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忠
1947年7月，东山连着下了几个星期的暴雨，太湖洪水泛滥，镇区王衙门前（现西街）、杨湾大浜河头、翁巷席家湖等地方都洪水漫村，水深过腰，大批禽畜与一批苏北逃难来东山、在湖边搭棚谋生的难民被淹死。
大水退后，死难者的遗体和淹死的鸡鸭猪羊来不及掩埋，引发瘟疫。全境数天内死百人，杨湾一个小镇就病死10多人。张巷村在上海经商的大商人王汉槎正好在村里度假，也不幸染上了瘟疫，半月后病故。湖沙村首富徐子星16岁的独生女徐蕙英，原本就体弱多病，这次也不幸瘟疫染身，家中散尽千金求医购药，仍没有保住她的性命。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穷兵黩武，忙着逼捐抓丁打内战，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地方乡绅联名具呈吴县县政府，得到的答复是“全县均疫情汹汹，地方自行抗疫”。东山有前山、杨湾、渡桥、席周、潦泾、文恪等6个乡，都建有所谓的乡公所。乡公所人员眼看瘟疫在东山境内蔓延，村人一个个暴死，说不定也将危及家人，很想为地方出点力，但苦于手里既无钱又无人，一个个都一筹莫展。这时，杨湾湖沙村的徐子星经过失女之痛后，决定捐出家中大部分财产，在东山建办“寿亲义庄”，为乡人送药抗疫。徐氏在上海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的大力支持下，在沪购买了大批药品，为全东山各村送医送药，终于控制了东山疫情的蔓延。
徐子星，字介启，杨湾湖沙人。徐氏南宋迁山，世代经商，家道殷实。徐子星早年赴沪，办钱庄起家，做过美商花旗银行的买办。后来他又转向棉纱业，在上海川沙建办棉纱厂。1936年，席家花园主人席启荪沪地钱庄倒闭，席氏债务团向社会公开拍卖，徐子星用准备到香港购买一百亩土地的资金买下了席家花园，更名为“启园”，曾在园内建办棉花品种改良站和育婴堂。
据民国《乡志类稿》记载，湖沙寿亲义庄所送主要药品有长春丹、天中茶、功德水、痧药、痢药、千搥膏等6种。长春丹，药品成分有薄荷、荸荠粉、玉枢丹，主治白色脑膜炎、红色时疫霍乱。天中茶，药品成分有茯苓、苏叶、桑皮、甘草、白芍等，主治伤风感冒、时气、腹泻、头痛等症状。功德水，主治中暑、霍乱、上吐下泻……“送药说明”还有具体用法：如瘧药片每日成人2片、儿童1片等。
寿亲义庄所送药品的范围包括东山前山、后山及武山各村，还设有17个分站，这些分站分别设在前山东街的叶巷、殿前、殿泾港、王衙前；西街的夏荷园、潦里；后山的上杨湾、下杨湾、湖沙、张巷、陆巷、白沙、丰圻；武山的渡水桥、西泾、葛家渡、漾家桥、武山等村。总站每周送药一次至乡公所，再由各分站义工送至各村各户。
三山岛地处太湖中，离最近的杨湾有约10里水路，负责送药到三山岛的义工曹成是个身强力壮的中年人，每次寿亲义庄的药送至分站后，他就摇起小舟及时送往三山岛。这年9月中旬，接连数天大风雨，湖面上波涛汹涌。曹成心系孤岛疫情，冒险驾舟赴岛送药，回归途中忽遇飓风，船翻人亡，遗体漂至南太湖苇塘边才被发现。曹成殉职后，地方上向县里呈报，要求抚恤，无果。寿亲义庄感到曹成为义庄所请，送药并无报酬，家中尚有妻儿，义庄理应承担责任。此时，寿亲义庄因购药数量巨大，沪地药价昂贵，财力已近枯竭，无奈只得卖掉湖沙村一座老宅，支付了这笔数目较大的抚恤金。
半年后，东山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寿亲义庄共送出阿的平3万粒、痧药水6000瓶、长春丹1500包、天中茶4000包、千搥膏1万张，有6578人服用药品得到救治。值得赞颂的是各分站有29位义务送药员，他们冒着自己被疫情感染的风险，送药至东山每家各户。长圻、北望、三山、武山、余山等偏远小村也均惠及。这些送药的义工有坊前村（现属莫厘村）的韩运先（中共地下党员）、渡桥小学校长范承斌、翁巷村席梦龄、岱心湾刘善清、白沙吴荣祖、槎湾陈锦林、武山朱全高、石桥张子元、长圻李龙生、三山曹成等。
在70多年前东山抗击瘟疫的非常时期，中共地下党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8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第18民校党组织，通过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的关系，秘密选派韩运先（女）等8名党员来到东山，以翁巷坊前安定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准备建立中共党组织。这时东山瘟疫蔓延，安定小学旁边的长泾村（现湖湾村5组），原本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血吸虫病区，全村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染上这种病。该村卫生条件差，村人抵抗力弱，是瘟疫的重灾区。学校附近的网船村（现席家湖村）全是渔民，一家几口人吃喝拉撒都在一条小网船上，生活吃水就在小河浜里取用，传染瘟疫后上吐下泻的人特别多。代理校长韩运先亲自担任了坊前施药站站长，负责长泾村、网船村的送药任务。她白天在安定小学校上课，晚上带领几名党员和数名入党积极分子，到长泾村与网船村施医送药，拯救病人。在对敌与抗疫斗争中，一批进步青年经受考验加入了党组织。1948年6月，东山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东山支部在坊前安定小学成立。
半年后，东山疫情得到控制，杨湾徐氏寿亲义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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