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
归有光曾八次进京赶考，均名落孙山。嘉靖四十四年（1565）这一科的主考官是高拱，同考官是余有丁。余有丁在阅卷的时候，发现了一份“古色黯淡”的考卷，立即引起了注意。他判定，这样的文章只有归有光才能写得出来，郑重地推荐给主考官高拱。高拱读过后，果然十分欣赏。
当时，余有丁与翰林学士都认为，归有光是这一科进士中的第一人，没有谁能有这样的功力。然而，发榜时归有光竟列为三甲进士，这让天下的读书人为之失望。据说是有人“故乱其卷”，但查无实据，只能留下遗憾。此时归有光已是花甲之年。按照惯例，他成为考官余有丁的“门生”之一，而余有丁仅有三十九岁。
然而，余有丁并没有这么想。在他的心目中，早就将散文家归有光视为自己的老师。
心向往之 缘吝一面
余有丁，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他的父亲余永麟，以举人身份出仕为官，最初为浦城教谕，后来担任浦江和昆山知县。余有丁自幼聪慧，博闻强记，日诵诗文数千言。在父亲任昆山知县时，余有丁曾随父亲住在昆山。他听说昆山有一位知名学者归有光，人称震川先生，三十五岁时获乡试第二名，参加会试却屡试不第，便在安亭世美堂教书授徒，从者数百人，同时写下了大量散文，文名极盛。好学的余有丁一心想拜归有光为师，归有光也知道他聪敏多才，有意纳入门下。但由于世美堂距昆山城有四十多里水路，走吴淞江来往颇不方便，两人最终失之交臂。
于是余有丁愈加认真地阅读可以找到的归氏文章。归有光素雅简洁的文风和所抒写的真情，给余有丁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父亲余永麟在昆山的任期比较短，随后擢升为苏州府通判，谁知未及赴任就因病去世了，这给余有丁的生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幸而扬州一个郝姓富翁慕名请他去教家塾，三年后，又资助他入太学深造。
嘉靖四十年（1561），余有丁以太学生的身份参加顺天（北京）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复被主考官置为上等。殿试时，定为一甲第三名（探花）。这时，他才三十五岁。
余有丁的一生，注定了与苏州人有不解之缘。除了昆山归有光，他考取探花的这一科，状元申时行是吴江人，榜眼王锡爵是太仓人。一甲三人都入翰林院供职，万历年间他们又一起进入内阁，同时担任宰辅，成为一代名臣，这在整个明王朝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担任翰林院编修后，余有丁的主要任务是起草皇帝的诏书或敕文。按惯例，接受皇帝诏书、敕文的官员会预先写好初稿，送到编修手中，请编修稍做润色即可，同时馈赠丰厚的礼物，以期多多美言。孰料，余有丁初次遇见这样的事竟十分震怒，断然拒绝。他这样做，其实是让自己不受拘牵，能以公允的观点起草诏敕。受诏的官员颇为担心，但看了余有丁起草的诏敕，评价公允、措辞得当，不由心服口服。
委婉真切 情理相合
万历年间，杭州突然发生兵变，形势严峻。朝廷派兵部侍郎张佳允为浙江巡抚，前去处理。临行前，张佳允专门登门拜访余有丁讨教对策，余有丁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攻心战术。他说，杭州部队过去的主官徐景星威望很高，现在因失职而闲居于蓟门，不妨带着他一起去杭州劝诫兵士，兵变不过是一时兴起而为。张佳允按照他的办法，将徐景星请来，同去杭州，一场兵变果真被消弭了。
万历十年（1581）六月，大学士、内阁首辅张居正病危。张居正深知事业需要有人来继承，又明白只有余有丁足以承担这个大任，于是竭诚推荐。在张居正去世的前一天，朝廷任命余有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中枢机务。明代自洪武后期起不设丞相，内阁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入阁以后，余有丁与张四维、申时行同为阁臣，相互支持，共同辅政，一改嘉靖年间阁臣的倾轧之风。内阁大臣中不断发生各种矛盾冲突，余有丁利用自己的身份，从治理国家的大局着眼，化解危机，协调关系，获得了“宽宏儒雅、淳厚简朴”的赞誉。
