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溜童话
花裙子
玲玲在城里念书,假日里来住姥姥家。她穿着一件花裙子,原地转一圈,裙子便飞舞起来,像荷叶一样,托着她花朵一样的脸。光屁股的孩子们看得呆了,我也看呆了。她用脚尖有节奏地点着地,嘴里唱着:“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舞到后来,她双脚一起跷起,双手高举,做了一个敬献哈达的造型。看的人都鼓起掌来。
在她面前我失去了爬行的勇气。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我像小耗子似的溜走了。
哦,站起来多么好,能跑能跳多么好,一双小手白白嫩嫩干干净净跳起舞来多么美!我开始懂得妈妈说的话了。那天我第一次一声不响地喝下了一碗苦药,去扎针的路上也没有哭。
我变得闷闷不乐,也不出去玩了。奶奶说带我去前院串门儿,吓得我直往炕里面挪。玲玲就在前院。不知怎么,我羡慕她,嫉妒她,甚至恨她。她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使我知道小姑娘应该是那么美好,那么洁净,那么轻盈。和她比,我是一匹野兽,一个怪物,我怎么敢靠近她的身边?
我拿起拐杖学习走路。学走路太难了。光站立起来就战战兢兢了,哪还敢动腿啊。摔了一跤又一跤,还是没能挪动一步。我终于忍不住怒火,把拐杖摔了出去,扑在奶奶怀里哭:“奶奶呀,快带我去治腿吧!我要走路,我要跳舞,我要转圈,我要穿花裙子!”
奶奶说:“咱的病能治好,别着急。奶奶这就给你去买花裙子。”奶奶果然买来一条花裙子,淡蓝的底子,粉色的花。
给我治病的老张太太惊异地发现我扎针不哭了。奶奶给她讲了花裙子的事儿。老太太郑重地和我说:“张奶奶一定能给你治好腿,让你穿上花裙子跳舞。”她跟我用小手指拉了钩,并给了奶奶几个偏方。她说有一种药肯定灵,但是很难弄到。就是乱坟岗上死孩子的头盖骨里面存着点水,养着一只小蛇。那小蛇就是能治百病的神药。听得我浑身的汗毛全竖了起来。从此每逢喝药我都怀疑有死孩子味。
遵照老张太太的医嘱,奶奶在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早早上山割了一大捆艾蒿,放在屋檐下晾着。
端午节家家门上挂艾蒿,说是驱虫,艾蒿上缠着红布,说是避邪。端午节过后,天气开始热了,蚊子多了起来,人们就用艾蒿编成绳儿,点燃了薰蚊子。
可奶奶弄的艾蒿还有别的用途。她烧了一锅开水把艾蒿放进去煮,煮了满屋艾蒿味。她又拿来一个大瓦盆,把热气腾腾的艾蒿水倒了进去,然后在瓦盆上放上竹篦子,铺上布,把我放了进去,再用棉被把我围了起来。这叫薰蒸疗法。我杀猪似的尖叫起来。奶奶急忙把我抱出来,看看皮儿都没红,就又把我放了进去。我一刻也坐不得,挣扎着往外滚。奶奶抱紧不让动,哄我说:“抗一会就好了,治好腿,咱好穿裙子上学去。”我只管叫着:“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放我出来,放我出来!救命呀!”
奶奶稍一松劲,我就从盆上滚了下来。看见我的屁股上烫出了一串串水泡,奶奶吓坏了,竟然用手去拂那些水泡,好像一抹就会抹去似的。我哇哇哭叫,奶奶老泪纵横,一边给我涂酱油、涂蜂蜜、涂猪大油及一切能涂的东西,一边埋怨自己老糊涂,让孩子遭了这么大的罪。她说:“咱不治了,咱不遭罪了,以后奶奶背你去上学!”
“不嘛,我还要治,我要穿花裙子。”我抬起泪湿的脸说。“就是别把我上锅蒸好吗?”
