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溜童话
花裙子
玲玲在城里念书，假日里来住姥姥家。她穿着一件花裙子，原地转一圈，裙子便飞舞起来，像荷叶一样，托着她花朵一样的脸。光屁股的孩子们看得呆了，我也看呆了。她用脚尖有节奏地点着地，嘴里唱着：“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舞到后来，她双脚一起跷起，双手高举，做了一个敬献哈达的造型。看的人都鼓起掌来。
在她面前我失去了爬行的勇气。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我像小耗子似的溜走了。
哦，站起来多么好，能跑能跳多么好，一双小手白白嫩嫩干干净净跳起舞来多么美！我开始懂得妈妈说的话了。那天我第一次一声不响地喝下了一碗苦药，去扎针的路上也没有哭。
我变得闷闷不乐，也不出去玩了。奶奶说带我去前院串门儿，吓得我直往炕里面挪。玲玲就在前院。不知怎么，我羡慕她，嫉妒她，甚至恨她。她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使我知道小姑娘应该是那么美好，那么洁净，那么轻盈。和她比，我是一匹野兽，一个怪物，我怎么敢靠近她的身边？
我拿起拐杖学习走路。学走路太难了。光站立起来就战战兢兢了，哪还敢动腿啊。摔了一跤又一跤，还是没能挪动一步。我终于忍不住怒火，把拐杖摔了出去，扑在奶奶怀里哭：“奶奶呀，快带我去治腿吧！我要走路，我要跳舞，我要转圈，我要穿花裙子！”
奶奶说：“咱的病能治好，别着急。奶奶这就给你去买花裙子。”奶奶果然买来一条花裙子，淡蓝的底子，粉色的花。
给我治病的老张太太惊异地发现我扎针不哭了。奶奶给她讲了花裙子的事儿。老太太郑重地和我说：“张奶奶一定能给你治好腿，让你穿上花裙子跳舞。”她跟我用小手指拉了钩，并给了奶奶几个偏方。她说有一种药肯定灵，但是很难弄到。就是乱坟岗上死孩子的头盖骨里面存着点水，养着一只小蛇。那小蛇就是能治百病的神药。听得我浑身的汗毛全竖了起来。从此每逢喝药我都怀疑有死孩子味。
遵照老张太太的医嘱，奶奶在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早早上山割了一大捆艾蒿，放在屋檐下晾着。
端午节家家门上挂艾蒿，说是驱虫，艾蒿上缠着红布，说是避邪。端午节过后，天气开始热了，蚊子多了起来，人们就用艾蒿编成绳儿，点燃了薰蚊子。
可奶奶弄的艾蒿还有别的用途。她烧了一锅开水把艾蒿放进去煮，煮了满屋艾蒿味。她又拿来一个大瓦盆，把热气腾腾的艾蒿水倒了进去，然后在瓦盆上放上竹篦子，铺上布，把我放了进去，再用棉被把我围了起来。这叫薰蒸疗法。我杀猪似的尖叫起来。奶奶急忙把我抱出来，看看皮儿都没红，就又把我放了进去。我一刻也坐不得，挣扎着往外滚。奶奶抱紧不让动，哄我说：“抗一会就好了，治好腿，咱好穿裙子上学去。”我只管叫着：“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放我出来，放我出来！救命呀！”
奶奶稍一松劲，我就从盆上滚了下来。看见我的屁股上烫出了一串串水泡，奶奶吓坏了，竟然用手去拂那些水泡，好像一抹就会抹去似的。我哇哇哭叫，奶奶老泪纵横，一边给我涂酱油、涂蜂蜜、涂猪大油及一切能涂的东西，一边埋怨自己老糊涂，让孩子遭了这么大的罪。她说：“咱不治了，咱不遭罪了，以后奶奶背你去上学！”
“不嘛，我还要治，我要穿花裙子。”我抬起泪湿的脸说。“就是别把我上锅蒸好吗？”
奶奶打听到个偏方，把大葱烧熟捣烂，拌上白糖，糊在了我的屁股上。此后的几天，我趴在炕上撅着红屁股养伤。因为没穿裤子，我不让外人进屋。小朋友扒着窗子看我，笑我“大光腚”。这本来是我喊他们的外号，这回被人家喊了好几天。
村里有个文化站，常常在大院里放电影。这天傍晚放映《烈火中永生》，我和别的孩子们早早地来到银幕跟前占好了位置。不料影片开演不久，孩子们就开始向后逃跑。我捂着耳朵扎在奶奶怀里不敢看，说：“等革命成功了，全国解放了，你再叫我看。”不一会儿，天下雨了，人们一哄而散了，没看到全国解放。革命先烈遭受拷打的那一幕，我却再也无法忘记。
我想，如果自己是江姐会不会叛变？用竹签扎指尖和用三棱针扎指尖是不是一样的疼？皮鞭打和梅花针打那个更疼？如果上瓦盆蒸呢，江姐能受得了吗？有一样本事我颇为骄傲，我不怕老虎凳。我的腿软得像面条儿，都可以绕过脖子当围脖儿。想像着自己被敌人绑在老虎凳上逼问口供的情景，我不觉哧哧笑了，让坏蛋们忙去吧，我根本就不会疼的，肯定不会叛变。看来如果碰巧，自己也可以当一个宁死不屈的英雄。想到此处豪气顿生，我对奶奶说：“我还要去治病，我不怕疼。”
终于有一天，我能扶着拐迈出一步了，接着又迈一步，虽然一步挪不了两寸，但毕竟是站着走路了。
夏末秋初的一天，我终于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出门了，穿着渴望已久的花裙子。我十分得意地在街上挪着步。光屁股的孩子们都穿上裤子了，他们很快围过来看我。他们不看裙子，却对那拐杖产生了兴趣，问我拿两个棍子干什么。我说走路呗。他们说这叫走路么？比乌龟爬得还慢。他们跑到前街去了，我跟不上，被丢在后面。
