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耀明
一
苏州历史悠久，在历史上曾先后成为春秋吴国、三国东吴（前期）、元末张士诚政权的都城。
公元前514年，当时的吴国国王阖闾命伍子胥建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即今日之苏州城。苏州城建城早，规模宏大，城市至今仍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为国内外所罕见。而当时为建阖闾大城所开凿的护城河，及城内的平江河就是古运河最早的一部分。出于北进中原、称霸天下的目的，吴王夫差又从苏州经望亭，沿孟河到长江的河道进行开凿，再从扬州至淮安之间开凿了一条长达197公里的 “邗沟”。传说向南伍子胥开凿胥浦通太湖，经淀山湖到达浙江。因此，当时吴国的这对君臣是大运河以苏州为中心向南北延伸的最早开凿者。
吴国是春秋中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在关于春秋五霸的多个版本中，其中一个说法就有吴国，在吴王阖闾、夫差时达到鼎盛。吴国在社会结构和赋税制度上与中原其他诸侯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阖闾在位期间，采纳孙武建议，对内减轻税赋，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以开辟土地增加种植面积为突破口，大力发展经济。在耕作自然平田土地以外，采取筑堤造田的方法，大量拓展种植面积。如吴都蛇门外有吴世子开辟的“世子塘”，西郊有吴王亲自指导开辟的“吴王田”，使得吴国水稻产量大幅提升，储存丰富，达到“即便十年不收于国，而民有三年之食”的程度。同时养殖业也得到了规模化的发展，在吴都周边出现了养鱼的“鱼城”、养鸭的“鸭城”和养鸡的“鸡陂”。经济的繁荣，为国力的提升夯实了基础。在北上伐楚的决策上，理智地把握住“民劳，未可，待之”的原则，推迟伐楚计划，积极实施“疲楚战略”，消耗楚国实力，使楚军在六年内疲于奔命，为日后破楚创造了条件。阖闾还采纳伍子胥的建议，一方面建城郭增强国家防御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国家财政的保障制度，通过建立仓库的制度，保障了国家和社会的物质储备，既可预防天灾，也能为未来的争霸战争创造粮草补给方面的条件。此后，由于吴王夫差不纳忠言、刚愎自用，在治国之道上，背离了发展经济、顺应民心的初衷，连年征伐劳师害民，大兴土木耗尽国力，再加上天灾人祸使得民生凋敝、国本动摇，于是盛极而衰，在外敌入侵之下，快速走向灭亡。
二
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所灭。公元前306年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公元前221年，秦国扫平六国一统华夏，在江南吴越故地，设会稽郡。苏州城是会稽郡的治所，是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的江东地区行政中心。西汉吴王刘濞统治苏州时期，开山铸铜，煮海为盐，减免赋税，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苏州被司马迁称之为“江东一都会”。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在吴郡大规模屯田，围垦湖田、兴修水利，疏浚了苏州到今常州之间的运河水道，使吴郡成为太湖流域的经济与交通中心。
隋朝开皇九年，废吴郡，改吴州为苏州，辖区范围包括吴县、昆山、常熟、乌程（今湖州）、长城（今长兴）。唐武德七年，苏州下辖7县、一百九十四乡，在籍户数达到十四万三千二百六十一，税茶盐酒等钱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七十六文。至唐朝大历年间在苏州实施的屯田，使田亩数量激增。大历十三年升苏州为江南唯一“雄州”。唐朝末年苏州居江南诸州首位，赋税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占到相当的份额。公元825年，著名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在阊门到虎丘间全长约七里的区间内，疏浚河道、筑堤防涝，完善了大运河苏州段山塘河堤，使山塘河和山塘街的水陆交通更为便利。
宋代，苏州成为国家主要的粮食产区，绢绸产量首屈一指，当时两浙路每年的税绢达到了三百万匹。商业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而繁荣，行业细分多达数十种，以至于城内的许多街巷名称，都以行业分布特点来命名。《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了北宋宋神宗熙宁十年苏州的商税为51034贯，在全国名列前十。“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据传就出现在北宋。到了南宋，更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北宋时期对于大运河的作用是高度重视的。宋神宗庆历元年，苏州通判李禹卿筑太湖大堤80里，成为运河东堤，开凿横港运粮河。全程从今湖州到长兴夹浦，大大便利了漕运。元丰三年，朝廷赐米3万石，用于疏浚运河苏州段浅滩。宋徽宗宣和三年在苏州吴江长桥垂虹亭北的桥墩刻立水则碑用以观测水位。