奶奶打听到个偏方,把大葱烧熟捣烂,拌上白糖,糊在了我的屁股上。此后的几天,我趴在炕上撅着红屁股养伤。因为没穿裤子,我不让外人进屋。小朋友扒着窗子看我,笑我“大光腚”。这本来是我喊他们的外号,这回被人家喊了好几天。
村里有个文化站,常常在大院里放电影。这天傍晚放映《烈火中永生》,我和别的孩子们早早地来到银幕跟前占好了位置。不料影片开演不久,孩子们就开始向后逃跑。我捂着耳朵扎在奶奶怀里不敢看,说:“等革命成功了,全国解放了,你再叫我看。”不一会儿,天下雨了,人们一哄而散了,没看到全国解放。革命先烈遭受拷打的那一幕,我却再也无法忘记。
我想,如果自己是江姐会不会叛变?用竹签扎指尖和用三棱针扎指尖是不是一样的疼?皮鞭打和梅花针打那个更疼?如果上瓦盆蒸呢,江姐能受得了吗?有一样本事我颇为骄傲,我不怕老虎凳。我的腿软得像面条儿,都可以绕过脖子当围脖儿。想像着自己被敌人绑在老虎凳上逼问口供的情景,我不觉哧哧笑了,让坏蛋们忙去吧,我根本就不会疼的,肯定不会叛变。看来如果碰巧,自己也可以当一个宁死不屈的英雄。想到此处豪气顿生,我对奶奶说:“我还要去治病,我不怕疼。”
终于有一天,我能扶着拐迈出一步了,接着又迈一步,虽然一步挪不了两寸,但毕竟是站着走路了。
夏末秋初的一天,我终于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出门了,穿着渴望已久的花裙子。我十分得意地在街上挪着步。光屁股的孩子们都穿上裤子了,他们很快围过来看我。他们不看裙子,却对那拐杖产生了兴趣,问我拿两个棍子干什么。我说走路呗。他们说这叫走路么?比乌龟爬得还慢。他们跑到前街去了,我跟不上,被丢在后面。
一些大人也在看我。他们也没看裙子,看的是裙子下面露出的两条细细弯弯的腿。他们嘴里啧啧有声,发出灾难深重的叹息:“可惜了――了!”第一个“了”拖得很长,上声,好像带个回钩;末一个“了”简短沉重,有着铅块般的份量。有人还蹲下身子摸摸我的腿。我的心像被钩住似地痛。我丢开拐,坐下来,用裙子紧紧地裹住双腿。
那一天晚上,秋风大起,我的花裙子不见了。后来奶奶从柜子后面扫出一堆碎布条,正是那条花裙子。
我不再拄拐,还像过去那样爬,不过是偷偷地爬,像一只警觉的狐狸。没有人的时候,大爬特爬;有人时就装作蹲在地上看蚂蚁打架,或貌似专注地看着天边,好像发现了一颗新星。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我可以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溜出很远。如果不幸,总是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我就可以坐在原地不动,熬上一整天。因为我害怕那些奇怪的眼神和奇怪的叹息,宁肯憋着屎尿也不肯动一下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我练出了一个挺大的肚量,不会被屎尿逼得出丑。所以我总是能坚持到最后。有时我会有很恶毒的想法,我想让周围所有的人都得上和自己一样的病,那样大家就一样了,谁也不会笑话谁。许多年后,有人发明了爬行健身法,健康人四肢着地,爬得不亦乐乎。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来得太晚,那时我已经不会爬了。我还希望别人都是瞎子,这样他们就看不见我了。
不久,我也不扎针了,不是我没坚持住,是老张太太死了。老张太太的诊所被红卫兵给砸了,她本人被揪着头发拖到街上游街示众。她身上挂了许多破鞋,脚上却什么也没穿。晚上她悄悄地上了吊。我想那些红卫兵小时候一定被她扎过针,所以记仇了。大街上的流行歌是《忆苦歌》:“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的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一些大孩子上北京了,回来时带了些新鲜东西。柔软蓬松的海绵,女孩们用彩色粉笔染成各种花色,扎在头发上煞是好看。女孩的发型也变了样,两条辫子剪掉了,齐耳短发中间扎了个冲天辫。
有机玻璃牙刷,那把儿磨擦几下还出香味儿。孩子们也找到了新的用途,用一截牙刷把,刻上最高指示做成语录牌,戴在胸前很是风光。
家里来了一些人,说奶奶是地主婆,他们来翻“变天账”。
奶奶不识字,自然没有账。他们以为地主婆一定有值钱的东西,结果发现一些中草药,是奶奶给我准备的。奶奶抱着我龟缩在墙角,只求他们别吓着孩子。他们把爷爷的一本《水浒传》拿走了。爷爷才给我讲到“林冲棒打洪教头,柴进门招天下客”那一章,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给我讲那后面的故事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妈妈来接我回城。妈妈为了能彻底根治肺病,她做了开胸大手术,切除了肺上的病灶。她这样做是冒了很大风险的,那时医院技术不发达,她的病友就死在了手术台上。但是妈妈想恢复健康,想和自己的孩子亲近,结束漫长的传染病人生活,只有手术这一个办法。
促使妈妈下这个决心的是弟弟。那天爸爸带着弟弟去医院看望妈妈,天气非常冷,弟弟冻得鼻涕直流。妈妈摸了摸弟弟的穿着,发现弟弟穿着活档裤,一条腿在开档的地方伸在了棉裤的外面,腿上只有外套的一层单裤。妈妈心疼得流泪了,弟弟活得像个没娘的孩子,她再不能忍心住在医院里了。
给妈妈做手术的是辽南最有经验的医学权威。手术很顺利,妈妈被切掉一叶肺,拿掉了两根肋骨,身上的结核菌被彻底清除了。妈妈不再是传染病人了,她可以对我又亲又抱了,这让我很不习惯。她说接我回去上学,去找名医治腿。这一回,妈妈、爸爸、弟弟和我,一家四口可以团团圆圆过日子了。可是奶奶呢,我怎么可以离开奶奶呢?妈妈说等有了大房子,再让奶奶进城一起住。
奶奶说她的命不好,谁和她亲近都会倒霉。奶奶说我跟着她吃苦了,能走就走吧。
我和奶奶一起睡了最后一个晚上。奶奶把我冰凉的小腿放在她的肚子上慢慢暖热。我的手习惯地顺着奶奶的袖管伸进了她的怀里,摸着奶奶干瘪的乳房,摸着那个小肉坠儿。多么慈祥的奶奶啊,她怎么可能是地主婆呢?电影里的地主婆个个又丑又坏,我的奶奶不是这样的人啊!我迷迷糊糊地想,一定是什么事情搞错了,等我睡完觉,一梦醒来,就会没事的。
我含泪离开了奶奶。
临行时奶奶把树上仅剩的几个枣儿打了下来,塞进了我的兜里。我一直没舍得吃,直到变成干枣。满是皱纹的干枣儿,像奶奶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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