万历十三年（1584），又发生了高启愚案。先是御史丁此吕上疏弹劾礼部侍郎高启愚，攻击他在主持南直隶乡试时出考题《舜亦以命禹》，其含意是劝张居正当皇帝，这等同于谋反。申时行恼怒极了，立即在皇帝面前告状，说丁此吕以这种暧昧之事陷人以死罪，恐怕谗言还会接踵而至，真是太危险了。吏部尚书杨巍秉承申时行的旨意，上疏建议将丁此吕贬出京城，万历皇帝很快同意了。然而，以李植为首的一批御史群起弹劾杨巍，并将矛头直指申时行和内阁次辅许国，试图打倒他们，推举王锡爵上台。万历皇帝一时拿不定主意了，很想留任丁此吕，并罢免高启愚。在这状况下，没有退路的申时行被迫奋起应战。三位内阁大臣申时行、许国、余有丁一起辞官，集体抗议万历皇帝这样的做法。
《余文敏公文集》卷九，载有余有丁的《乞假调理疏》《乞归疏》及再疏、三疏、四疏。他给皇帝的请假信、辞职信，竟接二连三写了多封，理由是身体有病，难以胜任大臣之职。弦外之音却不难听出：“病日有加，命且不测。医者言，病犯嗝噎，势不可为，汤液难攻，月计不足，须解职任从容岁时……恳疏乞身仰望皇上愍臣迫切至情，怜臣委顿贞疾，放归田里。”
看来，余有丁果真是从归有光那里学到了很多，奏疏的文字委婉真切，情理相合，令万历皇帝左右为难，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耐人寻味的是王锡爵并没有跟着李植等御史走，恰恰支持三位辞职的阁臣，上疏万历皇帝，将申时行称赞了一番，说他“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在这种状况下，万历皇帝于是再次改变主意，维持将丁此吕贬出京城的决定。一场政治危机终于出现了转圜。
如此湖山 依旧风景
明隆庆四年，因为无意间卷入政治漩涡，由浙江长兴县令调任河北顺德府通判的归有光，获得了一个机会，以邢州倅的身份进京朝贺万寿节。他经过再三思考，决定上书乞改国子监的职务，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以经学训诲学者，并研究史学。经过恩师高拱等人的引荐，他被提升为南京太仆寺丞，留在北京内阁制敕房，负责纂修《世宗实录》。时任内阁大臣的余有丁或许为之助了一臂之力，尽管我们一时难以找到明确的佐证。
这给予从小就想当史学家的归有光极大的精神安慰。他全力以赴，潜心著述，直至病逝于任上。
清代藏书家、学者徐时栋，与余有丁同为鄞县人，在《烟屿楼笔记》卷十中，记载了余有丁晚年在故乡的轶事：
明余文敏公有丁，以南学士告归。即东钱湖月波寺废址，营“五柳庄”。辟地百亩，园林之胜，甲于两浙。其中楼台亭榭，悉摘《归去来辞》中字名之。详见集中自记。其后神宗书“名山洞府”四字赐之。顾当时营创数年，方构舒啸楼，而入阁之命下，刻期督成，大会亲友，畅饮数日而别。竟卒于位，终不能遂归去来之愿也。其后卉木凋谢，亭榭荒芜。康熙间，余氏归地于寺，重建梵宇，即今月波寺也。而于殿侧奉文敏塑像。又久之，寺僧迁像僻处。文敏子孙式微，未有能正其事者……
余有丁曾以东钱湖月波寺废址，营建占地百亩的五柳庄，打算在此安度晚年。谁知楼台亭阁尚未建成，他奉命入阁，只得匆匆与亲友告别。后来逝世于任上，再也无法遂“归去来”之愿。很快花木凋谢，亭榭荒废。由于他子孙式微，没有人能署理庭园事宜，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将五柳庄的百亩土地归还寺庙，重建了月波寺，在殿侧供奉余有丁塑像。但后来，寺僧又将塑像迁移到了僻静处。
徐时栋曾为余有丁祠堂撰写三副对联，其中之一云：“天上已宣麻，只故乡如此湖山未能抛得；门前曾种柳，看今日依然风景定是归来。”
今天的宁波东钱湖风景区内，仍然保留着余有丁墓地遗存和余相书楼（余有丁晚年读书处），供游客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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