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弯弯的风景之二十

醋溜童话

金秋

妈妈走后，爸爸的情绪时好时坏，情绪不好时常常揍我们，把我对他英勇救人那点好感都快消耗光了。小鸡把园子里的菜啄了，爸爸打我，说我没看住。因为我只顾埋头看书，对身边发生的事恍若不闻。园子边长出了花生苗，他把弟弟给揍了。因为他明明种的是眉豆，是弟弟把他的豆种扒了，种上了自己爱吃的花生。

有时弟弟放学回来时，会看见爸爸站在村口等，等着弟弟放学给他带来邮件。他总是问弟弟有没有我们家的信。他是在盼着妈妈的信，可是妈妈的信来了，他还在盼。他不说我也知道，他在盼着上告信的回音呢。晚上他又在偷偷写变天账——上告信。我看出规律了，凡是他想着上告的时候，我和弟弟的屁股就要受苦。       

爸爸还订了一份报纸，每天一有空就如饥似渴地研读。是研读，每个字都细细琢磨，反复推敲。他会长久地注视着两报一刊社论，好像要从那坚硬如钢的文字中看到更多的东西。他的这个认真劲儿，真能让那些只在镜头前摆样子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们惭愧。一个没有政治生命的人如此关注政治令人奇怪。他没有资格听内部传达的最新指示，得知政治上的新动向，只能看报纸，在字里行间找寻自己命运的走向。他的情绪也随着报上的消息波动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更是小老百姓的生命。每次政局变动都关乎百姓的生死存亡。生命所系，他怎能不关心呢？

妈妈在信里告诉爸爸小杨的事，妈妈为她打听了。妈妈有一个学生住在那女孩家附近，知道一些底细。那女孩已经是那一带有名的小“马子”，整天跟些小流氓混在一起，看那身形就像已婚女人，早就没有少女的贞洁了。据说在她诬告小杨男人的时候，就已经被她继父给糟蹋了。妈妈说不要把这些事告诉小杨，就让她满怀希望地生活吧。

妈妈说在城里什么都凭票计划供应，没有户口就没有粮证，就没有工业券副食券及所有生活必需的票券。她吃着用着亲戚们本来就不多的定量，觉得十分不过意。她让爸爸给送点粮票和鸡蛋。

五七战士下乡后还是吃商品粮，妈妈的粮食关系在农村，每月还有三十斤定量。爸爸去公社想给妈妈把定量转成粮票，可是没办成，要大队介绍信，爸爸不敢去开。因为过了两个月，妈妈的病假已经到头了。父亲说过些天去城里，送一些粮食和鸡蛋。从这时起，家里的粮食我们就一点都不舍得吃了，留着送给妈妈。我们几乎天天吃土豆炖云豆，烀嫩苞米，煮倭瓜和地瓜。夏秋之际，饿不着人。

家里的鸡蛋也都攒着给母亲。因为怕鸡把蛋下丢了，每天早晨放鸡时，我都要一个个摸鸡屁股，判断有没有蛋，什么时候能下出来。我的鸡都是有名的，大黄、小黄、小白、小黑。我为它们画了表格，每天它们下的蛋都登记在册。

秋天了，天气凉了，早晨的风越来越冷，路边的草叶上缀满了冰凉的露珠。我把春天穿的长袖衣服都找了出来。一件扣不上扣子了，一件袖子只到胳膊肘。其实妈妈给我们做衣服时都特意做得大一点，以便日后长大一些的时候还能穿。可她没想到我那用来走路练得又粗又长的两只胳膊，长得比她预料的要快得多，肩膀胸肌也很丰满。柳条箱里有一件妈妈压箱底的出嫁衣裳，我偷偷穿着试了，挺合身的。妈妈的嫁衣是夹的，秋天穿上正好，我照着镜子美了半天。

我们村没有电，所有农事都靠人工。生产队的场院里堆满了强劳力从地里掰下来的玉米棒子，像一座座金山。老弱妇孺都要到场院去手工脱粒，可以挣工分的。去场院剥玉米要走很远的路，宋大大每次都让我坐上他的马车，把我捎过去。

我隆重地穿上了母亲的嫁衣，鲜艳的红色。坐上宋大大的马车时，他惊异地看了我一眼。驾辕的儿马猛然看见红色，吓坏了，疯狂乱跑，大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剧烈颠簸几乎翻倒，我紧紧地把住车帮才没被甩出去。

宋大大一边死命地拉着闸，一边扯着嗓子大声喊叫：“马惊了，马惊了，快闪开！” 村路上的人们都惊慌奔逃。马车以最快的速度飞奔，道旁的房屋树木篱笆井台草垛都一掠而过。那马慌不择路横冲直撞地钻进了道边的树林，车轮别在大树上，跑不动了，这才停了下来。

宋大大惊魂未定，满头大汗都不顾上擦就把我骂了：“穿得这么红，浪什么浪？又不是上轿出嫁，着什么急穿红的！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差点出人命啊！”