一些大人也在看我。他们也没看裙子，看的是裙子下面露出的两条细细弯弯的腿。他们嘴里啧啧有声，发出灾难深重的叹息：“可惜了――了！”第一个“了”拖得很长，上声，好像带个回钩；末一个“了”简短沉重，有着铅块般的份量。有人还蹲下身子摸摸我的腿。我的心像被钩住似地痛。我丢开拐，坐下来，用裙子紧紧地裹住双腿。
那一天晚上，秋风大起，我的花裙子不见了。后来奶奶从柜子后面扫出一堆碎布条，正是那条花裙子。
我不再拄拐，还像过去那样爬，不过是偷偷地爬，像一只警觉的狐狸。没有人的时候，大爬特爬；有人时就装作蹲在地上看蚂蚁打架，或貌似专注地看着天边，好像发现了一颗新星。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我可以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溜出很远。如果不幸，总是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我就可以坐在原地不动，熬上一整天。因为我害怕那些奇怪的眼神和奇怪的叹息，宁肯憋着屎尿也不肯动一下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我练出了一个挺大的肚量，不会被屎尿逼得出丑。所以我总是能坚持到最后。有时我会有很恶毒的想法，我想让周围所有的人都得上和自己一样的病，那样大家就一样了，谁也不会笑话谁。许多年后，有人发明了爬行健身法，健康人四肢着地，爬得不亦乐乎。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来得太晚，那时我已经不会爬了。我还希望别人都是瞎子，这样他们就看不见我了。
不久，我也不扎针了，不是我没坚持住，是老张太太死了。老张太太的诊所被红卫兵给砸了，她本人被揪着头发拖到街上游街示众。她身上挂了许多破鞋，脚上却什么也没穿。晚上她悄悄地上了吊。我想那些红卫兵小时候一定被她扎过针，所以记仇了。大街上的流行歌是《忆苦歌》：“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的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一些大孩子上北京了，回来时带了些新鲜东西。柔软蓬松的海绵，女孩们用彩色粉笔染成各种花色，扎在头发上煞是好看。女孩的发型也变了样，两条辫子剪掉了，齐耳短发中间扎了个冲天辫。
有机玻璃牙刷，那把儿磨擦几下还出香味儿。孩子们也找到了新的用途，用一截牙刷把，刻上最高指示做成语录牌，戴在胸前很是风光。
家里来了一些人，说奶奶是地主婆，他们来翻“变天账”。
奶奶不识字，自然没有账。他们以为地主婆一定有值钱的东西，结果发现一些中草药，是奶奶给我准备的。奶奶抱着我龟缩在墙角，只求他们别吓着孩子。他们把爷爷的一本《水浒传》拿走了。爷爷才给我讲到“林冲棒打洪教头，柴进门招天下客”那一章，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给我讲那后面的故事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妈妈来接我回城。妈妈为了能彻底根治肺病，她做了开胸大手术，切除了肺上的病灶。她这样做是冒了很大风险的，那时医院技术不发达，她的病友就死在了手术台上。但是妈妈想恢复健康，想和自己的孩子亲近，结束漫长的传染病人生活，只有手术这一个办法。
促使妈妈下这个决心的是弟弟。那天爸爸带着弟弟去医院看望妈妈，天气非常冷，弟弟冻得鼻涕直流。妈妈摸了摸弟弟的穿着，发现弟弟穿着活档裤，一条腿在开档的地方伸在了棉裤的外面，腿上只有外套的一层单裤。妈妈心疼得流泪了，弟弟活得像个没娘的孩子，她再不能忍心住在医院里了。
给妈妈做手术的是辽南最有经验的医学权威。手术很顺利，妈妈被切掉一叶肺，拿掉了两根肋骨，身上的结核菌被彻底清除了。妈妈不再是传染病人了，她可以对我又亲又抱了，这让我很不习惯。她说接我回去上学，去找名医治腿。这一回，妈妈、爸爸、弟弟和我，一家四口可以团团圆圆过日子了。可是奶奶呢，我怎么可以离开奶奶呢？妈妈说等有了大房子，再让奶奶进城一起住。
奶奶说她的命不好，谁和她亲近都会倒霉。奶奶说我跟着她吃苦了，能走就走吧。
我和奶奶一起睡了最后一个晚上。奶奶把我冰凉的小腿放在她的肚子上慢慢暖热。我的手习惯地顺着奶奶的袖管伸进了她的怀里，摸着奶奶干瘪的乳房，摸着那个小肉坠儿。多么慈祥的奶奶啊，她怎么可能是地主婆呢？电影里的地主婆个个又丑又坏，我的奶奶不是这样的人啊！我迷迷糊糊地想，一定是什么事情搞错了，等我睡完觉，一梦醒来，就会没事的。
我含泪离开了奶奶。
临行时奶奶把树上仅剩的几个枣儿打了下来，塞进了我的兜里。我一直没舍得吃，直到变成干枣。满是皱纹的干枣儿，像奶奶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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