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缘
穿过苏州博物馆的曲径回廊，我们会遇到一间特别的屋子，茅草屋顶、木质梁架，画桌上长卷铺展，庭院中竹石环绕。这是一座仿宋的江南民间厅堂建筑，从两明格子门到编竹夹泥墙，都参照了《营造法式》记载的规制。
屏壁后的《墨戏堂宋斋记》这样形容宋代苏州：“物资之阜，井邑之富，冠盖之多，人物之盛，跃起而为东南冠，其文化之影响力，自兹愈深愈远。”苏博设计者贝聿铭希望让这间画斋本身成为展品，既展示传统建筑艺术，又重现宋时江南风雅。
宋代是古建筑发展的一个高峰，成书于北宋的《营造法式》堪称一部建筑学的百科全书。以在南京江南图书馆重新发现此书为契机，朱启钤在北平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上世纪30年代起，学社成员梁思成和刘敦桢各自带队，开展大规模的古建筑田野调查工作。尘封的历史碎片被小心拾起，缝合成他们的求索之路、我们的寻宋之旅。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
在无人机航拍的镜头下，苏州城是一派古今辉映的风光——前景是重建于南宋的北寺塔，宏伟中不失秀妍，远处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时光倒转100年，人们眼中的天际线全然不同。后来成为中国营造学社通讯员的德国人鲍希曼写道：“中国两个最辉煌的城市杭州和苏州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它们引以为傲的宝塔都坍塌了。”这个说法有些耸人听闻，但古建筑岌岌可危，是不假的。
1924年，杭州的雷峰塔轰然倒下；1928年，苏州甪直的保圣寺大殿半边坠塌。它们本都是北宋遗存。此前，保圣寺罗汉塑像已受到文化界关注，却仍未逃过被压毁的命运，只余半堂。“当时想要保护的是器物，却对建筑缺少认知，不知道如何判断年代，也不了解它们的价值。”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图书馆馆长白颖这样说。如梁思成所讲，“直到20年代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建筑艺术的重要性决不低于书法和绘画。”
以现代科学方法修葺古建筑的案例，到1931年才出现。南京栖霞寺旁，矗立着一座精美绝伦的舍利塔，重建于承唐开宋的南唐时期。卢树森和刘敦桢主持修复时指出，塔的结构像人的骨干，宜求充实，雕饰则像皮肉，不可增补。梁思成评价说：“至为谨慎精审，开我国修葺古建未有之佳例。”
中国营造学社与江南的初遇，亦是从一项修复计划开始的。1934年10月，梁思成、林徽因及助手刘致平应邀来到杭州考察六和塔，严谨的理工男梁思成用拟人修辞吐槽道：“使塔而有知，能不自惭形秽？”他觉得清代重修的外部木檐盖住了内部南宋砖砌塔身的秀丽样貌，让六和塔显得“肥矮”，准备让它恢复原状。
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宣平县（今武义）陶村的延福寺是一座千年古刹后，学社成员继续南下。这段路程需要翻越一座险峻山脉，他们雇轿辇、住村店，费了几天周折才到达目的地。寺内，林徽因拖着病弱之躯攀上了积满尘垢的梁柱。他们判定延福寺大殿建于元代，“结构犹存宋风”；又在金华天宁寺发现一座元代大殿，“此外沿途对于江南民居及桥梁，亦随时注意，收获尚称丰富。”
回程的路上，梁、林二人路过苏州与南京，顺便调查了甪直保圣寺和栖霞寺舍利塔。钱塘江畔层林尽染，栖霞山岭枫叶红遍，江南以温柔秋意迎接从北平远道而来的客人，只是他们顾不得赏景，一刻不停、只争朝夕，为的是“扶大厦之将倾”。
一声“聚若许古物”的惊叹
冬日里，苏州文庙内的四大宋碑陈列厅经过装修重新开放。而在1936年8月，刘敦桢冒着一场大雨来到这里，看了《平江图》《天文图》等宋碑，或许与今天的我们一样，他踮起脚来辨认字迹，为找到熟悉的地名雀跃不已。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塔、双塔等留存至今的宋代建筑，他在两天里马不停蹄，几乎全部看尽。这是中国营造学社对江南的第二次考察。
乍雨乍晴的湿热天气、推销商品的吵闹人群，都是这次短途出行的槽点，但苏州的古建筑，带给刘敦桢极大的惊喜。他向梁思成分享苏州见闻，两人“相与惊诧”：“大江以南，一城之内，聚若许古物，舍杭州外，当推此为巨擘矣。”
一个月后，刘敦桢约上梁思成再访苏州，卢树森、夏昌世随后参与进来。两次考察的首站均是玄妙观三清殿，这是江南规模最大的南宋木结构建筑。刘敦桢记述：“内部中央数间施上昂及插栱，尤为海内不易多睹之例。”梁思成在注释《营造法式》时为“上昂”配图，选用了苏州玄妙观三清殿、金华天宁寺大殿的照片，这一斗栱构件在北方罕有，仅在江南得以一见。
自玄妙观至双塔，学社成员们从繁华的观前街进入幽深的定慧寺巷。他们看到的双塔“檐牙凋落，古色斑驳”，夏昌世拍照时在西塔第二层的素枋上发现记载着修建情况的题字，“历时八百寒暑，残余墨迹，已如粉状浮于枋之表面，一经触手即归乌有”。他将辨认出的140余字与府志对照，能证明它建于北宋初期。
与虎丘云岩寺塔类似，双塔的外观是八角形，内部配置则遵守北魏以来的旧法，刘敦桢称其“足为唐宋间砖塔平面变迁之证物”。仿木结构的八角形石塔在五代末至宋初始见于江南，杭州的闸口白塔和灵隐寺双石塔也属此类型。刘敦桢认为，这种塔很有可能起源于南方，进而影响到中原和北方，一直延续到明清。
刘敦桢将两次考察的结果写成《苏州古建筑调查记》，成为有关苏州古建最早的系统报告。其子刘叙杰写道：“他用实际的事例，反驳了当时某些学界人士认为江南无优秀古建筑的错误看法。”
一次“厚积而薄发”的开拓
通过对江浙古建的调查，中国营造学社较早地发现了南北方建筑的异同，这让他们从无到有搭建起的建筑史时空框架变得更加完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李路珂表示：“学社早期的工作重点是对时代风格的探究，注意力集中在北方官式建筑上，到四五十年代时，他们都意识到需要调查更多的地方建筑和民居建筑。”