元代苏州经济保持发展趋势，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苏州被描绘成“一个壮丽的大城，周围有二十英里，出产大量的生丝，这里的居民不仅将它用来织造绸缎，供自己消费，从而使所有的人都穿上绸缎，而且还将之运往外地市场出售。他们中间有些人因此而成为富商。城中居民之多，确实令人惊叹……居民中间有许多医道高明的医生，善于查明病源，对症下药。有一些人是学识渊博的著名教授或者我们应称之为哲学家，还有一些人可称为术士或巫师……苏州在法律上管辖十六个富裕的大城市与市镇，商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苏州的名字就是指'地上的城市’，就像京师的名字是指'天上的城市’一样”。
明代的苏州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东半球第一商业大都会和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洪武二十六年，苏州耕地占全国的1%，实缴税粮占全国的9.6%。及至明代中叶，蚕桑持续发展，使苏州成为当时与南京并列的全国最大的两个丝织业中心。万历年间苏州城里的织工、染工多达万余人，手工作坊的大规模出现，使苏州的丝织业成为商品生产性质的工业，苏州由此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手工业城市。而苏州的商业税收和手工业税收也是全国翘楚，但是繁重的税赋反过来也激化了社会矛盾。明万历二十九年，内监孙隆到苏州担任税监，他税上加税，在已征税外，每台织机加派白银三钱，丝织品每匹加银三分，造成苏州机户因不堪重税而停工，数千织工染工失业，于是引爆了因生活无路而激发的织染工匠的抗争事件。当时的歌谣这样描述这一事件：“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杀麦杀禾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千人奋挺起，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上千工人集结于玄妙观，公推织工葛贤等几人为首，他们焚毁税官居室，杀死了税官黄建节，吓得税监孙隆逃往杭州。
三
明宣德四年户部设钞关，在商运中心地段对商货税款用钞交纳，在长江、大运河上设置了十几处钞关收取钞银。景泰元年正式在濒临运河、“上接瓜埠，中通大江，下汇吴会巨浸，以入于海”、号称“十四省通衢之地”的“吴中第一大镇”浒墅建立关署，名浒墅关。浒墅关辖望亭、吴塔、木渎三巡检司，及吴淞、浏河、白茆、福山沿海四港，在明代全国八大钞关中税收额名列第二。《万历会计录》记载浒墅关的定额：本色钞586万余贯、钱1173余文、折色船料正余银39900余两。明末“军饷惟艰”，为解决庞大的军事开支，朝廷不断追加税收任务，到崇祯七年，浒墅关年征收银两近18万两。
清代的苏州在经历了明清政权更迭的阵痛之后，经济持续发展。乾隆四十年，苏州府生产的大米达到2000万石，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粮仓。得益于运河及四通八达的水运，苏州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商品贸易的集散中心，及全国最大的米市。闽广外洋的番货、内陆的北货、江南的丝绸百货，都汇集于此，进行交易和转运。晚清江苏巡抚林则徐说“天下漕赋四百万，吴居其半”，可见当时苏州在国家财政收入上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阻断漕运，海运兴起。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洋货冲击了苏州的民族工商业。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使苏州逐渐失去了传统的商业中心城市地位。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苏州已经完全沦为“商业消费城市”。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州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经济实力稳步增强。2020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了2303亿元，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从第五位首次上升到了第四位。其中，税收收入2005.1亿元，同比增长0.7%，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87.1%，总量、增量、税收占比均位列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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