其实我也吓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我下了车，蹲在地上不动了。

宋大大气哼哼地收拾了大车，安抚了马儿，见我在擦眼泪，他又来哄：“唉呀，你不知道山里的马没见过世面吗？多会儿见过这么红的衣服啊？你回家换件衣服再来坐车吧。”

说的也是，村里学大寨战天斗地的时候，连面红旗都没有，铁姑娘战斗队，青年突击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祖国山河都红烂漫了，我们村的马还害怕红色，真是笑话。这是一只仇视红色的儿马，肯定有政治问题，是一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马。上次学校宣传队来村里演出样板戏，它也闹了一场。跃进的哥哥演杨子荣，唱到“迎来春色换人间”时，站在一边的儿马也仰天长嘶起来，那腔调和杨子荣不差分毫，惹得全场哄堂大笑。跃进的哥哥也绷不住了，笑得把后面的词都忘了。破坏宣传样板戏，这马要是人早当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了。

啊，我想起来了，这儿马就在那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旗，然后，被老宋大大用鞭子狠狠教训了一顿。它被打懵了，它听不懂反动是什么意思，向前是一鞭子，向后又是一鞭子，向左向右都挨鞭子。它不知道为什么被打，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不被打。有过这么惨痛的经历，它再见到红色，能不发疯吗？

我再也不上宋大大的车了，我宁愿穿着妈妈的嫁衣用手把着自己的脚蹲着慢慢挪。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可换。

那段路太长，干完活回家时，我的手已经把脚背磨出了水泡。

父亲看我穿着妈妈的嫁衣，叹口气说：“你不能穿件别的？”我说我没有。爸爸说：“这衣服你妈就穿过一天。你妈妈就这点儿家底了。”

宋大大和我爸说：“你家丫头真犟，说她两句就记仇了，再也不肯上我的车了。”

爸爸说这孩子也是吓坏了，再也不敢坐马车了。

爸爸就每天早晨把我背到场院，傍晚去接我，中午吃点干粮垫垫。

场院里的女人们见我穿得这么鲜艳，也和我开玩笑，说我把嫁妆穿上了。然后就讨论我将来能不能嫁出去，什么样的人会娶我。有人说，上腰岭有个瘸女人，就嫁了个好人，生儿育女了。另一人说，什么好人啊？生了一身杨梅大疮，走路样子都能看出来。队长老婆说：“别说了，人家孩子还小呢。”就有人问我：“来事儿了吗？”我睁着无知的眼睛问：“来什么事啊？”

下工的时候，一些人的腰就粗了些。队长老婆当着我的面往裤腰上别了几个苞米棒。我不安地问：“这样不好吧，集体的，不能偷吧？”

她不在乎地说：“这不叫偷，叫拿，拿自己的东西不叫偷。队的东西从前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合作化以后才归拢到一起。队里的东西也就是大家的东西，拿点用点应该的。听说外国也有个地方叫大家拿嘛。”

“那是个国名，叫加拿大。”

“哦，哦，那也一样，家里拿大伙的呗。”

入秋后我爸爸的情绪明显好转。他下工回来时常带点好东西，腰里总是别着几根高粱杆儿玉米杆儿，那叫“甜杆儿”，和甘蔗一样甜。或是拎着一串蚂蚱，几只青蛙，这些肉类扔进灶坑煨熟了也很解馋。 

 妈妈的嫁衣中看不经穿，美了不几天，胳膊肘那里就破了。我还不会用缝纫机补那个地方，机头怎么也伸不进去，所以破得越来越厉害，很像白毛女在山洞里穿的那一身儿。

妈妈说她九岁就会做鞋，总是说我不像她，手太笨。但我会动脑筋，我用旧衣服改了一副套袖，戴上去把破洞遮住，就又能出去见人了。我把以前妈妈给我织的现在已经小得穿不上的毛衣拆了，织成了一个背心，花样是凤凰尾，套在破衣服外面，也很能遮丑。

好在妈妈及时地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表哥表姐们穿小的衣服，我们不再衣不遮体了。

秋天总是有一种富饶的感觉。生产队把山林划分成片让社员上山搂草，预备一年烧火的柴草。我爸下乡第一年不敢砍树枝，上山只扛着耙子，搂了些树叶和干草回来，一点也不禁烧，很快我家就没有柴火做饭了，只好买农民家的，一捆柴草一角钱，一顿饭省着用也得烧一捆。第二年，有经验了，我爸扛着耙子，拎着砍刀带着我弟进山了。这回才像个樵夫的样子，刨一些枯树根，砍一些树枝扛回来，我家的草垛也不大不小地长高了。

攒够了粮食和鸡蛋，我爸就去城里看我妈妈了。这些粮食够我妈吃几个月，鸡蛋分给亲戚们一些，因为平时他们也吃不到。

李玲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