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溜童话
风云初起
姥姥家很不安宁。
姥爷年轻时曾经开过一个做酱油的小作坊，那买卖在解放前很及时地“黄”了，然后他就去机床厂当了个技术工人。本来他的成份应该是工人，大不了算个小业主。可是，他们厂的一台精密机床里无端出现了一根木刺，造成了生产事故。革命群众经过内查外调之后，发现在接触该机床的人里，我姥爷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不用再查了，我姥爷就是那个暗藏的反动资本家，伺机破坏生产，妄图推翻红色政权。于是，他被开除了。
他每天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在家坐着喝闷酒。喝了就醉，醉了就发酒疯，打人，骂人。人人都能躲，只有我跑不掉，有时被他打着了。最好的办法是钻到床下，他够不着。我学会了察颜观色，一看他喝得差不多了，就赶紧钻床底。有时等了好久没听见他有动静反而有些失望。我就在床下面唱《地道战》，引他来捉。如果眼前没有人，他找不到发怒的由头，也没有听众，就只好吵儿八火地嚷几句“昏君无道，千古奇冤”之类的胡话睡觉去了。
每到这时，姥姥怕被邻居听见，就把门锁上，站在门外守着。
姥爷不喝酒时，也是阴阳怪气的胡说。有时看见姥姥教我写字，就嗤之以鼻，说：“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好和歹没条道。”吓得姥姥赶紧摇手：“快闭嘴，你还想惹祸？”
姥爷见我拄着拐，蹒跚着学步，更不以为然，说：“你拄那两根棍子干什么？你以为站起来走路就是人了？做人有什么好？还不如一条狗。狗还不吃同类呢。动物界吃同类的不多，我知道的就是鲨鱼和人吃同类。鲨鱼吃同类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人不是。鲨鱼吃同类一会儿就完，而人吃人却能吃上十年、二十年、几千年，吃得人魂都没了，却还在喘气。”
他一把将我推倒：“不要起来，爬着吧，像狗那样活着吧，当人没意思。你瞪那么大眼睛干什么？你以为自己没吃过人？错，你长大也会吃的。”他说得恐怖万分，把我吓哭了。
我不能逃出门去，门外有一群穷凶极恶的小孩，一见我就哄笑着把我围起来。不管我是拄着拐还是坐在地上，都一样。仿佛一夜间人们都变了品种，都有了一些吃人的意思。他们当着我的面争论，到底该喊我瘸子还是该喊瘫子。世上最怕认真二字，经过他们认真研究，得出了一个定理：坐在地上的叫瘫子，拄棍能走的叫瘸子。他们中间后来没出现个牛顿爱迪生，实在是可惜了这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只有姥姥还正常，把我搂过去给我擦眼泪。可是她总叫我“小可怜”，我很不舒服。
姥爷没有了收入就变卖家里的东西换酒喝，姥姥不让，和他像拔河似地争夺一件外套，一条毛毯。姥爷力气大，总是能得手，丢下默默饮泣的姥姥出门而去。我只能藏在床下听着。
有一天，他喝了酒后没有骂人，不声不响地倒下了。两个舅舅轮流着把他背到了医院，直接进了太平间。医生说，如果用担架抬着去，也许还有救，这么一背，抻得心脏受不了。
姥姥从此一病不起。
妈妈只好把我送到姑姑家。
姑姑家曾经有过一台钢琴，夫妻俩都是教师。如果在平常岁月，这是个书香门第。但姑姑生了六个孩子，饥饿年间，嗷嗷待哺，钢琴换成了粮食。其实那钢琴也是当年用粮食从战败回国的日本人那里换来的。
姑夫是解放前的师范毕业生，那时的师范生简直是教育方面的万金油，什么都会。尽管穷得家徒四壁，但姑夫还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保留一点艺术细胞。两个表姐在少年宫唱过歌。钢琴没了，还有一把胡琴，姑夫让儿子们有了这个特长，在以后的生活里起了很大作用。
姑姑家的三个表姐三个表哥此时都是红卫兵红小兵的年纪。大表姐虽说已经工作，但如果她考上大学也应该是在校学生。可惜表姐的爷爷是富农，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是不让上大学的。按理说既然出身富农应该是有点家底吧，但是追求进步的姑夫早已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了，多少年没有来往。这么一大家子，靠教书的工资养活实在是很艰难的。所以，姑姑家的饭永远不够吃的。我去他们家好像是去争食的。
