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日报》2022年08月20日 B03版
祝兆平
一
十九世纪晚期，中年时期的吴昌硕在寓居苏州几十年间与世家名士过云楼传人顾麟士（鹤逸）的结识交往和深度书画艺术创作交流过程，再现和证明了顾麟士对于吴昌硕从生活上到艺术创作上的帮助和影响。
道光二十四年（1844）生于湖州的吴昌硕在30岁左右就开始游学于嘉兴、杭州和苏州、沪上一带，而苏州是他游学书画篆艺的重点。《吴昌硕年谱长篇》记同治十二年（1873）“邕之老友别十二年。甲申九月遇于吴下，论心谈艺，依然有古狂者风”，此条还记了在12年前，因金杰介绍，在沪上得识画家高邕之。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为周作鎔篆书缉棠碧梧八言联”“古桃吴俊书于吴门苍寿庐”，时年三十一岁。数年后的光绪五年（1879），吴昌硕于九月间又游苏州，“时客吴大澂家，为古钟拓片补梅花，潘祖荫题署”。光绪六年（1880），“二月，馆于吴云两罍轩”，开始定居苏州。三月，又赴吴下，寓两罍轩，为周作鎔、方濬益、林福昌、顾潞、朱子榛、吴云刻印。光绪八年（1882），昌硕39岁，“四月九日（5月25日），金杰赠以古缶，遂以缶命其庐，缶庐为别号。作《缶庐诗》志之”。
吴昌硕是什么时候与顾麟士相识并交往的呢？精准时间已很难考。在《年谱》中最早记录提到顾麟士是在光绪八年（1882）的夏季，“夏日，为顾麟士题棱伽山民《钟馗图》”。按常理来看，至少在这之前，他们应该已经认识。在当年的农历十二月底，还记载了吴昌硕将家眷接来苏州之事。此记颇为重要，“因故里不宁，春携眷宅居苏州西亩巷之四间楼，地近寒山寺。当时鬻艺生涯清淡，不足以赡一家生计，友人荐作佐贰小吏以维家计。佐贰指县丞”。光绪九年（1883），昌硕40岁，“三月初八，访叶昌炽于常熟客舍”。查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初八日，吴俊卿来，持到醉丈书，聘金二十两，述郑庵尚书意延课其介弟”，七月初二，“访潘祖荫于苏州寓所，为之刻'井西书屋’印”，此条对于研究吴昌硕亦颇重要。查《潘祖荫日记》七月初二日“吴苍石（俊）刻'井西书屋’印”。四日后初六记：“行草、诗文俱好，湖州人。”
查《年谱长编》，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吴昌硕43岁时，才有游怡园与顾麟士见面的记载：“六月八日，游顾麟士怡园得诗《游顾氏园林》，行书扇面赠沈汝瑾。”而根据数年前发现刊行的《过云楼藏吴昌硕信札》（谢公麟编，中国美术出版社2017出版）中吴昌硕写给顾麟士的70多封信札，研究发现其中大部分的信札写于吴昌硕40多岁至60岁这个年龄段时间，个别信札写于晚年。而从这些信札的内容可以充分看出在苏州生活期间，吴昌硕与顾麟士的生活人情交往和艺术交流。
从这些书札的具体内容看，一类是关于生活及人情交往的。吴昌硕虽然在年龄上要长顾麟士21岁，但二人在金石书画方面的志趣很是相投，又由于因生计而客居苏州的清平小吏的吴昌硕与世家子弟的顾麟士的家境有很大的不同，在书画创作方面，当时的吴昌硕虽然才气已有所显现，但总体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而顾麟士作为书画创作和文物收藏世家，很早就已成名，作为顾文彬的孙子和收藏甲富天下的过云楼和怡园的传承者，是享誉江南的收藏界和书画界的大伽，两人在经济社会地位和书画界的影响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可是，顾麟士无论在生活人情交往或书画艺术的交流中，都真情实意地视吴为老兄，为吴昌硕提供了许多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同为吴昌硕和顾麟士好友的清末名士冒广生曾在《鹤庐记》中写道：“余来吴门游顾氏之园屡矣，因得识吾鹤逸（顾麟士），而余友吴子昌硕又时时为余称道鹤逸不去口。”此文作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正是吴顾二人在苏州交往最密切的时期。尽管我们在后世出版的多种吴昌硕传记中对于吴与顾的笔墨皆无多，从这段文字中已足以证实吴昌硕和顾麟士的交往之深和友情之厚了。
二
再来看看吴昌硕写给顾麟士的一些信札，如《枉顾札》：“鹤逸六兄亲家鉴，今春承枉顾后，弟卧病甚剧，未得握手一谈，抱歉无已。兹有临桂夔笙况先生作姑苏之游，欲就鸿达谈艺为乐，属为介绍，祈相见接谈为幸。敬颂道安。缶弟顿首。五月廿日。”此札为介绍朋友札。所介绍者况夔笙名周颐，广西桂林人，近代著名词人，为“晚清四大家”之一，出身官宦之家，20岁中举人，任内阁中书，会典馆纂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知府浙江，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缪荃孙之荐，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并执教于武进龙城书院和南京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定居上海。从此信札不难看出，一是吴昌硕与顾麟士的关系绝非一般，二是也可从中看出作为世家子弟的顾麟士的豪爽重情和喜欢广交朋友的名士派头。
