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一词，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它不是一个词性单一的词，而是一个词性多变的词。民间夸赞一个人，常常有诸如此类的言语：这个人很江湖。显然，江湖在这里，已经发生了词性的转变。它早已由一个名词，转变为形容词。它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讲义气、重情感、不拘小节、性格豪放、仗义疏财等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通过港台的文艺作品，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江湖遗影的最佳范例：金庸小说与吴宇森电影。金庸小说里的江湖，是侠客们的江湖。吴宇森电影里的江湖，则是黑道的江湖。但这两种江湖，都是被神话了的江湖。这些江湖里充斥满中国人日常生活根本无法一睹的神话英雄。他们或武艺高强，或枪艺精湛，但皆可一夫敌千百人。总之，他们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类，而是逍遥于律法之外的中国式“超人”。
仅人类艺术的共同想象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本质上对应的是西方的骑士文化，吴宇森电影则对应的是西方一系列的邪典影片，诸如《低俗小说》《两杆大烟枪》等等。贾樟柯的电影世界，却与前面两种江湖截然不同，他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写实版的江湖。一个中国底层社会更为实存的、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中激荡的江湖。这个江湖里的芸芸众生，与金庸、吴宇森作品中大写的歃血江湖的英雄人物，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小武》中的小武、《任逍遥》中的小季、《三峡好人》中的韩三明到《江湖儿女》的巧巧与斌斌，他们都是小写的、鄙微的、任何一个小县城里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被时代裹挟而去的普通人。这是一种颇为矛盾的影像语言，它既是写实的，又是浪漫的。我们莫如称之为写实浪漫主义。它紧贴地面，无法飞翔，却在写实中散发着普通人渴求飞翔的独特的存在苦味。
在贾樟柯的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最为真实的中国。中国的底层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高度流氓化的社会。任何已有的信仰体系，在这里都丧失了它的存在空间。它与人类总体的文明进程并没有多大关联，甚至与中国知识分子大肆倡导的儒家教义都没有多少关系。在这个强食弱肉的丛林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不是桃园三结义式的兄弟情义，便是暴力性的帮派吞噬与倾轧。贾樟柯自己在访谈里曾言，《水浒》和他初高中六年在录像厅里看的香港片，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某些程度而言，江湖是被绑缚在户籍制度上的普通中国人的一个反抗乌托邦，民众之所以酷爱《水浒》，是因为《水浒》寄喻着他们的浪漫主义梦想。前几天，评书艺人单田芳病逝，大量民众哀痛悼念。在一个以影像为主的景观社会，这种对讲故事的人的声音的单纯迷恋，确实令人吃惊。可见单田芳讲述的《七侠五义》《水浒》《三国》诸如此类的民间传奇，才是哺育中国民众的最为根本的文化原液。它像血流一般，脉动在生活在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普通民众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
桃园三结义之一的关云长，在贾樟柯电影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码。贾樟柯本人对古典流氓的兄弟情谊，有着非同一般的浓厚兴趣。但从《三峡好人》到《江湖儿女》，这兄弟情义也面临着全面凋零的危机。在《三峡好人》里，江湖情义虽然岌岌可危，但在韩三明对暴死街头的小马哥的守候中，江湖道义尚且在场。但到了《江湖儿女》，兄弟之间的江湖情义，早已风云流散，渺无踪迹。古典流氓们在信仰暴力与血腥的同时，亦信仰一个“义”字。而在当前金钱至上的流氓社会里，流氓与流氓间并不存在情谊，他们只是赤裸裸的权力与金钱关系。偏瘫归来的郭斌自己都知道：“整个大同，只有你（巧巧）不笑话我。”整部影片，实际上讲述的是江湖人士所信奉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原教旨主义的共产意识的破产，与江湖在现实生活中的彻底撤离：男人们因为权力与金钱的博弈，江湖道义荡然无存。仅仅剩下一位女性，践行着真正的“江湖道义”，并为这最后的江湖信念，延续着基本的尊严。
对贾樟柯而言，关云长便是中国古典文化里最佳的兄弟情义代言人。这部影片也可以叫“关二爷失踪记”。众所周知，为了兄弟情义，关云长曾千里走单骑。影片初初开头，便是麻将馆里的一场流氓纠纷：因为金钱纠葛，索债者与欠债人（贾老板）为了债务问题，需要老大郭斌摆平。贾老板先是撒谎抵赖，在郭斌的追问之下，承认了欠债事实。这个场面十分有趣，郭斌为了让贾老板承认事实，请出他们共同敬奉的“二爷”，也即关云长塑像。在“二爷”的面前，贾老板终于吐露真言。在这里，武财神关二爷的雕塑，不仅仅代表着财运，更是流氓们的《圣经》——一种不言自明的道德律令——对信奉江湖道义的兄弟而言，它起着《圣经》一般的作用。众所周知，基督徒手掩《圣经》时不可撒谎，大同的流氓无赖面对关二爷的塑像之时，也不能有半点谎言。
这一幕，与巧巧出狱乘轮渡去奉节的一幕，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丁嘉丽饰演的黑衣女子，显然是一位基督徒，吃饭之前，她要念颂饭前祷词，感谢主的恩赐。但宗教信仰，并不影响她的所做所为，更不妨碍她顺手牵羊。这便是中国人的精神分裂——他们所信的，与他们所行的，常常南辕北辙、皮骨分离。郭斌也是这样的“江湖人士”，他表面上信奉“江湖道义”，却在实际的行为上抛弃江湖道义。面对曾经救他一命、为他入狱五年的巧巧，他看重的却是自身的得失：失去的金钱，失去的权力，失去的威风与体面。潮州女子林家燕的金钱与权势，可以挽救他所有的失去.....此时此刻，江湖道义毫无意义，有意义的唯有金钱与权势而已。在权力与金钱的双重重击之下，流氓们最后的底线也在分崩离析——他们丧失了他们自身的安身立命之“义”。
整部影片最为有趣的是“江湖道义”的这种性别逆转：最初，巧巧不是江湖中人，却因爱上郭斌这样的流氓，成为郭斌的同道。当她为了救郭斌一命，鸣枪入狱，沦落为真正的江湖中人后，郭斌却对这位千里寻夫的当代孟姜女说：“我已经不是江湖中人了。”是的，看过《三峡好人》的观众都知道，他所言非虚，此时的他已经是负责三峡拆迁工程某一片区的官方人士，他集官商匪身份于一身，死于非命的小马哥便是他雇佣的拆迁打手之一。正如朱大可在《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中所言：“流氓不过是国家在江湖中的一个倒影。”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流氓最终的归宿便是依附于主流，成为主流的附庸。当然，郭斌是依附失败的案例——他饮酒过度，导致偏瘫，收留他的，不是他曾想依附的主流，不是他曾十分看重的钱权，更不是他曾经的兄弟，而是被他抛弃过的女人——她坚守着他曾经信奉过的最后的江湖道义。
这有趣的性别逆转，这最后一块江湖浮冰上的女性凸显，是目前流行的女权主义的影响，还是贾樟柯在塑造一位女性化的关二爷？我们未为可知。但当底层社会流氓世界的价值观，都只能依靠一位女性来守护，这对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种多么残酷的讽刺！整部影片，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古老的歌德式艺术命题：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女性，也唯有女性，能在江湖逐渐消隐、情义估值为零、一切皆在沦陷的时代，守护着人性中尚且残存的那一点美与好。
本文图片皆为《江湖儿女》海报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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