表哥表姐们不仅能吃，也能战斗。正是热情似火的年纪，他们决心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而奉献青春。但奉献也要有资格啊，他们这时正为加入红卫兵组织填政审表格而大伤脑筋，“家庭出身”一栏被改得一塌糊涂。对于富农爷爷，孩子们即没联系也没感情，写“出身富农”实在冤枉，他们写的是“出身学生”，但又怕犯了隐瞒剥削家庭出身的罪，几经反复，最后不得不用小刀挖去，打个补丁，再写再改。“社会关系”一栏还好说，他们毫不犹豫地写上舅舅（就是我的爸爸），革命干部。加入了红卫兵，他们又为主义派还是思想派争得面红耳赤，一定要决出谁最正确谁最革命。“主义派”把姑父的书都拿出去烧了，“思想派”也不甘示弱，把姑姑年轻时穿的旗袍也给烧了。
但是表姐表哥们怎么也涂抹不去的富农爷爷，这时却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他投井自尽了。一向满怀正义，嫉恶如仇的大孩子们沉默了，不知是应该欢呼，还是应该哭泣。
为什么我去哪里，哪里就有悲剧，难道我是扫把星吗？
妈妈终于想起个办法：让我回家，请读初中的小表姐住到我们家，边上学，边给我做伴儿。
我再次回到父母身边时，辫子阿姨不在了。大人们说她搞破鞋偷着打胎被人查出来没脸活，自己开煤气薰死的。
那个叔叔又来了一次，他像疯了一样捶打着那扇紧闭的门，当着我的面嚎啕大哭。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呢，现在你不会连累我了。我也被揪出来了，也成了特务，我是苏联特务，你是美国特务，咱们俩一样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还是不能在一起呀。上帝啊，为什么不早一点把我揪出来呀！”他要走了那个洋娃娃，他说那是她唯一的遗物，是他们的孩子。
长辫子阿姨住的那个北屋，因为死过人，没人敢住，就便宜我们家了。这样我们家有一个朝南的大屋还有一个朝北的小屋。
小表姐到我们家不久，就和这边的同学处得熟了，大家常常在我家门口聊天。我们的大楼有三层，每层有二十户，一条长长的走廊穿起每个人家。走廊外侧有木栏杆，大约一米多高，大人一纵身就能坐上去。栏杆上方拉着晾衣绳。表姐和她的朋友们常常坐在木栏杆上，手扯着晾衣绳，前后悠着，无忧无虑地说着笑着唱着，像是一排叽叽喳喳的小鸟。那映像在我的记忆里持久保鲜。每次听到《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那样的歌，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她们青春的模样。
有一天，小表姐帮妈妈洗了一盆衣服，在晾衣绳上晾晒的时候，一个大妈称赞她真能干，问她在家还干什么，表姐说做饭，收拾家什么的。
第二天有人贴了张大字报，说我妈妈剥削阶级本性不改，家里雇了个小保姆，每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虫生活，广大劳动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妈妈爸爸吓坏了，赶紧让表姐回家了。
剥削这两个字实在太可怕了。雇工就是剥削，剥削就是地主，地主就该打倒，奶奶的教训摆在那里。妈妈这一生从没雇过任何人，那怕是在改革开放后。病得再重，她没雇过护工；家里再脏，她没雇过钟点工。
父母白天都得上班，我只好自己呆在家里。为了让我在家里能坐得住不寂寞，妈妈突击教我认识很多字，还教我用四角号码字典查生字。有了这本小字典的帮助，我很快就能自己看书了。
妈妈手术后不久就上班，身体还没恢复好，学校领导照顾她，让她在比较清闲的图书馆工作。妈妈就有条件给我找了很多儿童读物来看。《王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向秀丽的故事》、《刘文学的故事》等，都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总觉得英雄都是壮烈牺牲的人，没有活的。有人让我向英雄学习，我认真想了半天说，不学，我不想死。那时我根本不懂只是喊喊口号，装装样子，没人当真。
我读的第一本大书是《欧阳海之歌》，是趴在妈妈腿上，听着收音机里的小说连播读完的。在书里我知道有一种叫糍粑的东西很好吃，现在我还记得书中有个小战士叫魏武耀，外号叫“睡午觉”。小说让我知道了别人的生活，生活中的故事让我着迷 。从那以后，我就喜欢读长篇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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