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文徵明与拙政园
拙政园为典型的文人写意山水第宅园,在明代,吴门画家一方面在山水画中糅入了人性化的园林意趣,一方面在园林中也融合山水画的意境,为明清之际的绘画、园林艺术作出了贡献。
拙政园初建时,园主王献臣和文徴明过从甚密,文徴明曾为王献臣的父亲写过《王氏敕命碑阴记》。文徴明所作拙政园图及记,不仅是艺术奇葩,且是研究文徴明与拙政园创始人王献臣、乃至绘画史、园林史的第一手资料,故历来受到重视,并常为各种论著所引证。
2006年4月25日,《姑苏晚报》刊登了张镛先生的文章,列举了种种故事,讲述文徴明与拙政园之关系,都为以往史籍所不载,可以说为拙政园的史料研究填补了某种空白,只是其中尚有不明之处,故而特提出商榷。
按张文所记,拙政园系按文徴明图而建。传世所知文徵明手书拙政园图共有6种,从内容看,张文所记应为民国8年(1919)中华书局印本《文衡山拙政园书画册》,出版时的“提要”云:“原册图三十一页,副页题咏。记一页,明跋一页,俱绢本。戴文节补总图一页,副页题识。文后山临本一页。均纸本。清人题首、跋语,均纸本”。内小楷《王氏拙政园图记》,末识“嘉靖十二年(1533),岁在癸巳三月既望。长洲文徴明著”。款傍有白文“文印徴明”、朱文“衡山”两方印。首尾共46行,每行22字。所题拙政园诗31首,初稿见于文嘉钞本中,约在嘉靖十年(1531)左右,二年之后,增加《玉泉》一景,成为31首。
而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四年(1509),早于成画时间24年,文徴明自己在《记》中说:“徵明漫仕而归,虽踪迹不同于君……而独有羡于君,既取其园中景物悉为赋之,而复为之记。” 说得很明白,他已经去北京做了一阵官(待诏),回来后因为羡慕王献臣的园林,所以特为拙政园景物赋诗作画。张文中说文徴明画的是设计图,“画了7年之久” ,以及“边设计、边施工”等论述,令人困惑。而其余5种拙政园图,虽不断有人考证真伪,但时间均晚于1533年,更不可能是设计图。
从册中的钱泳题签和跋,戴熙补《拙政园全图》及跋,钱杜跋,文点摹“瑶圃”一景,及张廷济、苏惇元、吴云、何绍基等跋,知此册曾收藏在海昌朱仲青家。朱仲青在道光十二年(1832)花费一年多时间,将此《记》刻石为38行,每行12字,款旁两印改用“徴”“明”朱文联珠印。现拙政园“拜文揖沈之斋”壁间所嵌文氏记,即光绪二十年(1894)张履谦据朱拓重刻的。而册中的诗画,则近年由苏州国画院蔡廷辉先生刻石陈列于中部复廊中。
张文言之凿凿,“远香堂当年曾是文徴明的画室和书房”,这就更令人不解。远香堂得名于清乾隆年间,其前身为王氏拙政园“若墅堂”,厅堂是园林中的主体建筑,是园主举行重大活动或接待贵客的场所。文徴明世居吴地,更不是王氏门下清客,本拥有高师巷停云馆宅园,以拙政园主厅作为画室和书房不啻天方夜谭。
文徴明诗画拙政园,为这所名园增添了一段佳话。但我们在论及史话时,切忌主观臆测和无中生有。倒是历代的后人,为了纪念文徴明,将收集到的文徴明手迹制作成匾额楹联或书条石安放在园中,如雪香云蔚亭中的抱柱对,西部水廊中的石刻千字文,香洲和放眼亭上的匾额等,让游人在饱览秀色的同时,欣赏到这位艺术大家的传世墨宝,为这所明人写意山水园锦上添花,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