在1936年的苏州考察路线中，这种转向初现雏形。学社成员漫步于拙政园、留园、木渎严家花园等地，看到的是在《营造法式》中无据可考的造园艺术。刘敦桢心中早有计划，他想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园林。
江南给刘敦桢的初印象始于1903年，6岁的他路过苏州，对有着舟楫往来和各色石桥的河道记忆深刻。26岁时，他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执教，与姚承祖结成“忘年交”。姚承祖出生于香山帮木匠世家，他的《营造法原》手稿被刘敦桢推荐给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认为：“它虽限于苏州一隅，所载做法，则上承北宋，下逮明清。”白颖说：“北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都是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营造法原》作为记述江南传统建筑做法的民间专著，对研究者来说是重要的补充。”
1927年，刘敦桢前往南京，参与创建国内最早的建筑系，后又迁往北平。十年后重游苏州，他练就了一双“看山不是山”的火眼金睛。在他心中“C位出道”的园林是“汪园”，即环秀山庄，“假山峥嵘直上……势若天成”。环秀山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宋代为文学家朱长文的药圃。被刘敦桢推为苏州第一的湖石假山则是叠于清代，如今为了安全考虑，假山无法登临，但咫尺间的千岩万壑，一如当年。
此次来苏前，刘敦桢得知童寯也对江南园林萌生兴趣，开始与他通信。童寯是梁思成在清华的师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室友，在上海工作的他比身在北平的刘敦桢更有调查的便利。另一位朋友杨廷宝到上海出差，得到的招待方式就是同游园林。他与童寯“数次到甪直保圣寺看唐塑，游南翔古猗园”。这四位后被誉为“建筑四杰”的先行者，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1932年至1937年间，江浙沪27个县市的109处私家园林都留下了童寯的足迹。有的园子已经荒废，他就给看守人一些小费，获得参观拍照的机会。在昆山和吴江，他两次被怀疑是日本奸细而被带进警察局。童寯的《江南园林志》在1937年夏天被刘敦桢带到中国营造学社，据刘致平说，学社成员看过后异常震撼：“独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而且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整个理论框架，给后来者的研究空间也很小。”朱启钤甚至想当“猎头”，让梁思成想办法把童寯挖到学社里。
一段“自有后来人”的余音
《江南园林志》的出版计划，因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而搁浅，存进银行的手稿遭遇大水，令朱启钤万分自责。25年后，这部古典园林的开山之作才坎坷问世。杭州六和塔的“瘦身”最终未能完成，梁思成的热忱与图纸一起沉寂在箱底。
动荡的时局中，朱启钤家资散尽，无力维系，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无声地消失了。但他们一手燃起的炬火，散作满天星辰。梁思成与刘敦桢分别在清华和东南大学任教，并称“北梁南刘”。刘敦桢深入到民居、园林等学社没来得及探索的学术领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古建研究人员。
1959年从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苏州市园林管理局原副总工程师詹永伟参与到刘敦桢组织的园林建筑测绘工作中。“严谨、细致、要求高”，是他回忆起这段经历的第一反应，大到位置、高度，小到石头形状、树叶形态，都必须精确，“一张图纸画了好多次，刘先生才点头同意。有的同学急性子，气得拍案离开，过一会儿再默默回来。”
刘敦桢为童寯的《江南园林志》写下序言：“余惟我国园林，大都出乎文人、画家与匠工之合作，其布局以不对称为根本原则，故厅堂亭榭能与山池树石融为一体，成为世界上自然风景式园林之巨擘。”刘敦桢的《苏州古典园林》则由杨廷宝和童寯作序：“中国古典园林精华萃于江南，重点则在苏州，大小园墅数量之多、艺术造诣之精，乃今天世界上任何地区所少见。”
有趣的是，反观1936年的《苏州古建筑调查记》，形容怡园和拙政园“布局平凡”，狮子林“了无生趣”，留园“庸俗无足观”，像先抑后扬的“凡尔赛文学”。詹永伟认为，无论是学者还是游客，对园林的认识都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进步的。
上世纪30年代时，童寯目睹旧迹凋零，将园林比作“美人迟暮”：“惟有爱护一草一椽，庶勿使为时代狂澜，一朝尽卷以去也。”50年代时，刘敦桢提出应对园林加以保护和整理，“如是则数年后，苏州将成为全国具有传统风格的园林城市”。但愿今日的“百园之城”苏州，能为他们带去一丝宽慰与欣喜。而循着前辈大师的足迹走上“寻宋之旅”，是在寻找古建筑蕴含的美学密码，寻找千百年传承的江南文脉，更是在寻找他们身上“笃行不怠”的执着与“无问西东”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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