣英涛
（排版 单奕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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