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溜童话
下乡了
冬天，只有一个屋子里生着炉子，比较暖和，我们一家四口就睡在一个大铺上。夜里，有时能听见父母在悄悄说话。父母在商议未来的生活。
爸爸正在考虑和妈妈离婚的事。妈妈如果和爸爸离婚了就可以不下乡，孩子可以跟母亲一起留在城里。爸爸自己则听天由命，因为他不知道还有什么灾难在等着他。当时一个人被开除公职就等于没有了饭碗，在城里是活不下去的，他必须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妈妈不同意离婚，她身患重病，两个小孩，一个还残废了，她一个人是无法支撑的。况且她也不放心父亲一个人走。他安排妻儿的未来像是在给自己安排后事，如果他没有了妻儿，他的路大概就不会走太远了。妈妈决定和父亲在一起生死不离，全家一起下乡，大不了玉石俱焚。
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能走组织上让我们走的路。
别说是父亲这样被揪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就是革命群众，除了听组织的安排，也没有别的路。
就连一向造反有瘾的卫东他妈，也有她过不去的坎儿。为了不让女儿下乡，她到处宣扬她女儿从小尿床，不能下乡到青年点睡大炕，说是一泡尿就能把大炕给淹了。她还把一床尿褥子晒在楼前的挡土墙上，果然褥子上面画满了地图。本来留城这事就快成了，但是坏在了我的身上。
有一次我和卫东吵架，他骂我是爬行动物，我就说他姐是尿炕精。我这么说简直有点坏良心，他姐姐对我挺好的，还借给我一本书看。（其实那本《安娜卡列尼娜》我只看了头和尾，她说只能看一会儿，我就只好先看结局了。因为知道安娜殉情死了，我今生就不再看那本书了）。而且他姐尿炕和卫东没什么关系。但是我找不到还击他的狠话，气不过就不管不顾乱说了。他姐听我这样说，又羞又气，说她根本就不尿床，是她妈妈为了不让她下乡才故意这么说的，那褥子是卫东尿的。她给她妈贴了一张大字报，说自己宁愿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干革命，也不愿意留在城里当尿炕精。她妈气得把大字报给撕了。但这事让群众专政队知道了，就给她妈办了学习班，她妈成了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反面典型。一直到她哭哭啼啼地表示听党的话自愿送女儿下乡，这才让她从学习班“毕业”回家。从此，再也听不见她振臂高呼的大嗓门了。她的女儿唱着战歌：“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走向了广阔天地。她妈哭得好像生离死别。
红卫兵要下乡；知识分子也要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有一些无业游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更有那些四类分子也往农村发配。上山下乡，走五七道路，是人们最常谈论的话题。
妈妈决定由她来带领全家走五七道路。爸爸倒成了五七战士的家属。这样一来，我们家就是五七战士下乡而不是四类分子发配了。爸爸忽然有精神头了，他有了存在的意义。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会种地，他一定能让我们吃上他种的粮食和蔬菜。妈妈对此嗤之以鼻，笑他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少爷，除了教书和当干部，什么也不会，是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
爸爸一心一意地做着上山下乡艰苦奋斗的准备。他也不怕白天在家里让邻居们看见了，因为他有身份了，是五七战士家属，正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准备下乡。他买了一吨煤粉，在楼前朝阳的地方做了一些煤坯晒着，准备在农村烧大锅。他给弟弟做了小推车和小水桶，大概是想让他早早地学会干农活。
他还买了许许多多菜种子，想放在一个稳妥的地方，不知怎么看中了我的一个只有十几个按键，只够演奏《东方红》的玩具琴了。他把三根琴弦扯断，把种子塞进了琴肚子里。他很得意，可是把我和妈妈气坏了，妈妈说，说好的钢琴你不能给买，连个玩具琴都不能给孩子留着吗？爸爸说那里适合放种子。不过他给我买了个小口琴算是补偿了。
爸爸还去买了一些木料，是特别供应给上山下乡家庭的。爸爸从那里挑了一根结实的木棍，说要给我做一付长一些的拐杖，长高时用。妈妈又和他吵了一架，说他根本就没想着给孩子治腿。还要什么结实的木头？你想让她拄着棍子走一辈子吗？妈妈那些日子脾气不好，常常吵，常常哭。她一哭，爸爸就躲出去了。
我们还和城里的亲戚们都告了别，妈妈托付他们以后帮助照顾我和弟弟。妈妈一遍遍嘱咐我们，要是以后妈妈没了，让我跟姨妈，弟弟跟姑妈，因为他是奶奶唯一的孙子，本家姑姑会珍爱他的。他们好像认为走了就再也不能活着回来似的。
但父母不想吓着我们，总是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把农村生活说得很美好。什么独门独院三间房，玻璃窗户亮堂堂，鸡鸭鹅狗满地跑，老婆孩子闹嚷嚷。爸爸还吟哦起古文来了，什么“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妈妈听了，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酸死了。”我和弟弟都很兴奋，天天问什么时候走？怎么还不走？
我可是一点也不留恋城市，首先这不是安全的地方，有楼房，就有人跳楼死了；有煤气，就有人开煤气死了；离海近，就有人跳海死了。去农村山区就没有这种事。其次，更重要的，这是个人整人，人害人，好人也能变坏的地方。我觉得我们要老是在城里呆着，早晚都会变成坏人的。爸爸已经无可救药地划进了敌人阵营，是历史反革命；我还曾妄想当领袖让全国人民都跟我爬，是个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妈妈其实更危险，资产阶级小姐的狐狸尾巴眼看就藏不住了，我和弟弟身上那些补丁下面的团花随时可能露出原形。这些秘密一旦被革命群众发现就会成为罪行，一定会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而且我和弟弟这两张童言无忌的嘴随时都可能惹出祸来。在“竹筒倒豆子”，“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宣传攻势下，我都快忍不住要坦白从宽了，不然就怕鼻子会长得老长老长的。外面大字报上写的“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警惕地富反坏右暗中活动”，说的好像就是我们家。赶快去农村吧，在那里做一个不撒谎不担惊受怕的好人。
三月末，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我们坐上了搬家的大卡车，向本市最贫穷最偏远的北部山区进发了。我和弟弟在车上看到了茫茫无边的雪野，想起了穿林海跨雪原的杨子荣，就唱了起来：“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在肩，一心要砸碎万年的铁锁链，为人民开出万代幸福泉。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任凭风雨多变幻，革命的智慧能胜天。”妈妈悄悄地说：“别唱了，咱家没有共产党员了。”
再见了，城市。
很多很多年以后卫东坐上了我拉脚的摩托车。我送他回家，看到了曾经熟悉的楼房，我说这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他说他是这里的老住户。彼此相认，无限感慨。他说他的烟瘾很大，都怪我当年用烟末腐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说，我家的窗玻璃你还没赔呢。他还说我耍赖，明明画了个太阳却死不认帐。我说现在让你去摘太阳，你敢吗？他说他妈妈已经老年痴呆了，但当年的歌都会唱。他说他姐死在了下乡的地方，因为爱上了当地人，她妈不让，她就喝了药。我想起了殉情的安娜和我骂她尿炕精的事。也许不经意的一件事一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啊。那个时代里别人伤害了我们，我们也伤害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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