《失候札》：“失候，抱歉。淇泉太史在此，恐无几日耽搁，拟与兄合请吃局，即假名园（菜蔬贵精不贵多），可否？即求定期示悉。唯弟甚忙，请事欲求偏劳（即由尊处去请），应请陪客，亦由兄拟，大约藻卿必须在座也，以外或心兰、屺翁、茶邨，总求我鹤逸六哥费神。”此信中所提到的人物，都是江浙地区的著名文人，也都是顾麟士与吴昌硕的好朋友。其中除沈氏兄弟外，其余几位和顾麟士、吴昌硕都是“怡园画集”的主要成员，都是画中好友。
从信札看，此次吴昌硕主要是想在顾氏怡园宴请在苏州“恐无几日耽搁”即将赴任陕西学政的沈氏兄弟，建议由顾麟士出面请客，顺便组织一次怡园雅集，一方面是给顾面子，以他的名义出面接待即将远赴上任的贵客，一方面也是敲仗义豪爽的顾老弟一次竹杠，让他掏口袋做一次东，也是多一次怡园画社雅聚欢谈和交流切磋艺术的机会。另外，信中直言相待，毫无虚伪客套之言，也充分说明了吴昌硕与顾麟士的交情之厚，用现在话说叫“搭得够”。
三
那段时期顾麟士对吴昌硕的帮助绝不仅仅在于经济的物质生活交往，而且还体现在精神方面和书画鉴赏技艺的切磋和合作之中。作为甲富江南的艺术和古董收藏大家的过云楼主和创办怡园画社（雅集）的盟主（第二任）和召集人，顾麟士既没有将过云楼收藏的稀世珍宝深藏不露、秘不示人，也从无炫耀之心，而是毫不小气地与一些和自己意气相投的书画收藏界朋友共同鉴赏、相互交流和分享。
在吴昌硕的眼中，顾麟士家富收藏，又是家学渊源，得历代名家真迹时而习之，乃画学之正统，而自己学画既无师承，且有粗犷之气，只能欺蒙不懂中国画的日本人而已，因此希望顾麟士对他的创作时时有以教之。如《枇杷札》：“弟画得手卷，其粗已甚，本拟持以就正，今藉来使呈之，望赐一看，祈指摘为荷。复我数行，俾有进益，尤感。”就如一个文人写了篇文章或诗词，发表之前先请自己所敬仰信赖的师友提提意见，把把关。还有如《大松札》《惠纸札》，顾麟士不仅对他的作品进行品评，而且还惠赠宣纸给他，使他心存感激，而信中讲到请顾麟士指正的画作，主要是山水、松树等吴氏所不擅长的绘画题材，而这正是顾麟士绘画的强项。因为吴昌硕的绘画创作主要成就并不在山水，故后人就不太在意顾麟士在绘画创作上对他的影响了。
另外，在鉴定方面，吴昌硕也从顾麟士那里获益良多。顾麟士是当吴首屈一指的鉴定家，吴昌硕的信中常有鉴定方面的问题向顾请教和进行探讨，其中并不局限于书画，常涉及碑帖、器物等。如《再奉札》:“再奉去二拓本（散盘、曶鼎），祈法眼一定真赝。”《昨晤札》：“奉去《曹全》一本，拓甚精，祈法眼一鉴，是何时拓手。'因’字未有，'乾’字固未穿也。示知为稀，碑望即掷回。”还有如《天池札》《走访札》《索题札》等也都涉及鉴定方面的内容。
从以上所引那些信札的内容不难看出，顾麟士对吴昌硕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可谓无微不至，而吴昌硕对顾麟士给予的帮助心存感激，但这种感激又是建立在相互敬重和平等基础之上的，没有丝毫卑微低下之气。在双方心目中，都把对方看作是自己意趣相投的朋友，以诚相待，相互帮衬。
四
1913年，69岁的吴昌硕由王一亭介绍，举家迁往上海山西北路吉庆里定居。当年，他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在此之前，他已经将艺术交往和市场重点转移至杭州和沪上，并在上海与高邕之、钱吉生、张善孖、王一亭、杨东山等发起成立上海豫园书画善会。这时的吴昌硕已经成为名扬海内外的海派画家代表人物。
吴昌硕作为近代海派画家的代表人物，一生与名人的交往之广恐怕是很少有人能与其相匹配的。不说他在书画篆刻收藏界的交往，就是和当时很多文人名士及政商名家都有书信诗文或书画往来及交往。但他中年时期在客居苏州时与怡园书画会的交往在他一生中仍然是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特别是他和顾麟士的个人交往和友谊还是显得比较深厚和突出，可谓持续终生。
吴昌硕一直称自己50岁后才学画，那是他谦虚，表示以前的画不足观。其实吴昌硕近40岁时到苏州在府衙做一名小吏养家之前，在29岁时就在安吉正式拜师潘芝畦学画，并在40岁时结识了任伯年。吴昌硕到苏州定居阶段，正是对篆刻书画兴趣正浓的时候。有人认为吴昌硕从30多岁到50岁的一段时间，是他绘画艺术的第一个时期——启蒙期，而这一段时间正是他在苏州和顾麟士及苏州历史上第一个画社——怡园画集的一批画友，如画社首任盟主吴大澂（顾麟士为第二任盟主）和吴秋农、顾若波、陆廉夫、翁绶琪、倪墨耕、任立凡、金心兰、费念慈相识、相交、相知的友谊交往的最密切的阶段。而吴昌硕的天资聪颖和勤奋努力，加上他的人际交往和活动能力超强，交往广博，几十年间，在近代书画史上影响和地位脱颖而出，终成一代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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