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文徵明与拙政园

 

    拙政园为典型的文人写意山水第宅园，在明代，吴门画家一方面在山水画中糅入了人性化的园林意趣，一方面在园林中也融合山水画的意境，为明清之际的绘画、园林艺术作出了贡献。

    拙政园初建时，园主王献臣和文徴明过从甚密，文徴明曾为王献臣的父亲写过《王氏敕命碑阴记》。文徴明所作拙政园图及记，不仅是艺术奇葩，且是研究文徴明与拙政园创始人王献臣、乃至绘画史、园林史的第一手资料，故历来受到重视，并常为各种论著所引证。

    2006年4月25日，《姑苏晚报》刊登了张镛先生的文章，列举了种种故事，讲述文徴明与拙政园之关系，都为以往史籍所不载，可以说为拙政园的史料研究填补了某种空白，只是其中尚有不明之处，故而特提出商榷。

    按张文所记，拙政园系按文徴明图而建。传世所知文徵明手书拙政园图共有6种，从内容看，张文所记应为民国8年（1919）中华书局印本《文衡山拙政园书画册》，出版时的“提要”云:“原册图三十一页，副页题咏。记一页，明跋一页，俱绢本。戴文节补总图一页，副页题识。文后山临本一页。均纸本。清人题首、跋语，均纸本”。内小楷《王氏拙政园图记》，末识“嘉靖十二年（1533），岁在癸巳三月既望。长洲文徴明著”。款傍有白文“文印徴明”、朱文“衡山”两方印。首尾共46行，每行22字。所题拙政园诗31首，初稿见于文嘉钞本中，约在嘉靖十年（1531）左右，二年之后，增加《玉泉》一景，成为31首。

    而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四年（1509），早于成画时间24年，文徴明自己在《记》中说：“徵明漫仕而归，虽踪迹不同于君……而独有羡于君，既取其园中景物悉为赋之，而复为之记。” 说得很明白，他已经去北京做了一阵官（待诏），回来后因为羡慕王献臣的园林，所以特为拙政园景物赋诗作画。张文中说文徴明画的是设计图，“画了7年之久” ，以及“边设计、边施工”等论述，令人困惑。而其余5种拙政园图，虽不断有人考证真伪，但时间均晚于1533年，更不可能是设计图。

 

    从册中的钱泳题签和跋，戴熙补《拙政园全图》及跋，钱杜跋，文点摹“瑶圃”一景，及张廷济、苏惇元、吴云、何绍基等跋，知此册曾收藏在海昌朱仲青家。朱仲青在道光十二年（1832）花费一年多时间，将此《记》刻石为38行，每行12字，款旁两印改用“徴”“明”朱文联珠印。现拙政园“拜文揖沈之斋”壁间所嵌文氏记，即光绪二十年（1894）张履谦据朱拓重刻的。而册中的诗画，则近年由苏州国画院蔡廷辉先生刻石陈列于中部复廊中。

张文言之凿凿，“远香堂当年曾是文徴明的画室和书房”，这就更令人不解。远香堂得名于清乾隆年间，其前身为王氏拙政园“若墅堂”，厅堂是园林中的主体建筑，是园主举行重大活动或接待贵客的场所。文徴明世居吴地，更不是王氏门下清客，本拥有高师巷停云馆宅园，以拙政园主厅作为画室和书房不啻天方夜谭。

文徴明诗画拙政园，为这所名园增添了一段佳话。但我们在论及史话时，切忌主观臆测和无中生有。倒是历代的后人，为了纪念文徴明，将收集到的文徴明手迹制作成匾额楹联或书条石安放在园中，如雪香云蔚亭中的抱柱对，西部水廊中的石刻千字文，香洲和放眼亭上的匾额等，让游人在饱览秀色的同时，欣赏到这位艺术大家的传世墨宝，为这所明人写意山水园锦上添花，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