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一名敳，字仲申，曾化名蔡振、周子馀，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中国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翻译家，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
蔡元培二十五岁被点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北伐时期，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
蔡元培把中国文化教育“从封建专制时代摆渡到民主自由时代”；提倡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及人生观、世界观、美学教育；倡导自由思想、民权与女权，致力革除“读书为官”之旧俗，开科学性研究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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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此文，首发于1919年12月，正是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彼时中国社会危机深重，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皆高扬“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以求救亡图存、国族振兴。然而曾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却在此时再次倡导“美育”，并言“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这便带来一个问题，出身翰林亦曾投身革命的蔡元培，长怀社会再造之志，为何在此主流思潮之外再提“美育”？或者说，在国家重建、社会改造的当务之急下，“美育”的深层意义何在？
在本文中，蔡元培给出了回应：超越利害、融合人我。这也是他倡导美育的重要根由。而在其另一教育名篇《美育与人生》中，他又进一步引出了“超越利害、融合人我”背后更为根本的目标——“天下为公”。
也就是说，对于在中国首倡“美育”的蔡元培而言，美育的意义显然不止于艺文之教、审美之途，陶养情感、涵养心灵的意义最终通向了树立国民的“天下为公”之志，并以之为实现中国文化进步、社会重建的基础。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何美育可以通向“天下为公”？这便指向了蔡元培于本文中所提出的国人投身文化运动时常见的三种“流弊”——利害、私欲与功利计较之心的牵绊。这三种“流弊”的根源均在于“计算”之心，以及随之而来的“私”与“隔”。同时代的梁漱溟亦曾借由“大私”与“大公”之辩提出，计算或计较之心，不仅表现为个人私利，即便在“先忧后乐”的士人精神中亦隐藏着得失计较之虑，“苦乐”问题因之而生。这便导向了蔡元培于文中所说的第三种“流弊”——因“主义”受挫而生厌世之心。
在蔡元培看来，“美之对象”所有包含的“普遍”与“超越”两大特征，使美育具有了通向超越价值或“出世间之思想”的意义，因之可以“超越利害、融合人我”，使人“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亦即，超越“现象界”的得失利害与人我之别。故而，美育可从根源处化解文化运动之“流弊”，进而以真正的“为公”实现文化重塑、社会重建之大目标。这一点，正是此文的核心所在，也是蔡元培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关键缘由。
今年适逢蔡元培先生诞辰155周年，重发此文以作纪念。本文选自《蔡元培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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